譯者按

此文作者是我的波蘭祖母華羅琛（露存），西文名字Stéphanie Rosenthal。她1908年在巴黎求學時，和同樣留學法國的無錫籍祖父華南圭（通齋）結為夫妻，后于191 1年隨他來到了中國，并逐漸與這片土地產(chǎn)生了感情，視其為另一個祖國。

祖父是土木工程師，整日忙于鐵路和市政建設或教學。而熱愛寫作的祖母則在家中伏案疾書，將自己見到的中國訴諸紙上。她自1915年開始用法文或英文寫小說或雜文，其中大部分被譯成中文發(fā)表，早期還有祖父翻譯的，以文言文或半文言。

祖母的寫作，發(fā)自她對中國社會的感觸，如她認為不能忍受的包辦婚姻，希望這種毀滅人生幸福的制度不再多持續(xù)一天，就此出版了《戀愛與義務》等小說。又由于她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家，按捺不住地關心一切，所以又寫出涉及多方面的各種評論，匯集在一起，便構成了《心文》這部作品。1926年5月出了《心文》第一集，該年底出了第二集，然后于1934年再版時，又將兩集合并于一書。

南開學校的張伯苓校長，就是在讀過第一集《心文》后，通過商務印書館的引介，來到我們北京無量大人胡同的家里。我在張伯苓私檔全宗看到他1926年10月12日給我祖父母的一封信，便提到了這次會面。該信是邀請他們參加幾天后的校慶，而祖母正是在這一天第一次走進南開校門，也即本文中提到的“赴約”。她還把此次活動及對南開的贊美，寫進了《心文》第二集的《華人自辦事業(yè)之成績如何》。南開學校元老黃鈺生也在《南開小學：一個教育的實驗》一文中對參加校慶的祖母有所提及（《南大半月刊》，1935年第19/20期）。

祖母是1937年重返法國的，兩年后祖父也過去了。祖父于1946年回國，然后于1961年在北京去世。而祖母卻是等到了1966年春才啟程再次來中國，最后她于1970年在北京去世。期間她在1957年7月以法文筆名Horose出版了《Nos sangs melés》（意為我們的混合的血），出版社是巴黎的Nouvelles Editions Debresse，扉頁上表示該書是獻給祖父的。書里寫的全是她所追憶的真人真事，主要內容即第一部分涉及跨國聯(lián)姻的數(shù)個家庭故事，第二部分則為《朋友篇》（Nos amis），通過八個小故事介紹了自己的九位中國朋友，其中之一便是講張伯苓先生，即我摘譯的這篇。其他幾位是胡彬夏女士、郭松齡夫人、馮玉祥夫婦以及幾個普通人，都留待我日后再翻譯過來。

華新民2023年8月于北京

1929年7月，在巴黎某西餐館，站立者張伯苓，他右邊是華羅琛，左邊是法國漢學家Georges Margoulie，前排中間是少年華攬洪(華南圭夫婦之子，未來的建筑師)，前排右一是南開校友周鐘錚，圓框中的三人是鏡頭沒能攝入的在座客人。

華南圭、華羅琛夫婦1910年在巴黎

1926年出版的《心文》封面

結識張伯苓博士，是在我的一本散文集出版之后。出書的上海商務印書館有一天告訴我，南開學校為其學生買了不少冊。這令我很開心并感到榮幸。過了幾天，該學校的校長和創(chuàng)辦人張伯苓博士，便來看我了。我早就聽說過他，這是一位被廣為稱頌的人物，且名符其實。現(xiàn)在他光臨我家，心里自然十分歡喜。

張伯苓博士有著北方漢子高大魁梧的身材，他語速很慢，吐字清楚。他邊若有所思地微笑，邊向我伸出一只結實的勞動者的大手。

“得知您是這本散文集的作者，我冒昧前來祝賀，也同時想做個解釋。此因書中有篇文章以‘太多或者沒有’來批評中國的大學太多，小學太少（見作者注）。而南開便正是有大學和中學但沒有設立小學?！?/p>

張伯苓博士這樣解釋：“這是因為中國的家庭至今習慣于私塾，把老師請到家里授課，然后孩子們可以直接上中學，然后再上大學，以被培養(yǎng)成人?！边@也是不少朋友已經(jīng)跟我說過的。

我說：“培養(yǎng)成人，還是從小時候開始才更好吧?！?/p>

他又說：“我完全認同您的這個主張，高質量的初期教育確實遠勝低劣的高等教育。如果到處都見低劣的‘高等教育’，我們的國家就危險了。”

最后他說：“為了讓您了解南開學校和它的辦學原則，我想邀請您來參觀一下?！?/p>

約好了日子后，我赴約時心情快樂，滿懷著興趣。

1911年的革命之后，張伯苓博士認定國家的命運在于教育。于是一位叫作嚴修的直隸省高官，就與他一起創(chuàng)辦了一所男女混合的中學。起步時有一百多名學生，隨后人數(shù)逐年增長，繼而還設立了大學。到了1937年，南開校系便擁有幾千名學生了。

張伯苓博士并不富有，他只是一名普通教師，但他為南開學校的教育事業(yè)投入了所有的精力和時間。而嚴修則以他的全部財力予以支持。

我后來也認識了嚴修先生。他年事已高，過著令人感動的簡樸生活，住所很小，吃穿也毫不講究。三個負責供養(yǎng)家庭的兒子均只有普通的工作，對于父親把自己財產(chǎn)投入到這項美好的教育事業(yè)中，他們毫無怨言。

南開的校舍是樸素的，但建蓋得很結實。課堂通風十分好，學生宿舍在使用上很方便，也非常干凈，有著嚴格的衛(wèi)生要求。教師宿舍雖說不上高級，但舒適方面應有盡有，設備齊全。無論中學還是大學，都有游泳池和很大的操場。另外，大學部分還有一個漂亮的圖書館。至于接待大廳和食堂，雖無任何奢華，但擺放著不少花和多種稀有的植物。

張伯苓笑著對我說：“對沒打招呼便過來看看的客人，我就跟他聊聊花?！?/p>

在我頭一次來南開的那天，我們又提起了建小學的事情，并談到了它的重要性。我相信他，這位來自人民的漢子，不可能不全力以赴地去實現(xiàn)這個計劃。他微笑地對我說：“您的捐款是個起步，它推動我去尋找更多的捐款，直到足夠建起這所小學校來?！?/p>

果然沒過多久，一棟美麗的大樓便破土而出，而且它從建筑角度具有了某種示范的意義，為日后將在這座城市里陸續(xù)出現(xiàn)的更多小學校。我為自己促成了南開小學的誕生而感到很開心。

之后我又過來多次，并且住進了專為關注南開教學的訪客們準備的房間，在中學校的那棟樓里面。每回都度過一段很好的時光。在食堂里，我和老師們坐在一起，有幾位學生爭相幫我端菜，還圍著要我的簽名。

在南開，不允許勾心斗角，不允許特權，不允許特殊的關照，這在當年很少見。此校只重能力。由于知道校長的工資不比中學老師高，所以無人爭搶地位。這里的工資水平雖稍遜于他校，但大家仍很滿意，因為工作穩(wěn)定，無論張伯苓本人還是眾教職員工。

張伯苓博士是基督教徒，所以他仿效傳教士的做法，每星期天都把學校的禮堂用來做宗教活動，而在其他一般日子，它則是一個做講演或演戲或放映電影的場所。

張伯苓既喜歡別人聽他講話，也專心聽別人的，尤其是聽他學生講話。

我曾有機會旁聽過他組織的幾次會議。他對學生們說：“我這會兒是在給你們講課，但也希望你們來給我講。你們看，我手里是空的，口袋里也是空的，但我卻成功了。如果你們愿意跟隨我，我就把這個秘密說出來。我借以成功的武器是毅力、正直、效率。正直帶來效率，效率又帶來正直，同時任何時候都應有毅力。”

他接下去又說：“現(xiàn)在我下去，由你們來替換我的位置。我變成你們，你們變成我。這樣替換后，就請講一講自己的想法，并假設成是我在說話。請指派你們當中的一位，讓他上來主持。”

于是作為這場會議的主持人，他把自己的位置讓給了被指派的學生。該學生則想到什么就說什么，雙方都十分滿意。

還有一次，我在學?？戳怂麄兊囊粓鲈拕?，演的是梅特林克的《青鳥》，演技和布景均比得上歐洲最好的業(yè)余團隊。張伯苓對我說：“我不單要傳授知識，也要讓他們消遣、歡樂?！?/p>

張伯苓博士既不愿依靠政府，也不愿從屬于任何政黨。南開雖是收學費的，但費用很低，以至于只有獲得外界支持才能生存下去。而正是南開表現(xiàn)出來的正直和效率，使許多中外的個人和團體都愿意向它伸出援手，相比那些得到政府資助的學校，結果反倒是南開最不缺錢。

記得寫在南開學校墻上的箴言之一是：“茍不自強，奚以圖存？”

一片昔日的天津郊野，就這樣長成了一個享譽全中國的教學中心。在這里經(jīng)常展出的，除了學生的作業(yè)以外，還有科學研究和經(jīng)濟研究的成果等，還有學校的財務收支賬目，這都是在別的教育機構里很少見的。

南開還是一個特例，在當時的中國，很多學校都從大變小，而它卻從小變大。

美國曾經(jīng)是注重傾聽他人的國度，它意識到了張伯苓博士的價值，經(jīng)常邀請他過來講演。他的所述，都被美國方面聽進去了，且隨之付之以行動。他的博士頭銜就是在紐約獲取的。對方以示崇敬。他也從這里為學校獲得了可觀的援助。

1930年左右，張伯苓博士又去美國了。這回他知道我正在法國，就來了一封信，說想借此機會到法國來一趟，說他早就很欣賞法國人那種符合情理的處事方式。

雖然這將不是一次正式的訪問，但我認為這樣一個人物的到來，無論對法國還是中國，都會是非常有益的。因此我就告知了中國政府駐法國的全權公使。

這位外交官是被臨時啟用的，他過去在巴黎攻數(shù)學，后來長期在北京擔任公務員。

我去見了他，向他說起了張伯苓。他表示愿意請我們吃飯，并且是高檔次的。但我提出應該安排一場正式的會議，應該介紹他認識一些重要人物，應該請他參觀一些學校，對此他卻沒有表態(tài)。我感到費解，想知道緣由，因為張伯苓沒有敵人，他在全中國被愛戴。

我離開巴黎太久了，與一些有可能對這位中國教育家發(fā)生興趣的人，早已經(jīng)沒有聯(lián)系。但不管怎樣，我還是希望張伯苓博士能受到禮遇。一位在巴黎過路的中國前外交家?guī)椭宋遥刮覀兊靡栽贚UTETIA酒店舉辦一場私人性質的招待會，邀請了一些關注中國事務的相識。我邀請了公使。他本人沒有到場，但派來了一等秘書。

在對各方做過介紹之后，張伯苓用英文發(fā)言，然后被譯成了法文。

“我在到來之前，已經(jīng)對法國有所了解了，我已經(jīng)知道法國和中國有不少共同之處。我們兩國人都比美國人跑得慢，各種考慮也更周密，因此呼吸得更暢快。雖然我欽佩美國式的效率和英國式的風度，但同時也欣賞法國式的尺度。在法國，所有一切都有適當?shù)某叨龋瑹o論日常生活、藝術和文學，均如此。體現(xiàn)在法國的紀念性建筑和一般建筑上，便是適當?shù)谋壤?，既不過于高也不過于低矮，既不顯得太奢華也不感覺窮酸。先賢祠（Pantheon）容納了整個的法國，那些被世人崇拜的法國偉人都匯集在這里。先賢祠便是一個建筑成就，一個體現(xiàn)了和諧，體現(xiàn)了適當尺度的建筑成就。”

在張伯苓走后，我還是依然想弄清楚這位中國公使敵視他的原因。后來發(fā)現(xiàn)，其實他僅僅是出于嫉妒，因其個頭矮小，且沒有張伯苓的口才。

在中日戰(zhàn)爭打響之后，南開學校成了日本人襲擊的首要目標之一。它被炸為灰燼。但張伯苓博士沒有被擊敗，他又去重慶創(chuàng)建了其他的學校，之后他于1951年逝世。不久，他的追隨者又把南開學校從廢墟中起死回生，變得更加壯麗，但由于此刻全中國已經(jīng)有了非常多的小學校，所以只恢復了中學和大學，即它初始的規(guī)模。

作者注：現(xiàn)在則完全不一樣了。中國后來建設了很多小學校，其設施可以與國外的小學校相媲美。

1957年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