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濟慈傳》，[美]沃爾特·杰克遜·貝特著，程匯涓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

2023年12月6日英國《衛報》上刊登了書評人埃拉·克里默（Ella Creamer）的文章，標題是“濟慈學者發現羅馬警方調查了去世前的詩人”（Keats scholar finds that Roman Police investigated poet before death）。這位“濟慈學者”名為亞歷山德羅·格蘭奇（Alessandro Gallenzi），是倫敦的一位出版商，同時也是詩人、劇作家、小說家和翻譯家。文章說，格蘭奇在查閱十九世紀羅馬警察局的檔案文獻時發現一項有關濟慈病情的記錄，濟慈的名字被誤拼成John Xeats。記錄中寫道：濟慈接受了警方調查，女房東要求他搬離她的房子，因為他沒有向女房東說明自己身患結核病的情況。在當時的羅馬，結核病被認為是一種觸染性疾病，濟慈如果不隱瞞病情就無法找到住處，即使找到了住處，昂貴的房租他也支付不起。

濟慈在1820年年初感到胸悶氣短、呼吸困難，同時伴有肺部出血，醫生們建議他離開英國前往意大利療養。濟慈在朋友約瑟夫·塞文（Joseph Severn）的幫助下，乘坐“瑪利亞·克勞瑟號”輪船，克服途中惡劣天氣、暈船和食物稀少等困難，于1820年11月15日抵達羅馬。濟慈和塞文隨即與羅馬的一位年輕蘇格蘭醫生詹姆斯·克拉克取得聯系，希望他幫助尋找住處。克拉克醫生幫助他們找到了位于羅馬西班牙廣場26號的一處公寓，是兩間狹小但舒適的房間。順帶一提，這位克拉克醫生于1826年回到倫敦，后來成了維多利亞女王的御醫，還被女王封為準男爵。

看了《衛報》上的這篇文章，我并沒有覺得驚奇，因為哈佛大學已故教授沃爾特·杰克遜·貝特早在1963年出版的經典著作《濟慈傳》中就披露了類似信息：“女房東安娜·安吉萊蒂夫人已經猜到濟慈得的是什么病，并按照規定通知了警方。”（《約翰·濟慈傳》，878頁，以下引用此書僅標注頁碼）這應該不是什么令人驚訝的秘密。我猜想，《衛報》的這位專欄記者之所以寫這篇文章，也許是因為她覺得濟慈這位彌爾頓之后英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天才詩人，去世之前居然受到了羅馬警方的調查，這有些讓人難以接受。

其實，羅馬警方的介入是出于濟慈的結核病可能在羅馬造成廣泛傳染的憂慮，女房東也怕自己受到牽連，所以報了警。這是當時意大利和英國醫學界及民眾對結核病認知上的差異所致，英國醫學界仍在懷疑肺結核的傳染性，意大利的醫生卻不這樣認為。早在濟慈一行乘坐的船只到達那不勒斯灣時，他們不得不接受那不勒斯官方的命令：船只必須隔離十天，因為官方聽說倫敦部分地區出現了小型斑疹傷寒瘟疫，來自倫敦的這艘船必須接受監視和審查（855頁）。可見意大利人對觸染性疾病持有高度警惕性。記得米歇爾·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一書中說過：同樣是對待麻風病，法國采取的手段要比英國約克郡采取的手段兇殘得多。看來，歐洲大陸對觸染性疾病的防范要比英國嚴格。而且，當時在羅馬乃至意大利境內的絕大部分地區，結核病患者居住過的房間里的所有物品必須在他去世后用火燒掉。

塞文大概知道意大利政府或羅馬警方的這一規定。他們租住的房間實在過于逼仄，濟慈非常想換個環境，搬到隔壁較為寬敞的那個大房間里去住。大房間里“擺放著新租來的鋼琴、塞文的繪畫材料、他們買的書、一張沙發以及其他家具”（879頁）。如果有人知道濟慈搬進了這間房子，那些東西在他去世以后就都要燒掉，這些東西值一百五十英鎊左右，對經濟拮據的他們來說是一筆價錢不菲的損失。如何瞞著女房東搬進這間房間？塞文為人老實溫和，對濟慈極為忠實，他是濟慈臨終前最為可靠、最可依賴的朋友，用貝特教授的話來說，“約瑟夫·塞文正是在這個階段占據了濟慈人生故事里的突出位置”。為了濟慈，塞文不得不使出了巧詐。貝特是這樣寫的：塞文心生一計。……濟慈待在大房間里時，不能讓安吉萊蒂夫人和她的仆人進入。他滿腦子都是恐懼和對未來的不可預料，他自己在羅馬身無分文，且深陷從未預想過的處境。絕望的塞文首先搬動家具，接著把家具一件件堆起來，堵住了門。為了不引起任何人（包括濟慈）的好奇心，這事只能悄悄地做。假如濟慈知道這一切蒙蔽手段是為了逃過女房東的注意，甚至羅馬警方的調查，以及他死后塞文面臨的處境，那么濟慈一定會痛不欲生的。“最大的困難是向他隱瞞一切。”塞文覺得濟慈對他所做的事“半信半疑”，但不管到底有怎樣的懷疑和想法，濟慈此時緘默不言（879頁）。濟慈是詩人，在生活中不乏詩人的敏感，他怎么會不知道呢？他只是不想讓好友感到難堪罷了。

濟慈曾經學過醫，對自己病情的兇險程度是有所了解的。還在他第一次肺部出血時（時在1820年2月3日），據他的另一個朋友查爾斯·布朗在《約翰·濟慈生平》一書中記載：我聽見他說：“那是我嘴里的血。”我走過去；他正好仔細端詳床單上的一滴血。“布朗，把蠟燭拿來，讓我看看這滴血。”他認真地凝視了許久，抬頭看著我的臉，臉上平靜的表情我永遠無法忘記，他說道：“我知道那種血的顏色；——是動脈血；——顏色騙不了我；——這滴血是我的死亡通知書，我肯定要死了。”（819頁）當時醫生們對結核病的治療方法肯定會讓今天的人們感到可怕：每當濟慈失血，他們就割開他手臂上的一條靜脈，放出更多的血。放血治療各種疾病是英國幾百年來的普遍做法，我們在讀鮑斯威爾的《約翰生傳》時也見識過同樣的治療手段。另外，就是限制病人的飲食，這在濟慈那個時代也是常用的治療手段，其結果是病人的身體變得越來越虛弱。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的療法，蘇東坡在惠州時痔瘡發作，當地缺醫少藥，在痛苦不堪中輾轉呻吟達一百多天。后來采納一位道士的建議，用控制飲食的方法來治病，蘇東坡總結為“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當然這是萬不得已時采用的治療方法：用“主人枯槁”的代價換取疾病的“自棄去”。

更令人奇怪的是，醫生們居然不認為濟慈患的是結核病，有一位呼吸系統疾病權威羅伯特·布里醫生認為，濟慈的病從根本上來說是神經性的，治療的關鍵在于休息，避免情緒激動，建議濟慈少費心思寫詩。濟慈知道自己曾與患有結核病的家人（他的弟弟湯姆患結核病去世）朝夕相處，自然有理由懷疑自己也染上了同樣的病。但此時的他寧愿選擇相信醫生的話，“畢竟，他的確遵照布里醫生的叮囑，放棄了創作乃至思考詩歌的努力。從此刻到其人生盡頭，即便他那么熱愛詩歌，也把它完全放下了”（820頁）。

據塞文后來回憶，濟慈即便在生命最后時刻，也“從未完全失去他那令人愉快且靈活的頭腦”。那些時刻在塞文的記憶里永不磨滅，濟慈努力迸發出來的機智和歡樂，是為了他這位盡心竭力、不離不棄照顧他的摯友。最終，在去世前一兩個星期，濟慈告訴塞文，他不想在墳墓上留下名字，也不要墓志銘，只寫一句話：“此地長眠者，聲名水上書。”但是濟慈一生中最要好的兩位朋友：塞文和布朗，卻并沒有完全兌現濟慈的遺愿，對墓志銘做了潤飾，其語言“不僅背叛了濟慈臨終要求所隱含的精神，而且其改動方式恐怕會令濟慈感到痛苦不堪”（889頁）。他們只是略去了濟慈的名字，因為濟慈對此的意愿十分強烈。但他們在墓碑上刻上了這樣的話：“墳墓里埋著一位年輕英國詩人的遺體，他臨終前，為同胞的怠慢感到極度痛苦，他希望墓碑上刻下這句話：‘此地長眠者，聲名水上書。’”（889頁）其他朋友反對在墓碑上刻上“任何超出濟慈本人要求的文字”。最終版墓志銘的措辭里，塞文將“為同胞的怠慢感到極度痛苦”改為“因敵人惡意的傷害，而內心痛苦”。

塞文為什么要這樣改呢？當時英國許多人將濟慈的早逝歸罪于保守派在報刊上對他的人品和詩歌的惡毒攻擊，比如拜倫就認為濟慈是“被一篇文章殺害的”（snuffed out by an article）。在拜倫看來，保守派刊物《布萊克伍德愛丁堡雜志》和《季刊》上兩個批評家的惡毒攻擊，把濟慈給活活氣死了。這兩個批評家是約翰·吉布森·洛克哈特（即不久成為著名小說家司各特乘龍快婿的那位有才氣而傲慢的人）和約翰·威爾遜·克羅克。拜倫還寫了一首四行小詩來諷刺《季刊》：Who killed John Keats? / “I”said the Quarterly./ So cruel and tartarly./ "'Twas one of my feats."（是誰殺害了濟慈？/“我”，《季刊》回答說。/如此殘忍而兇惡。/“那是我的杰作之一。”）雪萊也在濟慈去世三個月后寫成一首挽詩《阿都內伊斯》（Adonais），控訴《季刊》（Quarterly Review）是毀滅濟慈的罪魁禍首。雪萊認為，“《季刊》對他的《恩狄米昂》所做的野蠻批評，對他的敏感的心靈產生了極強烈的影響；這一刺激導致了他肺部血管的破裂，肺癆現象立即發生，以后較為開明的批評家雖然承認他的偉大的天才，但已無法療治他慘遭攻擊的傷勢”。

精神刺激是否會導致肺部血管破裂，這是一個醫學問題，那么，濟慈的健康狀況事實上究竟如何呢？王爾德在1877年跟一位名叫亨特·布萊爾的朋友結伴前往羅馬，他謁見了教皇庇護九世，也拜謁了濟慈墓。據布萊爾說：王爾德對濟慈的恭敬程度超過了教皇（參見《都柏林文學四杰》，[美]理查德·艾爾曼著，吳其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3年版，30頁）。王爾德還為濟慈寫了一首詩，開頭幾句寫道：“他終于擺脫塵世的不公和痛苦，/長眠在上帝的藍色帷幔下；/在生命和愛情還鮮嫩時被剝奪了生命/殉道者中最年輕的在這里被殺。/他和塞巴斯蒂安一樣美，一樣被卑鄙地害死，……”（《濟慈墓》，談瀛洲譯，《王爾德全集》第四卷，中國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王爾德在詩中所表達的意思是：濟慈死于“塵世的不公”，“被卑鄙地害死”，因為塞巴斯蒂安“被邪惡的敵人綁在樹上；盡管身中數箭，他仍抬起他的眼睛，用圣潔、熱切的目光，凝視著正向他敞開的天國的永恒的美”（同上）。這樣看來，濟慈的死似乎與肺結核沒有直接關系。布朗也為自己建議改變墓志銘措辭的行為感到后悔，他寫信給塞文：“若一位垂危的朋友，一個好人，對其墓志銘的措辭留下過嚴格的囑托，那人們就該聽從他的要求——假如這世間仍有真誠善意的話。我為自己的錯誤懺悔，也必須重復我在羅馬對你說的話，‘除了他自己規定的墓志銘，我希望政府準許抹去其余每一個字’。”（890頁）遺憾的是，塞文并未聽從布朗的建議。

需要指出的是，報刊上針對濟慈詩歌《恩狄米昂》的這些攻擊，“不論多么令人不快，其實并不危險。因為它太針對個人了”（476頁）。濟慈本人對這首詩也不滿意。他之所以寫這首詩，是因為要考驗自己，看自己是否能有足夠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來完成一首長達四千零五十行的敘事詩。他在寫給弟弟喬治的一封信中說：“……何況一首長詩還可以考驗創造力，而我認為創造力是詩歌的北極星，猶如幻想是它的帆，想象是它的舵一樣——近年來人們已經忘記創造力是詩歌的一個優點了。”他自己承認《恩狄米昂》是失敗之作。

1821年2月23日，濟慈病逝于羅馬，僅得年二十五歲。濟慈與雪萊、拜倫齊名，同為浪漫派詩人，在英國文學史上享有盛譽。王佐良先生論及包括濟慈在內的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的詩歌創作成就時，說：“他（濟慈——引者注）在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史上是一個承先啟后的關鍵人物。華茲華斯和柯爾律治是浪漫主義的創始人，拜倫使浪漫主義的影響遍及世界，雪萊透過浪漫主義前瞻大同世界，但他們在吸收前人精華和影響后人詩藝上，作用都不及濟慈。”（《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史》，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6年版，334頁）這應該是對詩人濟慈的最高評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