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生前對于文章注釋的態度頗為矛盾。一方面，他認為合理的注釋是必要的，尤其是古籍和譯著。

在《動植物譯名小記》中，他指出中國傳統典籍的注釋工作粗陋：“經學家對于《毛詩》上的鳥獸草木蟲魚，小學家對于《爾雅》上的釋草釋木之類，醫學家對于《本草》上的許多動植，一向就終于注釋不明白，雖然大家也七手八腳寫下了許多書。”

在《壞孩子和別的奇聞》的譯者后記中，魯迅提出譯文中需做準確的注釋，“醫師普萊息臺勒（Gustavprechtel）和望·勃隆（VonBronn）以及藥劑師格倫美爾（Grummer），這三個都是德國人姓氏，大約也是猶太人或者日耳曼種人。這種關系，在作者本國的讀者是一目了然的，到中國來就須加些注釋，有點纏夾了”。

另一方面，魯迅在不同時期竭力拆穿“世界要人”或是官方文章注釋的虛偽。在《不求甚解》中，他諷刺路透社華盛頓電對羅斯福“和平”宣言的注解。在《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中，他諷刺政府對于讀書的人們“使讀一定的書”，甚至“使遵守一定的注釋”。

因此，在實踐層面，魯迅生前對于一些感興趣的古籍書，他注重選擇箋注本，如《投筆集箋注》《王右丞集箋注》《箋注陶淵明集》《溫飛卿集箋注》等。但他也反對過度注釋，在《選本》一文中，批評《文選》的注釋書太多，“那些煩難字面，如草頭諸字，水旁山旁諸字，不斷的被摘進歷代的文章里面去”。

此外，魯迅非常注重注釋在本國文學外譯本中的功能。1931年山上正義翻譯《阿Q正傳》，1932年增田涉翻譯張天翼等人小說時，他都提供注釋作為參考。

魯迅不僅形成自己的注釋觀，并且在思考自身創作時也形成了自我闡釋話語，如安東尼·格拉夫敦在《腳注趣談》（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張弢 王春華譯）中所指出的，“作者也是他自身的解釋者”——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解釋者。這尤其體現在魯迅對生平創作的第一種《吶喊》的闡釋上。

1932年12月，魯迅自編《魯迅自選集》（上海天馬書店1933年），選取標準是“將給讀者一種‘重壓之感’的作品，卻特地竭力抽掉了”。所謂的“重壓之感”，魯迅引《吶喊·自序》中的話做了解讀，即“自以為苦的寂寞”。《魯迅自選集》中選出了《吶喊》5篇，即《孔乙己》《一件小事》《故鄉》《阿Q正傳》《鴨的喜劇》，其余不含《不周山》在內，竟有9篇被他視為是具有“重壓之感”的。

魯迅坦承存在“做那《吶喊》時候的故意的隱瞞”，所謂“隱瞞”，即對“重壓之感”或“寂寞”的“曲筆”處理。如他所在《吶喊·自序》所給出的兩個例子：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里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

《吶喊》誕生一個世紀的今天，對于文集中的“黑暗”主調與“亮色”裝點，讀者都能明了其時配合文學革命的魯迅的良苦用心。但隨著時代演進，《吶喊》的背景與文化等知識對讀者形成新的隔膜感。這種隔膜感及其解決之道，從1934年4月11日魯迅給增田涉信中表達對《朝花夕拾》日譯本的態度能看出一斑：“《朝花夕拾》如有出版處所，譯出來也好，但其中有關中國風俗和瑣事太多，不多加注釋恐不易看懂，注釋一多，讀起來又乏味了。”

2024年4月，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黃喬生的《吶喊》評注插圖本。以此種方式推廣《吶喊》，既符合魯迅的注釋觀，也是行之有效的符合當代讀者需要的舉措。該版優點在于注釋精當，箋注者曾出版《魯迅家書》（大有書局2021年）《〈阿Q正傳〉箋注》（商務印書館2022年）等，在魯迅作品注釋上具有豐富的經驗，如安東尼·格拉夫敦所說，能“用同一種筆鋒對他所占有的史料進行綜合性描述”，形成“愉悅與知識兼備”的箋注本，自成體系，成為一家。

黃喬生對一些詞句的注釋令人耳目一新，如對于《孔乙己》中“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國人耳熟能知，箋注者給出這樣的新解：“魯迅這么寫，可能熔鑄了弟弟周作人少年時代的一段屈辱經歷。周氏兄弟的祖父出獄回家，對家事多有干涉。他讓周作人去買菜，卻不許他穿短衣，而必須穿長衫——因為是讀書人。于是，周作人成了提籃子買菜隊伍中少數穿長衫的人。”

箋注者還注意結合魯迅的文章，以魯注魯，如《狂人日記》最后一句“救救孩子……”意蘊豐富，箋注者提醒讀者魯迅的“救救孩子”思想是有發展的：“1927年，魯迅離開廣州前，已深感拯救工作之艱巨了：‘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

《吶喊》評注插圖本最大的亮點在于對每篇小說都有一個短評，選取精準的小切口予以分析。如《鴨的喜劇》短評中，對愛羅先珂在八道灣十一號中倡導自耕自足田園生活的失敗，黃喬生認為這是魯迅“幽默了一筆，回應了愛羅先珂對北京市‘沙漠’之地的諷刺”。

當下，魯迅全集修訂與魯迅譯文集注釋正在開展，這些工作既要結合魯迅自身對于注釋的態度，也可參考以黃喬生《吶喊》評注本等為代表的成功范例——即安東尼·格拉夫敦所言以注釋這種“外在可視性標志”呈現作品的“優雅內涵”，推進魯迅研究的基礎材料建設。

（作者為合肥大學語言文化傳媒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