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象征，是中華民族之魂。它不僅是前人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遺產(chǎn)，更凝聚著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和眾志成城、堅韌不屈的愛國情懷。

今年是“愛我中華 修我長城”活動開展40周年。40年前，董耀會等熱血青年徒步行走長城，書寫了中華兒女的長城情。我那時正年輕，閑暇常和長城為伴，因一個偶然的機緣而結識年齡相仿的董耀會。

幾十年來，我們已經(jīng)從青年到白頭。我們見到了長城維修、見到了長城嬗變、見到長城愈發(fā)鮮活，深深感受到長城保護的深入人心、長城文化不斷煥發(fā)出青春活力。而我和董耀會更因長城而彼此相知，也和很多熱愛長城的后來者和年輕人結下深厚情誼。

此刻，長城巍峨，我心依舊。我們和長城，有一種永遠說不盡的緣分。

5斤糧票助力，徒步行走長城

一個周末的晚上，我接到中國長城學會首席專家、副會長董耀會電話，他告訴我，河北日報“‘愛我中華 修我長城’活動40周年·跟著董耀會再走長城”大型采訪活動團隊要到古北口，希望我介紹一下古北口長城。

我愉快地答應了。放下電話，幾十年的歲月浮現(xiàn)眼前，定格在那雄偉的長城上。

是啊，我與董耀會已交往40年了啊。這都是因為長城。

1984年7月的一天，我從古北口廣播站剛下班，和兩位值班同事正準備去食堂打飯時，見從大門進來三個小伙子。他們穿著工服，戴著帽子，胡子拉碴，臉黢黑，進政府大院說是要找領導。

我問：“什么事？”一位高個兒青年說，他叫董耀會，他們哥仨是自費考察明長城的，從山海關出發(fā)已走了幾個月，到古北口想請當?shù)卣w個章，證明他們已經(jīng)走完了古北口長城。當時我很驚訝，因為就在一周前，我看到《中國青年報》報道過董耀會等3名青年徒步考察長城的事跡，非常感動，而今天，他們仨就站在我面前。

我趕緊去食堂給他們買飯，請示領導后，跑到辦公室給他們蓋上公章。

三位青年的壯舉鼓舞了我，我還想為他們多做點事，甚至想著加入他們徒步考察長城的隊伍。可是家里母親有病，妻子又剛生下小孩，需要照顧，于是我就想拿出自己每月28斤口糧的5斤糧票給他們，表示我的一點心意。可再一想，他們很快就走出北京市了，北京糧票肯定不能用啊。咋辦？情急之下，我索性去一百多里外的密云城里，換成全國通用糧票便于他們到外省市后使用。

回到古北口已是很晚了。沒來得及回家，我就直奔古北口小旅館，把5斤全國通用糧票遞到董耀會手上。耀會他們很感動。后來，耀會把5斤糧票的事掛在嘴邊，逢人就提起此事。

要說我對長城的認識，主要還是家鄉(xiāng)古北口長城，但和耀會等人的相遇無疑更堅定了我保護長城之心。他徒步考察長城感動了我，我熱愛長城之心也令他贊賞，總之這四十年里，是長城把我倆緊緊拴在了一起。

2001年的一天，我剛下班，突然手機鈴聲響了，打開翻蓋一看是董耀會。一按下接聽鍵，就聽那頭的耀會說：“沒想到吧，我現(xiàn)在就在古北口萬壽行宮，你不忙的話過來坐會兒。”我高興極了，放下電話一溜小跑到河西萬壽行宮。

我們見面的話題自然離不開長城。當時，耀會已在中國長城學會任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和他一起來的還有常務副秘書長張驥，主要是來了解一下臥虎山長城。我向他們匯報了古北口長城保護和搶修情況。也就是這次見面后，在耀會和張驥的介紹下，我加入了中國長城學會。成為會員，更鼓舞著我要為保護長城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2013年，我患了大病，行動不便。那時，我已住在北京密云城里了。耀會經(jīng)常給我打電話問病情恢復情況，讓我注意飲食，加強鍛煉，希望我早日康復，再登長城，再講長城故事。

后來，當我品著醇香的老酒時，心情很激動。我決心一定要鍛煉好身體，跟耀會老弟一起再上長城。

2015年7月，在清華大學工作的耀會之女董謹和長城資深研究者老陪、新華社記者小閆要走一趟古北口長城。臨出發(fā)前，耀會對女兒說：“你去找你王長青大爺，看看病情恢復得怎樣，替我問候他，把我寫的‘長城緣 兄弟情’字幅送給他。”

后來見了面，董謹說：“您腿腳不便，就別陪我們上長城了。”我說：“那不行，我既然能陪你父親，今天就能陪你。”我堅持要和他們走，這是兩輩人的長城情。

那天的天氣非常熱，董謹攙扶著我沿著臺階緩步往上走，平時只用20分鐘就到長城，可這次用了大約一個小時才到蟠龍山將軍樓。那天我給他們介紹長城抗戰(zhàn)，介紹古北口長城保護等故事。下山時，董謹仍攙扶著我一路行走。

這一舉動被老陪和小閆拍了照片。老陪晚上就發(fā)了微博《長城路上需互相攙扶》，還介紹了我1984年和耀會因長城而結識的真實故事。

四十年長城考察，研究永無止境

這些年，董耀會先后出版了《明長城考實》《長城：追問與共鳴》《董耀會說長城》，主編了《中國長城志》等一大批書籍。他做研究很嚴謹。有一次他在寫一部明長城軍事布防的專著時，寫到了古北口，有些內(nèi)容有點拿不準，于是給我打電話。

有疑必究是做學問的本色。如此，才能對得起作品，對得起長城，對得起讀者。于是，我找出《密云縣志》《明長城考實》《明實錄》等書籍，反復對比核查，最終找到準確數(shù)字告訴了他。這些年來，我有了關于長城的疑問常常會請教他，而他有問題也找我，早已成為我倆探討和分析長城歷史文化研究的交往常態(tài)。

2017年1月，正是天寒地凍時節(jié)，古北口鎮(zhèn)政府請董耀會來做講座，并錄制《董耀會說長城——走進古北口》短視頻節(jié)目。耀會給我打電話讓我過去助助陣、把把關。我從密云坐車到古北口后，耀會正在等我，見面后就開始聊開古北口長城。

我給他講了“姊妹樓的傳說”“九缸十八鍋”“蟠龍山的來歷”等民間傳說。他很認真，把他要講的故事跟我說了后，還要聽聽我的意見。耀會對待長城歷史文化的認真和嚴謹作風，令我非常欽佩。

這一次拍攝趕上了他60歲生日，這生日便是在蟠龍山長城上過的。那次拍攝了很多短視頻宣傳長城，像《你知道古北口名稱的由來嗎》《古北口“三寶”是什么》《古北口為什么有如此多的廟》等，都非常受觀眾歡迎。

還有一次，耀會去金山嶺長城景區(qū)討論長城文化公園設計方案。他給我打電話，問我有什么想法。說實話，河北灤平、北京密云一帶的長城是連著的，省界分界線大都以長城中線為界。但不管怎樣，它都是在明朝劃定的“古北路”上。說起長城保護，我認為不能各自為戰(zhàn)，應該統(tǒng)一規(guī)劃、統(tǒng)一修葺、統(tǒng)一保護，這樣才能使京冀長城有完整性。

耀會沉思了一會兒說：“你說得對，要做到搶險在先，加強保護員隊伍建設。特別是臥虎山后面的長城要整體保護好，這段的價值往往被忽略了。”

臥虎山長城是“古北路”最險要地段，它集八道樓、蟠龍山、五里坨、金山嶺、司馬臺之精華，也是明朝修長城時越過北齊長城的第一個拐點。大山因形似老虎而得名，海拔580米，長城沿高山而過。敵樓密集，造型新穎，有角樓、扁樓、方樓、圓樓、雙樓，被稱為“活著的古鎮(zhèn)，真正的長城”。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震驚全國的“庚戌之變”就和此地有關。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又爆發(fā)古北口保衛(wèi)戰(zhàn)，薊遼總督楊博吃住在長城上七天七夜，痛擊來犯之敵，最后火燒敵人后營。

1933年的古北口長城抗戰(zhàn)至今鼓舞人心。當時，長城內(nèi)外的老百姓挑著筐上長城，為戰(zhàn)士們送給養(yǎng)。這次激戰(zhàn)，體現(xiàn)了中國人的不畏強敵，把日本軍國主義打回老家去的決心。也正是這次戰(zhàn)斗，成為田漢、聶耳創(chuàng)作《義勇軍進行曲》的源泉之一。當他們看到大批中國軍人血灑疆場時，發(fā)出了響亮的吶喊——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

長城把中華民族緊緊聯(lián)在一起。

耀會非常贊同我的觀點，認為在做長城國家文化公園規(guī)劃時要考慮到協(xié)調性、保護性、傳承性和利用性，讓古老的長城在鄉(xiāng)村全面振興上發(fā)揮更多作用。

那次我倆聊了很多，從京冀成立長城保護領導小組，到建立雙方長城保護員隊伍共同巡查長城，以及開辦長城民宿等。在我倆和許多專家的共同努力和倡導下，密云區(qū)古北口鎮(zhèn)政府與灤平縣巴克什營鎮(zhèn)政府達成協(xié)議，共同成立古北路長城文化保護中心。

古稀“正青春”，攜手再登長城

回憶充滿美好，令人感觸良多。如今，我倆已年近七旬，但我們依然要用余生愛護長城。

這幾天，我再次成為古北口長城的向導，與河北日報“‘愛我中華 修我長城’活動40周年·跟著董耀會再走長城”大型采訪活動的隊伍，相聚于司馬臺長城，真是一段難忘的經(jīng)歷。

6月26日一大早，鎮(zhèn)政府派車把我接到古北水鎮(zhèn)。我一下車，一位端莊文雅的女士迎了出來，她就是這次采訪團隊的領隊劉萍。她握住我的手說，董老師在游客中心等我一起上長城呢。我快步走進大廳，董耀會戴著遮陽帽，滿臉微笑地迎了過來：“你腿腳不方便，我讓他們安排坐纜車上長城，少走些路。”我趕緊說：“沒關系，上長城，我能行！”

其實在上個月，我與耀會剛剛參加了北京廣播電視臺錄制的《體會不一樣的長城》節(jié)目。那天，我們見面就擁抱了很久。這次再見面還是那么親切，我知道都是因為長城之緣。

河北日報采訪團隊的十來個年輕人，跟著董耀會再走長城，無疑是一件有意義的事。他們對長城充滿熱愛，日夜兼程，不顧酷暑，記錄、拍攝、書寫著長城的新故事，他們的行動深深感動了我。年輕記者史曉多主動拿過我的挎包，并掏出筆記本邊走邊采訪。大家也圍上來，讓我和耀會介紹一下古北口長城的特點。我們便聊了起來，司馬臺長城構思奇巧，結構新穎，形態(tài)各異，集萬里長城眾多特色于一地。這段奇妙的長城，可用險、密、全、巧、奇五字概括。當年，羅哲文先生游覽考察司馬臺長城后，稱其為“中國長城之最”。后來，曾擔任過國家文物局局長的王冶秋病重時，對去醫(yī)院看望他的羅哲文說：“我死后，把骨灰撒在長城上。”受國家文物局之托，羅老與王冶秋先生的家人一起，登上京薊長城的最高點——望京樓，完成了王冶秋的遺愿。

說起羅哲文，我們都有說不完的話。耀會是羅老的學生，曾多次跟隨羅老考察長城，在各種講座上講到羅老的觀點和他對長城保護的貢獻。說來也巧，6月25日《北京晚報》剛發(fā)表我的文章《我和羅老的二三事》。我們同樣對長城熱愛，對羅老致敬，這都是因長城而結下的世代情緣。

上山的路上，主持人曹青問我怎么熱愛上長城的。我說長城就是我的“老家長”，小時候不懂事，沒覺得“老家長”辛苦，慢慢長大了，才知道“老家長”的不容易，才想著守護它、孝敬它，希望它不要老去。

說實話，過去我分管密云當?shù)匚穆霉ぷ鲿r，司馬臺長城幾乎是三天兩頭登，后來古北水鎮(zhèn)開發(fā)后游客越來越多，我因為身體原因來得少了些。這次陪同老友董耀會和一群河北來的年輕人再次登臨，再次看到雄偉的司馬臺長城，有一種時光荏苒的感覺，更有一種穿越感，仿佛看到了我的祖輩父輩曾站立在敵樓上，那是氣節(jié)，是精神。如今，我們子孫輩們，又站在這里，這不就是長城精神世世代代的傳承和弘揚嗎？！

從箭窗往西望去，金山嶺、蟠龍山、臥虎山長城連成一線。在敵臺上，我講起了1933年的長城抗戰(zhàn)。

講述中，眼前似乎有一個個抗日勇士站立在長城之上，又仿佛看到了田漢拿起筆奮力寫下“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看到聶耳把長城和敵樓都當作了跳動的五線譜，高亢有力的歌聲從長城傳遍祖國大地……

采訪團隊的攝影師忙碌著，為我和董耀會抓拍長城上的照片，留下美好記憶。天很熱，但有河北日報這么一群年輕人來傳承和弘揚長城文化，相信會有更多年輕人加入保護長城的隊伍，長城必將永葆青春！

40年前，我給《北京日報》寫過一封群眾來信《救救古北口長城吧》，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從而推動了長城得到有效保護。40年前，我和同輩年輕人走長城，是好奇、追尋，是逐漸提升對長城的認知。40年后，越來越多的人參與長城保護、以各種方式行走、記錄長城，則是重溫、傳承，更是見證古老長城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

撫今追昔，怎能不心潮澎湃？這些年，長城的價值愈發(fā)被人們所認識。我和董耀會，還有許許多多愛長城、護長城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理想——把祖先留下的這份珍貴財富世世代代傳下去，讓長城精神永遠閃耀。

望著這群在長城上行走的年輕人，望著年近七旬仍然在長城上步履生風的老友董耀會，我在心底默默寫下這幾行字：

長城緣，一世情；

友誼長，系長城。

手挽手，長城行；

心連心，護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