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新翻讀了一些以前的資料，包括鄭洞天的訪談。有一段讓我感觸尤其深，鄭洞天曾列出十部自己最喜歡的十佳影片，分別是《神女》《浪淘沙》《小城之春》《哀樂中年》《林家鋪子》《黃土地》《芙蓉鎮》《活著》《藍風箏》和《陽光燦爛的日子》。這些電影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是：觀照人本身。而實際上，一個人的根本偏好，尤其是藝術上的偏愛是無法隱瞞的，這種偏好中折射的是一個人的審美趣味、美學傾向和根本價值觀念。所以說，我對鄭洞天很直接也是最深刻的感受是他的電影作品及創作理念上對人的觀照、對人的尊重。

首先是電影導演藝術層次。鄭洞天導演作為中國第四代導演的重要代表，他的作品以獨特的藝術風格和深刻的社會關懷，贏得了廣泛贊譽和持久影響。他在中國電影史上的重要位置，我想自不必多言。我們在談到鄭導時，通常是無法繞開現實主義的，它既是導演進行電影藝術創作最典型的特點之一，也是對同時代有著相似電影藝術追求、有著相似電影藝術風格的“第四代”導演的集中展現。而我想強調的是，現實主義風格成立的背后實際上是對人性的照拂在發揮著核心作用。

比如大家廣為熟知的獲得過文化部優秀影片獎和金雞最佳影片獎的《鄰居》，這樣一部影片，它延續了鄭洞天等導演追求紀實的現實主義風格，注重對日常生活，或者如有評論者所說的對“一種不間斷的生活流程感”的細膩刻畫，借由真實的場景和人物，通過對鄰里關系的細致描繪，展現了普通人的生活狀態和內心世界，進而表現出社會的變遷和人際關系的復雜性。我非常喜歡這部電影及鄭導其他作品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們內在散發出一種“人”的氣息，觀眾無法完全用“是”或“非”、“好”或“壞”、“善”或“惡”來框定他們。或者說，影片對“人”的觀照是大于社會性的，電影本身當然接受時代的勁風吹拂，有社會批判、社會揭露的意味在其中，反映的是社會轉型過程中對人的形塑，社會變遷對人際關系的影響，但這種社會性并沒有使影片變得生硬說教，沒有蓋住“人”的氣息。

影片中的每個角色都具有復雜的人性，他們既有善的一面，也有不足和缺陷，通過對這些角色的刻畫，鄭洞天展示了人性的多面性和復雜性。通過細膩的情感描寫和心理刻畫，《鄰居》深入挖掘了人物的內心世界，使觀眾能夠更好地理解角色的動機和情感變化。如果說社會性大于“人”，那么影片可能就要換作另一副模樣了。這種微妙的不同很迷人，也是鄭導電影之所以有持久的魅力，成為經典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教育理念上對“人”的觀照。作為一名北京電影學院的教授，鄭洞天回顧學校78班的學習生活，是用不同于科學的眼睛去審視它的。鄭洞天將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位于朱辛莊的電影學院的內部電影觀摩，稱為一種“可愛的觀影方式”。這是首先被打開的一個“虛掩著的門”。鄭洞天回憶說：當年在那里上過電影學院的人，都會記得在大食堂里看電影的情景：“開完飯以后，桌子一撤，長條板凳一順，拉起千瘡百孔的黑幕布窗簾，師生們高高矮矮地擠滿一堂。銀幕亮了，伯格曼、塔爾科夫斯基和費穆等眾多電影大師的作品高雅地呈現在眼前，就著皮包機的嘩嘩聲和豆腐熬白菜的余香。”

我在《中國電影通史》寫新時期的第七章第一節中，專門設了“打開虛掩的門：電影學院的內部觀摩”一小節，就是因為看了鄭洞天這個描述很受觸動而寫下的。其中貫注的個性風貌，有一種時代和精神氣質，體現了電影以至文明、人性、文化的意識與自覺。

作為一名教師，鄭洞天關注人本身，把學生看作是獨特的個體，認為這是至關重要的，是尊重學生、尊重一個獨立個體的基本條件。他曾提出：“電影學院的教師要引導、啟發學生能夠盡早地意識到這個核心，并且牢固地樹立把對人的認識當作藝術的命根子的思想。”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來，對“人”的照拂是他一以貫之的價值觀念，在某種意義上，這個根本上的價值觀念決定了鄭洞天導演的藝術高度，也影響著他教學育人的深度。同時，鄭洞天認為：“從事電影的人必須熱愛生活，要有投入生活、投入社會的熱情。”一個好的導演、好的創作者一定是“熱愛生活”的，只有以熱愛生活的態度去觀察生活、體驗生活，才會看到和發現生活里那些細枝末節的、甚至是不被常人所察覺到的趣味所在，而這是一個好的導演、好的創作者的基本素質，也是一個好導演區別于他人的最關鍵的素質。我想這對于我們當下的電影教育、藝術教育實在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如今，跟十幾年前、二十幾年前相比，青年力量的導演技法、藝術技巧顯然都有著很大的成長，然而我們看到的不少作品就是少了些“人”的味道，當技巧大于情感，那么技巧就會掉入陷阱，成為一種形式化的“套路”，無法從內在情緒上感染打動觀眾。

在電影導演、電影專業教授的身份之外，鄭洞天還是一名電影批評家和理論家。他發表在《當代電影》1987年第1期上的《僅僅七年》，就是一篇宏論，有歷史價值和歷史眼光，更有犀利的敏銳的洞察力。比如，他認為張忻與李陀1979年發表的《談電影語言的現代化》“具有獨特的創新思想，充滿勇敢的探索精神，為中國電影今后的發展找到了新的途徑”，這個判斷非常精準。

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和新世紀之交，很多研討活動上都能看到鄭洞天的身影，聽到他精彩的侃侃而談，感受到他的非凡氣度、獵獵雄風。他們那一代電影評論人，都以不盡相同的審美理想、批評模式和殊異的主體意識、心智趣味，共同促進電影創作的繁盛和文化的鮮活氣氛。那時的他，是我心目中的學術江湖的偶像。他不管是電影文本分析還是電影現象評介，都直中要害，頗見對電影認識的功力。鄭老的電影批評有一個特點是在磨礪中生成，于回旋中前行，與時俱進，不變的還是對人的照拂。

比如他談到商業片。1984年7月25日至31日，“導演藝術學術討論會”召開。會上，導演鄭洞天提出：“自有電影直到當今，世界上每天生產的影片絕大多數是以商品性為主的影片，即使是那些藝術價值較高、在電影史上留名的少數‘藝術電影’，也無不具有商品性的成分。近年來，這兩類電影的相互吸收還出現了相互融合的趨勢。”鄭洞天還說：“商業性”這個“幽靈”這一次在中國大地上“徘徊”，不像是歷史的簡單重復，并沒有明顯的政治背景，問題的提出“主要出于經濟上的原因”。他認為，電影自有其藝術規律，蘊含著創作者的思想，只是這些文化和思想承載在不同的影片里，不在于一部影片是專門的商業片或是專門的藝術片，所以說，與其說界定商業片還是藝術片，不如說是怎樣在一部電影中最大限度地將電影的商業性和藝術性結合得更好。這樣的認識一方面體現出藝術性的立場，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是站在觀眾角度去思考。

在這個發言中，鄭洞天還說：“國家包下來的影片發行方式、‘饑不擇食’的廣大觀眾市場, 使我們多年來感覺不到許多影片實際上沒有人愛看的現實。現在條件稍一變化，‘給什么看什么’的局面立即煙消。”因此，他的興趣點和關注方向，還是觀眾，是歷史的大勢和人。

鄭洞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便提出要開發“觀眾學”研究，指出：“觀眾學應研究社會意識的動向、觀眾審美情趣的變化、各種層次觀眾對各類不同影片的反響和要求，國內外受觀眾歡迎和不受歡迎的影片的經驗等。”這些內容實際上就是今天大數據分析觀眾觀影取向、偏好的雛形，而鄭洞天提出來的時候，中國電影尚未建立產業體系，足見其高瞻遠矚。

無論是鄭洞天導演，還是鄭洞天教授，抑或作為評論家的鄭洞天，我看到的、感受到的是我們尊敬的鄭洞天先生的光華流彩、穎然風神，是鄭洞天這個鮮活、豐富的人，這個有趣的靈魂。現實是一面鏡子，是一個倒影，我們看向它的時候，映照的是自我的精神世界，只有真正熱愛生活、熱愛他人的人，才會從其中看到人的完整性，理解人的多向度和世界的復雜。也正是這樣，鄭洞天將對人的觀照從生活延伸到創作，再擴展至教學育人和更大的世界，形成了自我的電影宇宙，別具一格。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二級研究員、中國傳媒大學藝術學部學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