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我們懷念導師王瑤先生的時候，我總想起那個創造力勃發的神奇的時辰。幾乎同時，王瑤先生豎立起了兩座不同的學術豐碑。一座是1951年問世的《中古文學史論》，一座是1953年出版的上下兩卷《中國新文學史稿》。

重大學術轉向本身就令人敬畏，更何況中國現代文學剛從沸騰轉為歷史，要想開拓處女地，這需要把握多少第一手資料、多么新銳的眼光和原創性框架呀！ 但統而觀之，兩座學術豐碑又有一脈相承之處，這就是王瑤先生一以貫之的歷史感與時代感。他在《中古文學史論》自序中坦言：不同時代的文學盛衰，“也自有它所以如此的時代和社會的原因，而闡發這些史實的關聯，卻正是一個研究文學史的人底最重要的職責”。

《中古文學史論》一書的研究重心正在于：“時代的差異多于作者的差異。”無論玄學與清談、隱逸與避禍，或是品藻標準由人物向文辭的轉變、言與筆分家等，魏晉時代的每一種文學潮流，無不源于門閥世族社會上層文士的決定性影響。該書最令人著迷的是魏晉筆法，其史論結合的通透，收放自如的灑脫，穿針引線的綿密，信手拈來的靈動，最能體現王瑤先生的思想、才華、性情和學養。

《中國新文學史稿》的寫作風格則為之一變，其中和曉暢，更像是在為時代存照和歸檔。著者多收錄，少發揮，多引述，少論爭，章節分明，觀點簡明，階段劃分與政治分期趨同，語言風格符合雅俗共賞。這或許是因為：當代人寫當代史，難以遠觀靜思，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同在當下，生活繁復如草蛇灰線，誰知哪些終會伏脈千里？ 新的時代概貌尚未定型，剝繭抽絲，繭又何在？ 再加上種種現實政治約束，要想平地起高樓，盡量保存中國新文學原生態，已屬奇跡。但真正的奇跡是，《中國新文學史稿》既是開山之作，又長久地難以逾越，不僅在內容上、體例上，也在氣度上、總體評判上，至今未見公認的能夠整體替代或另辟蹊徑之作。特別是表面平實之下，其在時間長河中獨樹一幟、蔚為大觀之勁力，令人深思！

徘徊在兩座豐碑之間，人們不禁會問：當年新文學研究顯然不如古典文學厚重、安穩，王瑤先生為何愿意跨入激流呢？也許，其《念朱自清先生》一文正透露出那一代知識分子所特有的使命感和人生選擇。王瑤先生說，導師朱自清先生作為中國最早的新文學倡導者，他明明知道“新詩的語言不是民間的語言，而是歐化語言”，為何仍熱情推動呢？ 朱自清先生道：“這是歐化，但不如說是現代化……現代化是不可避免的。要‘迎頭趕上’人家，非走這條路不可。”這口氣不像在論詩，更像在談家國情懷。不錯，當時的一切都系于救亡圖存，朱自清講“愛國詩”，也是“著重于將新詩人（如聞一多）與傳統愛國詩人（如陸游）在國家觀念上的不同揭示出來”，強調新文學“超越了社稷和民族”，追求的“是一個現代化的‘理想的完美的中國’”。為此，五四一代學人甚至主張“全盤西化”，不惜與傳統決裂。

但西方人認為這并非是壯士斷腕，而仍是合乎邏輯的歷史演進。他們一向對中國獨一無二的持久生存能力感興趣，因為古羅馬分裂就永遠分裂了，而同一時期中國分裂了卻又統一了。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伊佩霞研究認為：中國文化傳統是“一種資源而非桎梏”，具有部分“變革的能力”，能夠“通過重新樹立其理想”，使古老國家延續下去。而回應今天的挑戰，又將變成明天的傳統。只是這次危機太深重了，是工業文明對農業文明的歷史性打擊。而五四樹立的新理想，按照黃仁宇大歷史觀的表述就是：“中國一百多年來的問題就在于從傳統社會轉變成現代國家。”事實上，世界已在適應中國發生的巨大轉變，過去周而復始的千年封閉軌道已經一變而為“直線進展”的理想式追求。如今中國歌曲的結尾往往是企盼“明天會更好”，甚至連小學生寫作文也是類似的思路，而這種展望在中國古代詩文中根本見不到。

作為朱自清、聞一多先生的學生，王瑤先生同樣飽經憂患，同樣拍案而起，讓時代雷鳴在他的書房里回響，是再自然不過了，這也是其學術豐碑的真正基石和內在凜然之處！ 正如王瑤先生在1980年《中國新文學史稿》重版后記中重申的：“從文學作品中來理解中國人民今天所已經得到的勝利和正在從事的偉大建設事業，是很容易理解其正義性及勝利的必然性的。那些作品將真實地、形象地告訴人們：中國人民蘊有無限的偉大的戰斗精神創造力量。”并強調：“今值本書重版之際，我對本國讀者想說的仍然是這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