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4年3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大學問出版了龔斌先生《魏晉清談史》。龔斌在唐翼明先生的“清談”定義的基礎上，通過批評、辨析、論證，提出了自己對“清談”內涵的界定。書中以時間為軸，以近兩百位魏晉名士為線索，追溯清談的源流，重新界定清談內涵，立體呈現屬于魏晉清談的兩百多年壯闊歷史。經出版方授權，我們遴選全書序言（部分）發布，以饗讀者。

《魏晉清談史》，龔斌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

何謂清談？

談論或研究魏晉清談，首先碰到一個難題——何謂清談？

真所謂“談何容易”。當年清談不易，今人要說清楚魏晉清談談什么，清談含義的邊際如何界定，清談的淵源又在哪兒……同樣“談何容易”。

三十年前，唐翼明先生出版《魏晉清談》一書，該書的上篇對清談的含義、形式及內容，作了仔細的梳理，并用今人的學術理念，給清談下了一個“嚴謹的現代定義”：所謂魏晉清談，指的是魏晉時代的貴族知識分子，以探討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為主要內容，以講究修辭與技巧的談說、論辯為基本方式進行的一種學術社交活動。（唐翼明《魏晉清談》，頁 28）接著，唐先生解釋了提出這個定義的六點理由。

我以為唐先生關于魏晉清談的現代定義，基本上符合清談的歷史事實，當然還有必要推敲。譬如說清談的參與者是當時的貴族知識分子。確實，保存下來的有關魏晉清談的歷史資料，記錄的清談人物絕大多數出身貴族。但書寫的歷史，永遠只是宏偉歷史的極小部分。魏晉清談風氣太普遍了，涉及的地域也非常廣泛，實際上一些寒門子弟甚至販夫走卒也參與清談。例如與嵇康交往的年輕人趙至，出身寒微而“論議清辯”。西晉河南府役卒王子博善談論，胡毋輔之與之談，自嘆不如，推薦給清談家樂廣。再有能談佛論道的僧人，也并非全是貴族出身。唐先生定義魏晉清談的主要內容，是指“探索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這樣的定義，看來非常寬泛，確實符合魏晉清談內容十分豐富的事實。可以商榷之處在“哲理”如何理解。唐先生似乎把“哲理”理解為抽象的形上之理。他說：“具體的政治批評，具體的人物批評，都是不能叫作‘清談’的。標準的清談談的都是抽象的、形而上的理，而不是具象的、形而下的事。”（唐翼明《魏晉清談》，頁 30）他所說的“標準的清談”，應該是指曹魏正始開始的玄談，如王弼、何晏談有無、本末之類的純哲學的玄遠抽象之理。如果按這樣的標準，那么，只有《世說·文學》中前半的名士的玄談，才算合格。可是，這種抽象的、形而上的談理，在《文學》一篇中只有六十余條。難道自魏初至晉末前后二百年，帝王、朝臣、名士、少年、僧侶，無數人參與的清談，留下的“標準的清談”還不足百條？這未免太索然無趣了。

誠然，玄談是魏晉清談的精華，是清談最具理論價值的部分。中國哲學史上的魏晉玄學，與魏晉清談密不可分。嚴格地說，玄談的含義小于清談的含義。前者主要指三玄（《易》《老》《莊》）的談論，后者的含義則大得多，包括歷史評述、政治哲學、人物美學、談佛論道、生活哲學、具有哲理的雅論美談，等等。在《世說》一書中，玄談不叫清談，而稱論、語、清言、論辯、言詠，其他的談論按其內容與主題被分別編為《言語》《雅量》《識鑒》《賞譽》《品藻》《規箴》等篇章。所有這些不同內容、不同主題的富有哲理的談論，才構成魏晉清談無比豐富、生動、有趣的談論。如果以為只有玄談才算是清談，把政治哲學、歷史哲學、人物美學、人生哲學的談論排除在魏晉清談之外，是不符合當時清談的事實的，結果會極大地縮小魏晉清談內容的豐富性及主題的多樣性。

研究歷史，先要還原歷史。敘述與研究清談，先要還原古人所說的清談的含義。

唐翼明先生在他的大著中，區分了清談的“早期含義”及“今義”。這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他認為前者有三種：雅談、美談、正論；后者也有三種：空談、玄談、玄學思潮。爾后又重復前面的唯有玄談才算清談的觀點，以為只有“今義”中的“玄談”，才是今天研究魏晉清談時的研究對象，其他都不是。如此一來，清談的“早期含義”的三種就統統排除在清談之外了。這樣的處理，其實并不合乎他對清談內容的定義，即清談的主要內容是“探討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顯然，僅僅是玄談，不可能囊括“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不信，可以分析《世說·文學》中的六十余個有關玄談的故事。談《易》《老》《莊》、佛理，固然是談宇宙的哲理，而談人生、談社會的故事，又有幾個呢？這就證明，僅僅玄談一項，不足以擔當解釋人生、社會、宇宙的幾乎包羅萬象的任務。只有把雅談、美談、正論都看作清談，具體而言，把歷史評論、儒經與佛典的講論、人物品題、人生哲學等內容，且一般具備問答形式、讓人品味的語言藝術，凡是這樣的談論，都歸入清談的范疇，才能全幅呈現魏晉清談的真實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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