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四〇一年室町幕府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以“日本國準三后源道義”的名義向明朝遣使正式恢復官方通好開始，截至一五四七年大內氏派出的最后一次遣明使，日本共向明朝派遣使節十九次。日本與明朝的官方交往意味著重新回歸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制，以朝貢國的身份往來于明朝。由于明朝實行薄來厚往的朝貢政策，賞賜禮品的價值遠高于貢品，且在朝貢過程中還可以進行貿易，故朝貢國往往將朝貢作為一種有利可圖的貿易活動。日本遣明使從九州福岡出發，利用春季或秋季的季風漂流至寧波，在寧波利用京杭大運河到達北京。遣明使團多時船只達十艘，人數一千多人，到北京朝貢人數幾百人。這些遣明使成員在中國的所見所聞，以及在北京朝貢時的觀察和描寫既可補充國內史料的闕失與不足，也有助于從異域的視角，加深對明代中國及北京的認識，更是研究中日文化關系的絕好材料。同時，對日本遣明使記述中國之行的材料中折射出的日本人內心情感變化和若隱若現的自我形象做分析，不僅可以了解持續幾千年的中日關系的某些特性，理解日本對中國復雜的民族心理，更能揭示其在“自我”和“他者”相互審視中生成的過程。

現存遣明使記錄中國之行的文獻主要有《笑云入明記》《唐船日記》《戊子入明記》《壬申入明記》《初渡集》《再渡集》等，在日本中世的其他文獻中也能零散地看到對遣明使的記載。《唐船日記》《戊子入明記》《壬申入明記》等是入明文書的記載，故本文主要以笑云瑞的《笑云入明記》和策彥周良的《初渡集》《再渡集》為中心來論述。《笑云入明記》也被稱為《允澎入唐記》，主要記述了景泰四年（一四五三）以東洋允澎為正使出使明朝的過程。東洋允澎在景泰五年（一四五四）五月從北京返回寧波的途中在杭州病逝。《初渡集》《再渡集》分別記錄了策彥周良于嘉靖十八年（一五三九）、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兩次分別以副使（正使為湖心碩鼎）、正使的身份出使明朝的經歷。北京之行對遣明使來說是中國之行的重中之重，集中體現了他們對明代中國的認識及對本國的重新審視。因此我將重點放在遣明使筆下的北京之行，揭示他們在與“他者”明朝交往過程中的民族心理，探究他們通過“他者”反思“自我”的情感歷程。

一、入京前的交涉與抗議

日本遣明使團到達寧波之后，需接受明朝相關機構對攜帶物品的檢查，然后才會被允許入住驛館休息。明朝相關機構將使團攜來的勘合文書與保管在浙江布政司的勘合做核對，查驗貢物并封存于府庫，使團攜來的兵器、船具等也會被臨時管制。與此同時，寧波地方官員將遣明使來朝的消息報告朝廷，遣明使團便在驛館中等待允許上京的詔令。日本遣明使進京路線基本是確定的，從寧波出發到達杭州，沿京杭大運河過嘉興、蘇州、常州等地，跨長江北上途經徐州、濟南、順天府等，抵達通州張家灣，然后在張家灣乘坐馬車進入北京城。據《笑云入明記》的記載，景泰四年四月二十日遣明使一行入住寧波安達驛，五月三日官人陳氏前往北京上奏日本進貢船八艘來之事，五月二十七日寧波地方官員在備茶飯宴請遣明使之時，北京禮部札至，內容為已知曉日本國進貢船來朝，速令動身前往北京。七月十一日陳大人自北京歸。八月六日遣明使從安達驛出發，各乘船出發前往北京。笑云瑞一行到達寧波之后，截至允許進京的詔令下達大約有一個月左右，接到詔令到出發進京花了兩個月左右，主要是進京貢物的準備以及寧波官員的宴請送行等，其間還記載了六月二十六日驛丞官送琉球使上京之事。這兩個多月除了為進京做準備之外，遣明使還利用空閑期間游覽寧波當地的寺院。

笑云瑞一行在寧波期間適逢景泰皇帝之壽誕。皇帝的誕辰日在明清時代也被稱為萬壽節，取萬壽無疆之義，與元旦、冬至并稱為三大節日，也是古代全國性的重要禮儀活動。《笑云入明記》記載，在皇帝壽誕之前各個地方要練習相關禮儀以便在壽誕之日行禮，包括外國使節。景泰帝的壽誕為八月三日，當日府官及諸剎僧眾皆趨天寧寺而講禮，然而日本遣明使卻因雨不起未去，致使負責人陳內官大怒。《笑云入明記》并未記載遣明使的心理活動，也可能只是假借下雨之名抗拒這種禮節活動。

雖然策彥周良在嘉靖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已抵達寧波，但由于受一五二三年“寧波爭貢之亂”的影響，遲遲得不到進京的詔書。“寧波爭貢之亂”起因于日本大名大內氏和細川氏爭相派遣對明朝貿易的遣明使，兩團在抵達寧波之后因勘合符效力而引發沖突，導致大內氏的謙道宗設等人與細川氏的代表鸞岡端佐等人武裝沖突，殃及寧波一帶居民，甚至出現明政府官兵戰死的情況。此后明朝對日本的警戒提高，策彥周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入明的。因在寧波等待太久，策彥周良分別于六月十五日、六月十七日呈書于寧波的太監，多次請求進京的日期。直到八月十六日他才得到允許上京的詔令。因明廷擔心日本人再次發生騷亂，故這次遣明使的北京之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戒備，在北行途中許多城池不允許日本人進入，策彥周良在《初渡集》中多次表達過對不能進入杭州城的抗議。牧田諦亮認為，與笑云瑞一行進京路線不同的是，策彥周良一行繞開了沿途許多繁華的城市，這是明朝護送人員為了方便警戒故意為之。

策彥周良第一次來華與寧波官員做了大量的交涉，表達了日方對明朝嚴格管理的不滿，同時也流露出與明朝構建對等外交的意圖。《初渡集》嘉靖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有如下記載：“巳刻周通事來，予筆談云，吾國高出于朝鮮、琉球之上，是昔以來之規也。故吾國先王豐聰帝丁本邦隋帝之朝致書，有東皇帝奉書西皇帝之語。然近年指吾國王使臣等，枉呼夷人何哉？周文衡以書答云，日出處與日沒處不同，原先朝貢之初，班首使臣也。”策彥周良指出日本國的地位高于朝鮮、琉球之上，認為這是自古以來之規。策彥周良的這種認識是日本古代長期的自我主張，八世紀初期成書的《古事記》《日本書紀》就已經將朝鮮半島視為其蕃屬國，甚至七五三年在唐朝大明宮發生了遣唐使大伴古麻呂和新羅使者爭奪席位的事件。策彥周良引用圣德太子執政時期向隋朝派遣使節的先例，其中的“東皇帝奉書西皇帝”的說法即是日本追求平等外交的意圖體現，與《隋書》中記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一致，引起了隋文帝的不悅。因為在朝貢體系之下，古代中國的蕃屬國是不能自稱皇帝的，應該使用比皇帝低一等的“國王”稱呼，如室町幕府代將軍寫給明朝皇帝的國書也均是使用日本國王的自稱。策彥周良還通過翻譯周文衡抗議明朝對日本國王使臣使用“夷人”這一蔑視稱呼。從這段對話可以看出，策彥周良向往圣德太子時期追求的平等外交，流露出其對明朝政府朝貢外交的不滿和抗議。

二、對在京禮儀活動的順從與抗拒

蕃國國王或使節在京城面見皇帝，呈上國書、貢物的過程是朝貢禮儀的核心所在，是為了借助繁雜有序的禮儀維持天朝上國的權威。在封建統治者看來，四夷咸服、稱臣納貢是最大程度彰顯天朝皇帝恩澤四方，聲教廣布天下的途徑。為此朝廷制定了一系列嚴格而又極度繁雜的儀式，是古代中國以儒家學說確定對四夷施以德化的“禮”的重要形式。對于朝貢禮儀，盡管我國各個朝代的規定不盡相同，但歷代的典籍中對其均有不厭其煩的描述。明朝也不例外，中央對于蕃國在京城朝貢期間的驛館、賞賜等有詳細嚴密的規定，推動這些制度實施的是禮部、鴻臚寺以及隸屬兵部的會同館等機構。日本遣明使船自進入寧波之后，出迎的儀仗、負責接待官員的級別、下榻的住所、宴席的招待等均有章可循，體現明朝大國之風范。進入北京后，從住宿、宴請等日常生活到一切外事活動，無不受到制度的約束和規范，也體現了國家的禮儀制度以及朝貢秩序。

無論是笑云瑞一行還是策彥周良一行，在入住北京會同館或玉河館之后，首先要在鴻臚寺習禮亭學習朝參之禮，為正式朝見做準備。笑云瑞朝參次數達二十六次，其中親見景泰帝有八次。景泰帝頻繁接見日本使節或許是為加強統治的合法性，因他在明英宗被蒙古瓦剌部俘獲情況下繼位，英宗歸還后也未讓位，反將其軟禁。策彥周良兩次來華均未進入宮城內，也未受嘉靖帝的親自接見，與嘉靖帝不上朝，沉溺于修煉道教，倭寇猖獗肆虐東南沿海，致使中日關系惡化等相關。不論怎樣，笑云瑞、策彥周良都順從了在京繁文縟節的朝參活動，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對在京禮儀活動沒有意見，在遵守明朝基本禮儀活動之外，他們在涉及本國尊嚴的場合顯示了不滿和抗拒。據《笑云入明記》一四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的記載，日本在涉及與朝鮮王朝座次高低的場合絲毫不妥協，一定要顯示出地位高于朝鮮之上。此外，明朝在朝貢貿易體制下采取“厚往薄來”的方針，對朝貢國進貢的方物賠償其價。《笑云入明記》記載一四五四年二月一日朝參奉天門，正使捧表請益方物給價，因明廷給的價格不符日本期望，故日方多次交涉，并提出若不依宣德八年例，以不回國作為威脅。最終禮部妥協，依照宣德年間先例議定給價。

與笑云瑞一行相比，策彥周良在京的禮儀活動更為曲折，當然主要原因在于上文所述的受“寧波爭貢之亂”影響。原本遣明使在京朝見皇帝之時會獻上表文，但由于當時中日關系的惡化，嘉靖帝并未接見遣明使。嘉靖十九年三月八日，禮部直接差遣二大通事向日本索取表文。這引起了策彥周良等人的不滿和抗拒，認為有辱國家尊嚴，堅決不向禮部交出表文。但禮部多次堅持，日方不得已只好通過通事交予禮部。不僅如此，策彥周良等人在京的活動還受到明朝嚴格的限制。三月十七日禮部提督主事施牌，對遣明使提出要嚴格遵從明朝法律，“須達禮秉法，名分嚴明御下。毋從，天朝鑒誠加重。如辱國體孤使命，聘詞求勝，非國王所望于使臣也。圖之。日止照分，毋相侵越，夜慎火燭，毋致疏虞”，顯然這是明廷為了防范遣明使在明朝引發沖突之故。對于明朝賞賜的衣服，遣明使上短疏表達不滿，認為使臣中有僧人有俗官，但是賞賜的衣服均是俗服，而非僧衣，沒有按照以前的約定俗成賞賜，讓明朝朝廷依例賞賜。同時對明廷賞賜貨物也提出異議，多次上短疏抗議請求明廷重新賞賜。明廷對此表達了日方在沒有解決“寧波爭貢之亂”的前提下就派出使節的不滿。在一五四〇年四月十四日，禮部出牌質問遣明使寧波之亂的日方處理情況，“賞賜之類，又準照例。朝廷柔遠之恩至矣。今乃軌以貨物為言，是來此專為利也。敬順之意何在。今朝廷且不深究。袁指揮漂沒來歷。該國反以貨物為言可乎”，意為在日方未解決“寧波爭貢之亂”的情況下，明政府讓策彥周良入京朝貢已是寬宏大量，日方反而在賞賜方面斤斤計較，這是專為利益而來朝貢，毫無恭順之意。對此，日方于十六日呈短疏，做了申辯和抗爭，認為日方已經盡力解決此事。文中使用軟硬兼施的口吻，一方面表達了朝貢的誠意；一方面暗示了若達不到日方要求則兩國永無安寧。當然這里并不意味著日方將發兵進犯，而是日方將不與明朝齊心協力解決倭寇問題。明朝與日本恢復交往以及明朝對日本的懷柔政策的目的之一，是希望日方能夠控制國內倭寇，避免騷擾侵犯沿海地區。無論是策彥周良《初渡集》還是我國明史相關材料都未記載明廷對此短疏的具體反應。但據《初渡集》的記載，在此短疏上奏之后，明廷在五月一日重新賞賜了日方衣服和貨物。由此可以推測，明廷擔憂倭寇問題，避免和遣明使發生沖突，繼續采取懷柔政策，做出巨大讓步，希冀日方能在倭寇問題上配合明朝政府。五月二日遣明使到宮中拜謝，而策彥周良獨以微恙不赴。這樣的記述也可以看出其強烈的自尊心和對明朝的不滿。五月九日離京時，明朝相關官員為遣明使提供驢車，策彥周良再次呈短疏，抗議說古往今來貢使不乘驢，之后明朝官員斥責有關官員，提供馬匹，遣明使才動身離京。

三、對在京文化活動的自信與自大

日本遣明使在京除了參加禮儀活動之外，還參加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動。因遣明使的主要成員是僧人，故參觀寺院是他們在京必不可少之活動。據策彥周良《初渡集》《再渡集》記載，日本遣明使分別于一五四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一五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參觀了北京最大的兩所寺院：大慈恩寺和大隆善寺（護國寺）。在參拜大隆善護國寺時，策彥周良記載寺院法堂有獨庵禪師像，贊曰“有時搖動龜毛拂，直得虛空笑點頭”。獨庵禪師是明初僧人姚廣孝，兩句贊源于其《獨庵老人自題像贊》(在京師崇國寺)，崇國寺即為大隆善護國寺。《再渡集》的記載與明代劉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卷一《城北內外》能夠對應，反映了策彥周良較高的中國文化修養。

《笑云入明記》記載笑云瑞一行除了參拜大慈恩寺和大隆善寺之外，還游覽了大興隆禪寺、知果寺、正覺寺等，其中景泰五年正月二日笑云瑞游法華寺，入僧堂后，有“一老僧曰：我師乃日本亮哲也。師曾有偈曰：眼前風物般般別，唯有寒梅一樣花”的記載。老僧的老師日本亮哲是何許人已無法考證，也不能否認是作者的杜撰。詩句意思簡單，雖然明代中國風物與日本不一樣，但相同的是中日兩國均有寒梅花。梅花是中國文化的象征，隱喻了無論在佛教還是儒教方面，日本與中國一樣是文明高度發達的國家。由村井章介、須田牧子編寫注解的《笑云入明記：日本僧看到的明代中國》認為，這兩句偈語與《禪林句集》中名句“月知明月秋，花知一樣春”類似。然而據筆者調查，清代乾隆年間陶元藻編寫的《全浙詩話》卷三十九《倭詩》有與這兩句偈語幾乎相同的詩句，原文是：“《臺州府志》：建跳所相傳，一倭飄風至，題絕句云：出日扶桑是我家，好風相送到中華。眼前景物千般異，惟有寒梅一樣花。傳送至官，乃遣還國。當嘉靖未亂以前事，設其來晚，將不免為囚矣。”這里的嘉靖未亂指的是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倭亂之前。《臺州府志》《全浙詩話》認為是一日本人漂流至浙江臺州，寫了此首漢詩，中國官員感其才華將其放回。此外，筆者還在高泉性潡的《山堂清話》中發現了這首詩，原文如下所示：

受業無住老人嘗語予曰：“昔福省有人捕一船，其中人物儀具極其濟楚，引之，登岸，面省主，主見其人物俊秀，知是貴人，以觚翰置前，令通信。乃賦詩曰：日出扶桑是我家，飄搖七日到中華。山川人物般般異，惟有寒梅一樣花。其末書云：某日本國某王之子，因月夜泛舟，不覺隨風至此。省主見其詩，嘆曰：‘異方之人亦有才若此，可嘉。’命有司以盛禮款待，具大舟送回。”予以是知：日域通文有自來者。及至此方，詢其人，并無有知之者。諒年代久遠，無人能述。

高泉性潡是日本黃檗宗的開山鼻祖隱元之法孫，于一六六一年渡日繼承隱元衣缽。引文講述了日本一王子漂流至福建，賦詩之后，省主嘆其才，將其送回日本。高泉性潡講述此故事主要是為了說明日本的文化形象極為昌明，顯示了對日本深具好感。這則故事還被江戶時代室鳩巢的隨筆《駿臺雜話》引用，反映了在中日之間都有一定程度的傳播。受資料所限，無法考證出其來龍去脈，但至少可看出《笑云入明記》引用這首詩歌的意圖，即強調日本文化的發展水平與明代中國并無二致，反映了笑云瑞對本國文化的自信。又如策彥周良在閱讀《文獻通考》中二十八卷《煎茶水記》時，根據自己的經驗，對當時中國的煎茶用水法提出異議，并提出自己的意見。這些事例也都可以說明當時日本人雖然仍舊在學習中國文化，但絕非一味崇拜迎合，而是提出自己的主張，顯示了對本國文化的自信。

笑云瑞甚至還以自大的心態來記述這種文化的自信。在《笑云入明記》一四五三年十月九日的條目中記載了明朝中書舍人至會同館拜訪遣明使，笑云瑞呈一詩給舍人，舍人夸獎說外域朝貢大明五百余國中，唯日本人獨讀書。這種夸獎顯然帶有客套話的成分，而笑云瑞這天就單單記下了這件事，可見其對舍人的夸獎十分在意，以此來彰顯日本在學習中國文化方面是優越于其他朝貢國的。古代中國朝貢國中，一般認為漢詩文水平較高的是朝鮮半島和琉球。一四五四年二月十六日的條目中，笑云瑞拜訪興隆寺獨芳和尚洞下遺老道重王臣之時，有這樣的對話：“次師舉燒餅曰日本有么，曰有。有舉棗子曰有么，曰有。師曰，這里來為什么。予曰老和尚萬福。師笑賜自所注心經一卷。”興隆寺屬于禪寺，笑云瑞是禪僧，而禪宗最講究的是覺悟。因此，道重王臣問笑云瑞日本是否有燒餅、棗子，表面上是問食物，實際是問日本是否有如中國這樣之佛法。笑云瑞的回答明顯是強調日本佛法的發展水平與中國相同。

日本遣明使的北京之行看似是日本對明朝的朝貢之行，其實在遣明使筆下處處體現了他們對明朝的不滿和抗議，從入京前的交涉抗議到在京的文化活動直至離京時的各種禮儀均有表達，體現了他們對本國利益的追求以及試圖構建與明朝對等的外交。如果將遣明使筆下的北京之行與十五世紀朝鮮人崔溥用漢文撰寫的《漂海錄》做對比的話，更能看出與朝鮮“事大主義”心態不同，日本的北京朝貢之行更多是為了追求朝貢貿易之下的經濟利益，并不是很認同明朝建立的國際秩序。雖然遣明使崇尚中國文化，卻在中國之行中處處顯示了學習中國文化過程中試圖超越母國的優越性與自大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