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非闇（1889—1959）是近現(xiàn)代一位工筆花鳥畫畫家，與陳之佛（1896—1962）并稱中國畫壇“南陳北于”。張景山先生講一個掌故說，于非闇癡迷養(yǎng)鴿，編劇大家翁偶虹曾經(jīng)給于非闇提供不少鴿譜，于非闇要回謝翁偶虹。翁偶虹正研究臉譜，但有些顏色總調得不理想，于是對于非闇說：“那請您幫我調幾個顏色吧。”于非闇給翁偶虹一些石青、石綠、寶石藍等礦物質顏料，均來自宮中。翁偶虹所繪臉譜歷久彌艷，乃于非闇所賜。設色與顏料的陶治，是于非闇的絕活，他說：“吾國之色，實較世界為獨絕也。”陳巨來曾為于非闇鐫一印：“寡人好色”。

幸虧有《中國畫顏色的研究》《我怎樣畫工筆花鳥畫》兩個小冊子行世，否則乏人知道于非闇了。于非闇自己倒說：“我本世家子，茍活四十余年，論所學所能，皆不如人，獨于釣魚自謂平生第一，養(yǎng)鴿次之，寫字又次，作畫治印寫文章最下。”（《閑人不閑》“紅蕉簃主人示《說釣》”）

沈寧先生對民國時期文化教育、藝術社團，及北京歷史文化史料多有關注，研究領域涉及藝術院校及北京美術活動諸多方面的歷史沿革，他認為研究這一段，于非闇是繞不開的。恰好他曾任職高校圖書館，對舊報刊非常熟稔。這樣，他坐了十年冷板凳，輯錄于非闇關于北京風物、中國書畫、文物鑒藏等的散佚小品文，一發(fā)《于非闇小輯》皇皇五大卷，首次結集出版。

《于非闇小輯》五卷包括：《吾國之色》，作者結合自己的學畫經(jīng)歷、創(chuàng)作心得，談金石、書畫、筆墨紙硯、顏料制造、裝裱藝術等；《書畫過眼》，記述藝苑珍聞、金石書畫見聞、文玩交易等，展現(xiàn)近現(xiàn)代藝術鑒藏、展覽風貌等；《食貨花鳥》，揀選有關老北京飲饌、蔬果、酒茶以及蒔花養(yǎng)草、釣魚豢鳥、畜蟲撲蝶、馴犬斗雞等文章；《故都漫墨》，記錄一些“市井瑣談”，描繪了舊京生活百態(tài)，尤其是抗戰(zhàn)淪陷期間的北平日常生活；《閑人不閑》，自述家世、交游習藝、北京俗曲、京劇名流等親聞親見的舊京掌故。這是一位標準京派文人的親筆記錄，五卷書，涉及面如此寬廣，內容如此豐富，讓人驚異。這也是研究近代北京社會風俗史、文化史以及做作者本人個案研究極有價值的一手文獻，的確是一個文化補白的實績，為我們展現(xiàn)了立體的于非闇——工筆花鳥畫大師、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導師、準旗人世家子、一代報人。

《閑人不閑》有一篇文章叫“閑情先生”，乃于非闇自況：“東海望族，北京世家，好閑，于事物每以閑情寄之。”“先生好讀書……坐是為大學教授”，“先生精八法，草情隸韻，得龍蛇飛走之妙”，“先生擅六法，濡毫潑墨，寫剩水殘山，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先生健談，談鋒犀利……于讀書作畫學書刻印之余，則談天說故，種竹栽花，當編輯，充教授，考證閑情之學，筆之書，以鳴其閑情”。又有“閑人不閑”篇也不是吹牛：“我說論我的技能，除了相面、算卦、看風水、承顏希旨、滅著良心行事說話我不會外，詩文書畫、聲色狗馬，我全能來兩下，只是賦性憨直，閑幫不起，客也懶得做，我只會做些閑事……閑人也實在不好做。”

于非闇之閑，是一種老北京人不屈服的雍容姿態(tài)，透著“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的文化自信。這總讓我想起啟功先生的《自撰墓志銘》：“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名雖揚，實不夠。高不成，低不就。癱趨左，派曾右。面微圓，皮欠厚，妻已亡，并無后。喪猶新，病照舊。”一代玩主王世襄亦似“閑情先生”后影：“我自幼及壯，從小學到大學，始終是玩物喪志，業(yè)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懷鳴蟲，韝鷹逐兔，挈狗捉獾，皆樂之不疲。”

細檢《于非闇小輯》諸文寫作大致在1926年12月到1948年12月這22年間，大概也是近現(xiàn)代北京最沒落消頹的一段時間。正是1926年稍早時候張作霖、吳佩孚聯(lián)合組建北京政府，企圖南北齊下共分天下；廣東國民政府在蘇聯(lián)的支持下也開始北伐，整個北京都在惶惶之中。1928年北伐勝利，北京失去了首都的地位，降格為北平。《食貨花鳥》有“擊小鼓者”：“自國都南遷，北平驟失憑借，土著乃愈不得生，固不僅商賈蕭條也。”《故都漫墨》有“民間讖語”：“今者東北淪陷，倭寇日深，還我河山，委卜何日，‘亡國’讖語，竟爾奇中，言念前途，為之凜然”（刊于1931年10月19日《北平晨報》）。1933年4月，日軍進攻華北，5月，進占通州……《故都漫墨》又有“北平灰塵”：“北平這地方，畢竟是好地方……以我久住在北平，雖在當年紅光飛機結對來游覽的時候（《塘協(xié)》前二三日），我也要與城俱殉。那么，這點灰塵，我希望它永遠在我的頭上吹著。”

于非闇之閑，是那深重苦難的移情。《書畫過眼》有“長冶蘭亭帖”：“我因為嗜好太多，所以遇到國難家愁、拂逆至極、心身兩傷的遭際，我總是模模糊糊地活下去，一直到現(xiàn)在將近耳順之年了……我把我有限的這點精神，都寄托在我的嗜好上。我嗜好寫字，見了一種碑，一種帖，讀文章，學書法，或者還要查查書，校校拓本，天如果不是當時塌，地如果不是當時陷，原子彈如果不當時爆炸的話，那我這遲鈍而枯滯的腦子里，起碼在這幾個鐘頭之內，是清靜的，無渣滓的，只有這種碑或這種帖，熱沒有旁的。我差不多天天啃窩頭，這窩頭的滋味里，也仿佛知道了碑帖的滋味。”

在這困苦中，他寫著他的金石書畫，他的北京掌故，聲色犬馬，北京淪陷后的日常見聞：“北平向為謠言之策源地，而七八年來，謠言地失其重心，雖有謠，雖謠言孔多，而老北京之安堵不為動如故，此非示鎮(zhèn)靜，特習為故常，見怪不怪耳……此中情形，乃愈覺故都之神秘可愛。”

我們即使剝離掉充盈欲滴的情感因素，回到研究的眼光來打量，這里大量的掌故亦足以補史之缺。姑且不說那些帝師鐵帽子王、傻五張瘋子、黃興蔡鍔們的際遇令人唏噓，齊白石、張大千、溥心畬、徐悲鴻等名家交往的風流遺韻，俞菊仙、余叔巖、梅蘭芳、孟小冬等的梨園細節(jié)淋漓動人，就像《故都漫墨》有一篇“京師學校”：“光緒之季，京師學校大興……在西郊有圓明園八旗學堂者，為趙丈澤田所辦，其成績與三堂相頡頏。袁項城所立之北洋四校，亦冠絕一時。京師之有女校，自振懦始。振懦為崇伯秋圃所立，崇故后，校亦廢，此皆談北京者所不可不知也。”

談北京，我們不可不知者，何止崇秋圃的振懦女校，何止袁項城的北洋四校，何止趙澤田的八旗學堂？其實又何止于非闇的這套書？

《于非闇小輯》印行以來，有很多人問我：書是好，但賣給誰？誰知道于非闇呢？作為一名書業(yè)從業(yè)者，我始終覺得，一本好書如果能夠喚醒一個并不安然慣于被人家推送知識的靈魂，些微薪火能傳下去，也許也足夠了。喜歡《于非闇小輯》的朋友不止三五，如果三五年后，有更多的人尋找《于非闇小輯》，那將會是策劃者的欣慰。畢竟，圖書至今仍然是人類智慧留存的最值得信任之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