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著名作家畢飛宇迎來60歲生日，正式步入人生的耳順之年。

與日趨沉郁的生命波潮形成反差的，是他15年磨一劍的最新長篇《歡迎來到人間》所掀起的熱議。從百萬字底稿中雕刻時代的模樣，新作出版以來收獲一系列榮譽——人民文學出版社年度十五大好書、《當代》2023長篇小說五佳、中國小說學會2023年度中國好小說“長篇小說獎”、騰訊讀書2023文學原創十大好書，以及榮登2023收獲文學獎長篇小說榜……如今在不同的文學場合，外科醫生傅睿的故事總能激起人們的探討。畢飛宇此前的經典作品也在持久的閱讀中被反復鍍亮。今夏，揚劇版《推拿》緊鑼密鼓地排練，細膩傳統的四功五法成為盲人表達自我的“拐杖”，一句句唱腔，從極深的黑暗中開鑿出人性的光亮。

筱燕秋、玉米、玉秀、端方、吳曼玲、王大夫、金嫣、傅睿……“寫什么，取決于誰來敲我的書房。”自1991年以《孤島》登上當代文壇，畢飛宇始終諦聽著人性的低語，悲憫著生命的疼痛。“我來了，我看了，我聽了，我寫了”，是他對自身在場的宣告與確認。

采訪在畢飛宇家樓下的咖啡館進行。這里是他擁抱蕓蕓眾生與俗世日常的入口，也因此成為鐵桿書迷心照不宣的打卡地。可是從哪兒聊起呢？

“就從60歲開始說吧。”畢飛宇的提議有些出乎意料。

喜歡現在的年紀

寫什么要看“誰來敲門”

記者：您的六十大壽怎么過的？會對衰老感到恐懼嗎？

畢飛宇：我平時不過生日，但早在去年秋天，我上海的朋友就對我說，讓我在今年1月18日和太太一起去上海“聚聚”，19日是我的生日，我當然知道這個“聚聚”意味著什么。到了上海之后，一堆朋友們陪著我閑聊，一起吃了晚飯，點了蠟燭，切了蛋糕，唱了生日歌。唱歌的時候，我有點動情，有點要哭的意思，不過我很快就控制住了。我真的很熱愛生活、感謝生活，我得到了太多的愛。

我對衰老沒有特別的恐懼。不過，我四十歲生日的那天上午有過短暫的傷感——這就四十了？我還在足球場上飛奔呢，這個四十好像是有人強加給我的。不過那時候我正在寫《平原》，小說的進程很快替代了我無聊的內心戲。我對六十歲的預備是相當充分的，因為我的朋友大多都退休了。其實，六十歲對我們并沒有太大的分界意義。要說我的年紀對我的寫作有什么影響，那就是我再也不能每天工作八小時以上了。不過工作五六個小時也挺好，我喜歡我現在的年紀。

記者：您的最新長篇《歡迎來到人間》講述了優秀的外科醫生傅睿走向精神崩潰的故事。這本書距上一部《推拿》整整15年——恰恰是飛速變化的15年。傅睿的故事為何打動您？新作要回應巨變的“當代”，對您有難度嗎？

畢飛宇：一位外科醫生出現心理問題后，變得像天使一樣關心他的病人，這是傅睿的精神悲劇。而文學必須憐惜人，對人懷有一份惻隱。

要讓傅睿的故事“來到人間”并不容易。首先面臨的困難是醫學知識，而我的知識儲備并不足以把小說“摁”在醫院里，只能推翻重來，把原定的“寫醫院”改為“寫醫生”，切入口大大收窄，保證所有的醫學細節都是正確的。另一個困難是，這個人物能不能夠“立”在當代？這些年的變化實在是太大太快了，每個人的認知都有它的局限，如果有人給你扔過來一個蘋果，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你永遠也不可能看見一顆飛行的炮彈。這一來你就不能只依賴感知，你還得學會分析，在分析的感召下，你得想象，然后才是表達。

寫《歡迎來到人間》的時候，我來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巨大的孤獨感伴隨著我：今天還是“當代”的，也許沒幾天這個“當代”就靠不住了。但是傅睿比我頑固，他一次又一次來到我的書房，我體會到了什么叫欲罷不能。對一個作家來說，欲罷不能提供了放棄，也提供了亢奮。有時候我覺得傅睿不值得我這樣去付出，可是沒過幾天我又覺得，錯過了傅睿將是我終身無法彌補的遺憾。今天，我終于可以這樣說了：《歡迎來到人間》這本書就是我的“當代”，我來了，我看了，我聽了，我寫了。

記者：“當代”意味著對文學、對作家的召喚。您怎么理解“當代”？您關注的時代棱面是什么？

畢飛宇：“當代”不是時間，它是一種自我認知，一種有關自我的追問與確認。即使我處理的是歷史，“寫當代”的愿望也從沒有放棄——所謂的歷史書寫表面看來是歷史，其實和當下是緊密的，我始終沒有放棄現實關懷。但有一點要強調，我只想介入現實，并不妄想概括現實，我不可能去寫全人類，我只能寫我身邊的事情。

時代與文學相互挑戰、相互成就，新一代作家已經來到了現場，他們和時代的關系也許比我們更加緊密。但無論時代如何變化，文學必須面對個人。作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當你決定寫一部小說的時候，你就像站在產科醫院的病房門口，你得給新生兒起名字，他/她不可能叫中國人、德國人、毛里求斯人，也不可能叫職業經理人、好人、壞人，他/她只能叫林黛玉、祥林嫂、奧雷良諾和阿伽門農。這就決定了文學的基本性質，即對具體的個人負責。至于人類性、國際性、民族性、時代性，那只能是這個人的派生。你問我最關注的時代棱面是什么，這取決于誰來敲我的書房，誰來敲門，我的棱面就在哪里，我得讓他確立。

寫作是“深度游”而非“打卡”

關鍵要讓內心保持干凈

記者：您對經典的定義是“活著”，回看《推拿》《玉米》《青衣》，您覺得它們“活著”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推拿》《青衣》成功改編的密碼？

畢飛宇：一部作品是不是“活著”，要等作家死后才能說，因為活人可以為自己的作品吆喝，只有在沒人吆喝的情況下仍然“活著”，那才是經典。

《推拿》《玉米》《青衣》好在哪里，我想還是好在品質，品質和作家的創作心態息息相關。你在寫作時如果看重作品帶來的實際收益，比如是否暢銷、能不能被改編，你往往是可以做到的，但在我的寫作中，我基本不做這樣的考量，寫作時我的內心一直很干凈。我沒預料它們會取得成功，我也不會剖析它們為什么成功——作家為讀者寫作，他可以冒犯讀者，他最不能干的一件事則是討好讀者。你唯一要做的是讓作品深入下去，沿著人物自身的邏輯發展下去，你要把小說“寫干凈”——“寫干凈”就是寫透，是“深度游”而不是“打完卡”就走了。

我很高興自己的作品被改編，但我發誓不再為改編而寫作。我也從不參與作品的改編。我常說，改編得成功，光榮歸于他們；改編失敗了，失敗也歸于他們。我不參與改編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在創作時真的已經竭盡全力了，我再也無法“進入”了，給我多少錢都不能，唯有新的作品能讓我燃起熱情。

我想說改編值得欣慰，但作品“活著”的依據不在這里。比起改編，我更希望我的作品經得起課堂分析。課堂分析是殘酷的，小說內部的問題會被無限放大，它的每個毛孔都是無比清晰的，唯有經典能經得起這樣的審視。

記者：近年來作家“牽手”互聯網，推動了所謂的“文學破圈”。您覺得互聯網給文學帶來了什么？如何看待文學破圈？

畢飛宇：這個話題說起來很有意思，因為我太長時間陷入在新作的創作中了，等我寫完之后，我對這個世界多少有些陌生：抖音和小紅書是在什么時候出現的？最可笑的是一本新書出來了怎么宣傳，我的經驗還停留在以前。它的結果是什么呢？我聽不懂編輯部的人在說什么，我覺得他們的許多安排簡直莫名其妙。后來我才知道，莫名其妙的人是我，我在這個日新月異的時代“留級”了。

90后基本上就是網生代，網絡替代了大地、巷口、姑媽和姨父，網絡改變了他們的思維模式和語言模式。為了與時俱進，我的新書發布會在網上進行，它確實經濟、迅捷、方便，一切都是“現在進行時”，不需要重新書寫和整理，我卻有種彷徨之感。我記得姚明還在NBA打球的時候，一進更衣室就會看數據，這場球他得了多少分，幾個籃板，幾個助攻，幾個蓋帽。數據就是他當晚的成績。那一天我參加了新書發布之后，我吃驚地發現，沒有人關心我說什么了，直接就撲數據。多少人圍觀了？多少人轉播了？多少人點贊了？那一天我學會了一件事：在網絡時代，你遠沒有數據重要。

文學破圈的話題在上世紀90年代就有人提出——文學不能只寫給圈子里的人看。這話我同意，可是，從我開始寫作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一個常識：文學不是人類的普遍行為。我是經歷過文學的“全民”時期的，就在我的青春期，那是傷痕文學剛剛興起的時候。應當說，那樣的“全民”不是一種常態，它是特殊歷史時期的后遺癥。文學是給熱愛文學的人看的，你不可能是太陽，把陽光灑到每個人的身上去，最理想的作家一定會與他的讀者群建構起親切的關系，這就足夠了。今天，小說哪有手機好玩？但是看十年小說，和刷十年手機，區別一定是巨大的。

新華日報·交匯點記者 滕升智 攝

記者：您當選江蘇省作協主席時，曾寄語文學蘇軍“保持靜的力量”。對文學蘇軍近來的創作有何觀察？

畢飛宇：我很不希望別人來“觀察”我的寫作，推己及人，我自然也不會去“觀察”別人。在我們這一代作家中間，有一句話我們幾乎從來都不說——“你在寫什么呢？”如果你真心關心一個作家，你就去讀作品。寫作不是隱私，但寫作是私密的，作為主席，你得尊重這種私密性。從我開始寫作的那一天算起，我的任何一部作品都和當時的作協主席沒有任何關系，注意，我這不是抱怨，是贊美。作為現任主席，我對我自己也有一個要求是——任何一個作家寫出的任何一個作品都必須和我無關，我必須做到這一點。

六十至多“不惑”

要用安靜“照亮”未來人生

記者：您喜歡閱讀，也很擅長教人閱讀，《小說課》的成功說明了這一點。最近在讀什么？有什么讀書方法？

畢飛宇：最近在讀古籍，從《大學》開始讀，打算把四書五經過一遍，體會一下古漢語之美，順便打發下時間，僅此而已。

我花在閱讀上的時間確實比較多，一坐下，就習慣性地放本書在膝蓋上，讀上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后拿起來的很可能是另外一本。我一直處在閱讀的狀態之中，不在乎讀什么，也沒什么目的。我不敢說我的小說越寫越好，但我的閱讀能力確實越來越強，一本書，40歲之前讀和40歲之后讀是不一樣的，它幾乎就不是同一本書。現在，讀小說我一般讀個三分之一，然后直接跳到結尾，心里就差不多有了數。

《小說課》受到很多好評，銷量超30萬冊，在我的個人銷量排行榜中排第二，第一是《推拿》，有60多萬冊。《小說課》的成功和創意寫作學科在中國興起的時代潮流密不可分，作為南京大學該專業的教師，因為要上課，我必須得有講稿，于是有了這本書，但這不等于說我就擅長教人閱讀。即使在講臺上，我也反反復復強調，我不是提供答案的人，我只是在享受閱讀的自由，如果我有什么值得推薦的，也許就是這句話：閱讀是自由的。但是，正如自由不意味著為所欲為，閱讀當然也有它的門檻，它有高低之分，它有難易之分。讀好書能帶來什么我不知道，讀爛書會導致怎樣的結果，《堂吉訶德》寫得清清楚楚。

記者：這是一個深度媒介化的時代，據說您也一度在克服“手機依賴”，想知道您如何在信息洪流中捍衛個人的主體性，守衛我們對自身生活的“主權”？

畢飛宇：有件事情我覺得很奇怪：在手機沒有出現之前，如果一個人老是吹噓自己，大家會覺得這個人不夠體面；有了手機和微信之后，人人都樂于在朋友圈展示自己，給自己打造人設。但我骨子里是個老派的人，不太能接受這些。

我是2015年用手機的，一開始很不適應。用了手機之后我也沒有開通微信功能，后來因為工作的需要，我只能使用微信。我承認，微信給我帶來了很多方便，但是，它真的太浪費時間了，尤其是朋友圈。某一天上午，我果斷退出了朋友圈，一下子輕松了許多。“退圈”和我個人的天性有關，談不上捍衛個人的主體性。我只是懶，喜歡安靜。現在有一個詞很時髦，叫“刷存在感”，我也喜歡“存在感”，可我覺得我的存在感都在安靜里，只有安靜可以照亮我的人生。

記者：步入耳順之年，您對生活有怎樣的展望？

畢飛宇：好的，那我先來和你談談“耳順”。“耳順”是老夫子對他自己的人生總結，所謂而立、不惑、知天命，說的都是他自己。可是你別忘了，夫子是圣人，我可不是。我60歲的心智能達到老夫子的40歲就不錯了。換句話說，我最多也就是“不惑”。所謂“不惑”，我所希望的是不要被自己所迷惑。截至今天，作為一個人，我做得最多的事情是什么？答案無比清晰，讀，還有寫。這就是我的兩條腿，我靠這兩條腿走到現在的。可以說，讀和寫就是我一生的基本內容。這一來就簡單多了，我只要繼續讀下去、寫下去就可以。我希望我在未來的歲月是這樣的，盡最大的可能克制證明自我的念頭。不是因為我已經證明了自己我才不需要證明，只有愚蠢需要證明，其他都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