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梅爾·托卡耶夫和他的部分作品

哈薩克斯坦作家凱梅爾·托卡耶夫由一個孤兒成為一名戰士，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失去了唯一的親人——他的哥哥，成為他畢生內心的傷痛。他自己也奔赴戰場浴血奮戰，身負重傷輾轉于戰地醫院和后方醫院。這一切，成為了他人生財富。在戰爭結束，考取大學深造，并在媒體工作后，他的創作欲望迸發了。于是，他寫出了一系列膾炙人口的作品，三次受到哈薩克斯坦內務部文學嘉獎（他還被授予衛國戰爭獎章等一系列的勛章獎章），并成為哈薩克斯坦偵探文學奠基人，被讀者迄今追捧。

凱梅爾·托卡耶夫有戰士的品格，在他面前沒有任何困難和險境。他以他的磊落和坦誠，面對題材選擇，面對歷史，絲毫沒有退縮。童年的記憶是刻骨銘心的，他的自傳體長篇小說《士兵上了前線》，便是這樣一部作品。

透過這部作品，我們可以看到他命運多舛的童年生活。他們從哈薩克斯坦的家鄉哲特蘇卡拉塔勒逃荒到吉爾吉斯。那天清晨，他和他的哥哥出門去找尋父親，卻意想不到路遇搜尋隊的馬車，搜尋隊為了完成搜尋孤兒指標，不由分說地把他們收進孤兒院。那時的孤兒院條件十分簡陋，沒有床鋪，沒有枕頭被褥，只鋪著一塊大白氈，每個孤兒只能和衣躺在大白氈上過夜。雖說如此，但也要有相對確定的鋪位，凱梅爾·托卡耶夫的鋪位靠近窗口，陽光從玻璃窗口照射進來，令他十分喜悅，柔和的光線投射在他孱弱的身體上，讓他感到暖洋洋的，從而獲得某種滋養和力量。

當來年春天降臨，大地換上綠裝時，他的哥哥去伏龍芝（比什凱克）打探他們的父母生死存亡信息，終于從接納他們一家的俄羅斯人雅科夫那里獲得確切的信息。他們年幼的妹妹，是在他們癱在病榻上的母親面前，掉進灶火被活活燒死，母親也因此撒手人寰。他們的父親，苦苦搜尋他們兄弟兩個未果，也舍家出走不知下落，有人說可能掉進河里被河水沖沒。他們成為了真正的孤兒。他們的家庭和他們所經歷的童年不幸，正是那個大集體化悲慘歲月的真實寫照。現在已經成為歷史的那場運動在哈薩克斯坦引發了大饑荒，饑饉奪走了200多萬哈薩克人的生命。

而作為一個作家，凱梅爾·托卡耶夫勇敢地面對這一歷史，透過他的作品折射出來。也正是如此，他的作品獲得了生命力。他通過作品說出哈薩克斯坦實行集體化運動的后果和實情，同時也揭開了戰爭秘密的帷幕，真實反映了蘇軍與法西斯分子的戰爭，而不遮遮掩掩。顯然，衛國戰爭和以往歷次戰爭一樣，有英勇無畏，也有膽怯懦弱；有指揮官的英明指揮，也有最愚蠢的決定；有進攻，也有敗退；有最終勝利的堅定信念，也有失敗主義的灰心喪氣。這一切在他的作品中被描寫得淋漓盡致，真實可信。只有親歷過槍林彈雨的人，才能寫出如此切身體驗的真實記憶。當然，他還要謹慎面對意識形態陷阱。這一切更加凸顯了作家的藝術手段和高超的創造力，印證了藝術的本質是真實這一特性。

凱梅爾·托卡耶夫通過他的作品伸張正義和人的尊嚴，張揚“尊嚴高于生命”理念。在面臨生與死的戰火面前，選擇的是要守住人的尊嚴。“尊嚴高于生命”這句哈薩克格言擲地有聲，它戰勝了人性中通常所具有的恐懼感，同時對懦弱和膽怯也體現了一種高貴的包容。作者在他的一系列偵探小說中也是在呼喚后代的團結、兄弟間的和睦，繼承和弘揚哈薩克傳統文化，對那些背離傳統文化、禍起蕭墻、親人反目、世風日下的行為予以鞭撻。

有趣的是，我們從凱梅爾·托卡耶夫的作品中體驗到了第三種學習語言的方式——從戰爭中學習（第一種是兒童時期在多民族孩子相互游戲中學習，第二種是學院教育學習），他自己的俄語就是在戰爭期間學習提高的。

凱梅爾·托卡耶夫親歷了前蘇聯的四個歷史階段：斯大林時期、赫魯曉夫時期、勃列日涅夫時期和戈爾巴喬夫時期的一部分，沒能見到哈薩克斯坦走向獨立，更沒有目睹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圖事件（有學者認為，前蘇聯的瓦解是從這一天開始的），但是他確信哈薩克斯坦終歸會走向獨立。他的這一信念已經實現。

凱梅爾·托卡耶夫作品有自傳體長篇小說《士兵上了前線》，長篇小說《最后一擊》《離巢而去的鳥》，中篇小說《夜半槍聲》《洪流》《暗算》《發生在薩爾哈班的事件》《遷徙者在哪里落腳》《山間回聲》，短篇小說《絕跡》《在戰士墓前》，兒童文學《星際征程》，札記《同代人的秘密——記者筆記》，話劇劇本《紅色指揮》《誰是罪犯》《謎團》等卷帙浩繁的作品，相信會和喜愛他作品的讀者共存，并激勵新一代人成長。這也是對他百歲誕辰的最佳紀念。

（作者系中國作家協會影視文學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