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羅斯特有一首寫暴風雪的詩，原野中的風暴在一定的高度聚集起來，當困難走路的人瞇眼觀望時，如弗羅斯特詩中所述：它成為一顆新的星體。另一首關于暴風雪的詩出自亞歷山大?勃洛克，風雪在敘述者身后形成反光、無聲的翅翼。這兩種時刻一直留在我的閱讀記憶里，直到我在江汀詩中再次認出它的蹤跡，這意味著那嚴寒而敏感的語言步伐已經沿著永不完成的雪地來到我們之中，帶著無聲的變形——江汀詩中的變形沒有暴力性，而是如內在的雙眼自然睜開。

江汀是白銀時代的現代中文繼承人。我認為他詩中一些最好的時刻不遜色于亞歷山大?勃洛克、帕斯捷爾納克的某些詩節——以及奧西普?曼德斯坦姆，一段時間內青年中文詩人幾乎是在爭奪對他的繼承人身份。但我認為江汀整體上依然缺乏一種偉大的東西——盡管他已經步入語言的微妙之處。他認為自己暫時缺乏問題意識，那可以使他在地表般繃緊成弓形的大地危機性中觸及亞歷山大?勃洛克在“荒涼歲月”觸及的東西。

江汀曾對我提到，他受到溫克爾曼觀點的感召。但這也許使他不會產生曼德斯坦姆那樣從惡作劇般的頑童語言（“穿一件香蕉皮縫成的大衣走過廣場”）中脫胎而出的極限修辭——瘋狂卻又異常健康，并寬宏大量。某些時候他接近較為微弱的阿爾謝尼·塔爾可夫斯基。但江汀肯定還會前往一種不為人知、發生在他人意料之外的偏離。他像一個青年老成的溫和派，用雅切的措辭掩藏桀驁與懷疑。他告訴我，他那首關于盧奇安的短詩并不被一些喜愛他風格的同伙接受。他也沒有一個可以再次轉化的羅馬，他必須接受一個幽靈般的北京——“正是那讓我們寒冷的東西\再次幫助我們御寒。”

江汀詩作的內容和品質顯然并非未被他人實現過——我們可以舉出一些八十年代的例子——但江汀使我們看到，它沒有停止，并且需要繼續呼應。我也不認為過去的例子已經達到“崔顥題詩在上頭”的完成度，事實上，過去的模仿可能更空泛僥幸——它們可能是一種衰朽而嘴硬的巴爾蒙特。

以下詩作中的一些如《爭吵已經結束》、《“整部舊約只有一個主題”》是幾可亂真白銀時代之作，這使人好奇，這種出色的才能在我們面對的依然難以名狀、時而具有威脅性的時代材料中，會發生什么。這個接受了白銀學院諄諄教誨的好學生，總需要從陰沉巍峨的老師們那里畢業。但不論語言與風尚如何騷動變革，總會有這樣的詩人，他在失控的人類生活中重新說出精神與一些客觀事物之間的親緣性，保持它非歷史的部分——當那個牛高馬大的未來戰士馬雅可夫斯基冷冷馳過時，江汀這樣的詩人會去同那些看傻眼的、貌不驚人的人們禮貌談話，聽取他們對騎手的既謙遜又不無冷淡的印象，成為他們的一員，就像回到一個外省的家庭。伊凡?蒲寧在自傳中對馬雅可夫斯基進行了若干批評，我想，江汀可能會站在蒲寧一邊。

有一個平衡我們的重要因素——同時也在我認識的其他幾位詩人中再次產生影響，但因為其來源過于顯赫、也過于不合時宜而使我們不好大方提及——這種隱秘的影響，對時代輻射中膨脹變異的我們再次產生內在的平衡和修正作用。我指的是一個被遺忘的詩人：歌德——他站在丑怪的各世紀邊緣。

國家會選擇并輸出一些詩人，由此會遮蔽另一些，從而直接或間接的構造并管理了文學認知，這是文化生產推廣策略的一個惡果。一個白銀時代的現代中文繼承人可能既不會讓當代英語、也不會讓當代俄語世界感興趣，一個彝族、蒙古族身份或明月出天山的文官則有可能被文化政治所選擇。但文學創造依然有其內在的流變和重點，這意味著存在著多重平行的、非社會性的歷史，意味著其中一些歷史并不與社會發展進程史必然有關，也意味著人為因素并不能完全生產和操控精神事物。盡管我在許多方面同意馬基雅維利——如克洛德?皮舒瓦、讓?齊格勒在評述波德萊爾時說，“不是馬基雅維里的那些宏圖，而是他的孤獨。”——但在文學上，我與江汀可能一直都會是相對于君主論者的邊緣論者。我和他可能最終都會是普希金詩中所寫的那些因為命運原因，跑到城邦之外的一隅聊作一番私人漫談的人。普希金，盡管不是最重要的詩人，但是我最喜愛的詩人。

詩人們自我意識中的傲慢與偏見——常常被風雅化地解釋——是文化生產推廣策略的另一個惡果，因為頭腦的片面性會被鼓勵并間接成為配合社會趣味生產鏈條的文化工具；也因為權力機器需要詩人在一種個人的美學監獄中，固步自封于他的不負責任。如果詩人不能做到一種更新了美學事實，他的外在品格，不論謙遜和睦或唯我獨尊都是沒有意義的。但傲慢尤其可能使他不能理解并進入黑鐵時代現場的礦脈與動蕩的邊界，他的傲慢最后會成為一種派生物，一種可以被匯編、收編與利用的東西。我相信，寫作者是尼采所稱的“在地下工作的人”，它舍棄自我以在變化的局勢中做出標記。不應忽略，尼采是一個強勢概括方面的藝術家，但他并不傲慢（他認為庸人是不成型的人，但卻是傲慢的人）。一個時期以后，與我同代的詩人正在經歷內在與外在的轉變，有的在公共空間中不得其法，過去的簡單文學性使他們幾乎成為捉襟見肘但籠統蠻橫的意見愛好者；有的形成工巧熟練的個人文體后滿足于組織諧謔的雙關語。不過，我們仍然有能力在幽靈大垃圾堆里再次搭建腳手架。

最早接觸江汀詩作時，我習慣性地認為這是一種已經被完成過的抒情詩，因為過去接觸的類似例子的確乏善可陳。直到一個偶然時刻，他的詩句“我們慣習于這些形式，\在一陣大風吹來之前”觸動我，既以一種簡明的完美性，又以一種被忽視的故人品質——我們主觀上認為，一些東西是在見識或寫作實踐經歷中已閱歷過的東西而不予考慮，但文學中可能并沒有這種一旦經過就永遠經過了的東西，它會再次出現在我們面前。由此我開始注意江汀的寫作。也許我們對文學抒情性的忽略同樣是一種沿襲，仿佛它是另一種一勞永逸的身份意識，而它可能與抒情的泛濫一樣糟糕。尤瑟納爾在關于康斯坦丁?卡瓦菲斯的散文中說，“我懷疑現代讀者（以及我）在這類嚴肅感情的作品面前的惱怒是否構成一種同樣危險的裝腔作勢”。當然，應當繼續不待見如俞平伯所言“好作綺語”的人。濟慈對彌爾頓的態度是，“他之生即我之死”，這種一般而言從來難以調和的戰爭依然會在現在和以后，產生真實而又殘酷的文學關系。詩人之間的關系并非長治久安，誰也不能在一種形象中始終安然無恙，一個時期過去后，力量會重構，新的東西又會產生。一個較為和平的看法是，詩人們彼此可能都是對方的“未走之路”。我認為我此生沒有可能懂得俄語、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因此，我不能證實帕斯捷爾納克原文是否吻合如我所感知到的自然事物切片一般，保持著一定濕度、半透明而又嚴格的詩節，于是我曾想，既然我不能證實，那么可以自己去造就，去使之存在。不過實現這種詩藝可能性的人并不是我，而是江汀。詩人們彼此在他人未能做到的地方有所作為，從而形成一個不宜預設的共同體。

詩人江汀1986年出生于安徽，他也在上海和青島生活過。2014年“副本制作”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明亮的字碼盤》，詩集名出自曼德斯坦姆的詩句：“不，不是月亮，而是明亮的字碼盤照耀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