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沙汀文集》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獲得廣泛好評，翌年3月即再版發行。該文集包括小說、散文、報告文學、劇本、文論、日記、書信和回憶錄，共十卷十一冊。相比于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沙汀文集》，這是一次頗具意義的編輯出版活動。正如其《出版說明》所言：它“收錄了沙汀自一九三一年從事文學創作以來所能夠搜集到的全部作品，含作者生前未編集和未發表的作品、書信、日記等。”這個新版的沙汀“文集”，不僅增加了之前未收、未發表的作品、日記和回憶錄等內容，而且首次結集出版了沙汀致友朋的書信，史料價值頗高，無疑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沙汀文學活動事跡。

《沙汀文集》第八卷為書信卷，收錄了沙汀與艾蕪、巴金、茅盾、王西彥、高纓、李定周、李濟生、李小林、李致、蕭珊、周克芹等親友故舊的通信，凡共554封。其中，沙汀致李致就有51封，時間跨度是1977年到1989年。值得注意的是，中間有兩封是編者未能確定具體落款時間的書信。前一封是寫于1977年，落款是“即日”，具體時間不詳。后一封標記為XX1131，具體的寫作年份未知。

據查，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了《李致文存》，第五卷是書信集，也收錄了沙汀致李致的書信，時間跨度為1978年到1989年，共計47封。與《沙汀文集》第八卷相比，它不僅少了4封，而且也沒有收錄1977年的任何一封書信。因為《李致文存》第五卷，沒有收錄1977年沙汀致李致的書信，所以那封落款“即日”的書信（77XXXX），具體寫作時間，至今存疑待考。而那封沒有寫作年份（XX1131）的書信，《李致文存》第五卷明確標記為“1978年”所寫。

因為李致是這封書信（XX1131）的收信人，《李致文存》的編輯人員，完全可以按照原件的信封確定寫作年份或咨詢李致本人后收錄。并且，《李致文存》比《沙汀文集》出版時間晚兩年多，肯定是有所考究的。所以，這封信（XX1131）的寫作年份很大可能是1978年。當然，編者未能給出一定的解釋，也是值得論證一番的。有鑒于此，筆者希望通過釋讀此信內容的過程中，順此驗證這一判斷。為了說明的方便，現將全信抄錄如下：

XX1131

李致同志：

前日曾寄杜谷同志舊照十一張，以備你們選用，想來已知道了。茲又寄陳選集題記修改稿一件，望您審閱后轉交李定周同志！他沒有出差吧？乞代為致意！祝

冬安

沙汀

十一月、三十一日

在所寄照片中，在北京住宅陽臺上和兩個孫子合拍的一張，希望能被采用！不管哪一冊都可以。又及。

相比于《沙汀文集》第八卷，此信（19781131）收入《李致文存》第五卷時做出了某些“改變”，編者不僅細心校正了沙汀書寫的一個錯誤：“希望能被采用”的“被”字，原為“備”，而且特別注釋說明“陳選集”是指《陳翔鶴選集》。可見，收入《李致文存》第五卷時大概是按照了書信原稿謄錄的，或咨詢了李致，或是編者注意到前后書信內容而得出的結論。然而，《沙汀文集》第八卷中，此信“祝冬安”是“冬安”單獨成段，而收入《李致文存》第五卷中卻是“祝冬安！”，不僅成為一段，更加有感嘆號。《沙汀文集》第八卷寫的是讓李致向《沙汀選集》的責任編輯李定周“乞代為致意”，《李致文存》第五卷中卻沒有修飾詞“乞”字，同時最后的“又及”，也被改為“又啟”，并空行單獨成段書寫。按照沙汀其他書信最后的通常寫法，大概率應該是“又及”。如此之不同，大概是謄錄編輯環節出現了問題，也有可能是編輯的不同編輯方針所致。但是從信件的書寫格式來看，《沙汀文集》第八卷可能更為恰當。不過，倘若從信件的原初性或真實性考慮，則《李致文存》第五卷或許稍勝一籌。雖然《沙汀文集》編輯組也說，“部分卷次（如日記、書信卷）據手稿整理，為了忠實于作者原意，體現其原貌，對其中辨識不清者，不妄加臆斷，以缺省號‘·’示之。”但是，顯然《李致文存》編輯組是不會無緣無故修改錯別字和排版格式的。當然，這些并不完全影響整封書信的意義表達和信息傳遞，所以具體為何出現如此的版本差異，需要校對手稿，才能給予更切實的回答。

在此信中，沙汀告知了李致兩件事：一是確認寄給杜谷同志舊照的收寄情況，并補充交代，希望采用自己“在北京住宅陽臺上和兩個孫子合拍的一張”；二是寄上“陳選集題記修改稿一件”，希望李致審閱后轉交給李定周。此信中所提到的人：杜谷，是當時四川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編審、詩人，出版有《泥土的夢》等作品；李定周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編輯，是“現代作家選集”叢書的編輯負責人之一，《艾蕪文集》和《沙汀選集》的編輯出版工作，他都是重要的參與者。沙汀將其舊照寄給出版社，很有可能是為《沙汀選集》的扉頁上影像提供資料。

1981年5月16日，《人民日報》的“文藝出版簡訊”中提到：“今年是沙汀、艾蕪同志從事創作活動50周年。為了紀念這兩位老作家對黨的文藝事業作出的貢獻和辛勤創作的勞績，四川人民出版社擬從今年起陸續編輯出版《沙汀選集》和《艾蕪選集》。”《沙汀選集》在沙汀與四川人民出版社“將近一年的磋商”后才于1982年7月正式出版第一卷，凡共四卷，1984年出齊，包括小說、散文、報告文學、日記等約一百二十萬字，其中諸多篇什是經沙汀認真修訂后的文本，可以作為定本看待。當時，李致也曾請沙汀改出“文集”，但被他婉言謝絕。沙汀回復李致說，“李劼老該出個文集。艾蕪同意，當然也應該出。我可不能同意，——等我翹了辮子后看吧。”但是，后來沙汀還是接受了出版“文集”的建議，只不過是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1988年，《沙汀文集》第1卷出版，1992年7卷本《沙汀文集》出齊。但查閱《沙汀選集》可知，他和孫子的合影相片，卻放置到了1984年8月出版的《沙汀選集》第四卷。并且，編輯部最后沒有選擇沙汀在北京那張三人合影，而是選擇了他在成都赴京之前與外孫劼挺合影的照片。

沙汀在信中所說的“陳選集”，顯然是一個簡寫。按《李致文存》對此信的注釋說明，以及通過現有出版沙汀致李致往來書信可知，實際應為《陳翔鶴選集》，其出版籌劃工作源頭可以追溯到1978年。“文革”結束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在李致主持下，認真踐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國”的出版方針：一是積極出版革命領袖人物的詩文和傳記；二是邀約現代著名作家出版“近作”單行本；三是隆重地推出四川籍老作家的“選集”。特別是后者，沙汀極力贊成四川人民出版社“注意出版四川地方作家的選集”，認為“不少省區都出全國性的選集，就頗有重復之感”。李致認真吸納、多方考慮相關意見，后來更是在巴金等人的建議下，積極籌劃出版“現代作家選集”叢書，形成頗具特色的出版選題，推動著四川出版文化事業的繁榮和發展。這套“現代作家選集”叢書，力圖從作家的整個創作生涯中選出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以川籍老作家為主線，兼及現代著名作家，從而形成了邵子周、周文、林如稷、羅淑、何其芳、陳敬容、陳翔鶴、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沙汀、艾蕪等四十多位作家的選集，表現出一種整體性的文學史選本取向，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作為四川籍左翼作家代表之一的沙汀，不僅是“現代作家選集”叢書的作者，而且是極為重要的幕后推動者。李致在計劃出版《陳翔鶴選集》前后，就曾多次向沙汀請教相關事宜。1978年8月4日，沙汀在致李致的書信中談到，“出一本陳翔鶴選集事，我很贊成，且已托人向馮至談過了。他也很高興，表示愿意和商量著編選這本集子。”并且過了十多天（8月16日），沙汀再次向李致表示贊成，認為“出一冊《陳翔鶴選集》，好。”同時，他還向李致提議，“是否也可考慮出一冊陳煒謨的選集、一冊林如稷的選集呢？”但不知何故，最后“現代作家選集”叢書中，有《林如稷選集》，卻沒有《陳煒謨選集》，真是遺憾之至。

由此可見，李致所推動的“現代作家選集”叢書編纂活動，對于編選對象是相當有針對性的。它并不是包括所有川籍老作家，也不是所有現代知名作家，而是有一定的歷史與現實原因考慮后的作家選擇。因為陳翔鶴、林如稷和陳煒謨都是“淺草社”的重要發起人，文學成就都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得到一定認可。新中國成立后，他們亦均在國家的文化、教育部門任職。但陳煒謨因病于1955年9月逝世，而陳翔鶴、林如稷則都經歷了“文革”的腥風血雨。陳翔鶴死于1969年4月，林如稷逝世于1976年12月。所以，在1978年前后，選擇出版陳翔鶴、林如稷兩位作家的選集，不僅具有寄托哀思、紀念逝者的意義，而且明顯透露出某種現實政治意識形態的傾向。

《林如稷選集》由四川文藝出版社于1985年8月出版，責任編輯朱成蓉，封面設計陳世五。艾蕪為該選集作了“序言”，其中結尾談到：“林彪‘四人幫’橫行時候，停辦學校，糟蹋知識分子，害了我們的國家，害了我們的民族。林如稷算是千百萬不幸的知識分子中的一個。從他的晚年，可以看見我們知識分子不幸的具體情況。”同樣，陳翔鶴因為發表《陶淵明寫〈挽歌〉》《廣陵散》等歷史小說，被批判為“惡毒的攻擊黨的廬山會議”，試圖“通過歷史題材，用隱蔽曲折的方法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宣傳”。在極“左”思潮的批判下，最后陳翔鶴死亡，直到1979年4月1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才為其舉行追悼儀式。1983年，陳肇世還在《人民日報》上鄭重發文懷念陳翔鶴，回顧陳翔鶴的為人和一生的重要事跡，稱“翔鶴老師一生，命途多舛，不失其赤子之心；正直，善良，無愧書生真面目”。黃秋耘也深情撰文，特別指出陳翔鶴高貴的精神品質：“每當我想起翔鶴同志耿介、正直的生平以及存在于我們之間的那一段深摯的友情，我總感到有一股抵抗‘隨風轉’的力量。”所以，李致適時推出《陳翔鶴選集》，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有力地支持政治作家平反的行為。正如鐘敬文當時為陳翔鶴寫的挽聯所示：“戰友情殷，昔心憶興編《遺產》；文章冤洗，同志今齊唱《挽歌》。”

1979年10月11日，沙汀專門寫信告訴李致與出版社二編室負責“選集”工作的同志，他和馮至經過認真商議后，決定“請文研所臨時抽調了白鴻同志負責專門集輯、整理陳翔鶴同志的作品”，因為白鴻作為陳翔鶴在世時的助理，比他們更為了解陳翔鶴，家屬也是極為信賴白鴻的，所以，關于《陳翔鶴選集》編選的具體問題，出版社可以直接聯系白鴻。當然，沙汀并非就此不管《陳翔鶴選集》編選出版的事情，他也多次提醒編選的注意事宜，要在編選《陳翔鶴選集》前后，“征求有關方面”的“意見”，以此確保不出大的差錯。顯然，這主要是從政治角度的考慮，而不是編選細節、規范的問題。因此，他也答應在不久后擬出具體的編目，助推《陳鶴翔選集》編選的成行。他致李致的書信中說“茲又寄陳選集題記修改稿一件，望您審閱后轉交李定周同志”，表明沙汀為《陳翔鶴選集》寫了“題記”，就是最好的證明。

《陳翔鶴選集》雖然具體的編選任務由白鴻擔任，但是編選的政治意識形態的把關工作以及選集的序言等事宜，李致還是充分地征求沙汀、馮至等人的意見。其中，馮至不僅提供編選的意見，也答應為《陳翔鶴選集》寫作序言。1979年2月8日，馮至在致李致的書信中談到：“《陳翔鶴選集》已選定。我因為太忙，‘序’還沒有寫。約在下月（三月）可以將選稿及‘序’一并寄上。”果不其然，《陳翔鶴選集》的“序言”的末尾寫到“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日于北京”，也就是馮至在3月20日于北京寫好“序言”，而且此文三個月后發表在當年6月份的《文學評論》上。其末尾提到“文革”后，“翔鶴的生前好友還常常談到他，懷念他，并提議出版他的選集，于是從去年十月，在大家共同主持下，由跟翔鶴一起工作過許多年的白鴻同志經手編選出這部選集”。可見，其所說的是沙汀十月國慶前后與馮至有談及此事。馮至和陳翔鶴同是“淺草社”成員，私交甚篤，所以他對此事相當鄭重。6月2日，還寄去《陳翔鶴選集》的改正稿，告知“前打印稿作廢。復排、校對，請以此改正稿為根據”。

1980年2月，《陳翔鶴選集》由李致主持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責任編輯李定周，封面設計陳世五，定價1.31元，首次印刷共計4萬冊。選集分小說、書評和散文三部分，共計18篇文章，“小說”包括《悼——》《不安的靈魂》《傅校長》以及《陶淵明寫〈挽歌〉》《廣陵散》等12篇，基本搜集了陳翔鶴重要的小說作品，“書評”則是《讀〈艾蕪短篇小說選〉》《〈離婚〉初探》《山高水遠》等3篇，“散文”是《懷念與追悼》《李劼人同志二三事》《關于“沉鐘社”的過去現在及將來》等3篇，都是比較重要的史料性文章。當然，這個選集也有遺珠之憾。林辰就談到：“小說部分，我以為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中所選翔鶴的《See！……》和《西風吹到了枕邊》二篇，應當補入。散文部分，更顯得單薄”，《郁達夫回憶瑣記》和《饑餓》“兩篇重要的散文”也應該入選。

綜上所述，從《陳翔鶴選集》出版經過可知，沙汀11月31日致李致的這封書信只可能是1978年或者1979年。并且，從其信中說“茲又寄陳選集題記修改稿一件”也可知，其之前已經寫就了《陳翔鶴選集》的“題記”，但是不久之后又有所改正，所以沙汀這次聯系李致，說明這時應該是1978年，還處于一個籌備階段，之后沙汀和馮至聯系，請白鴻幫忙整理，他們只提意見和寫作序言等工作。如果是1979年，那么對于1980年2月出版的《沙汀選集》第一卷，顯然時間上是不允許，而且也不符合事情的發展順序和常理。故而，《李致文存》第五卷將其認定為1978年的書信是正確的，編輯可能是根據原件的信封確定的寫作年份。由此，《沙汀文集》修訂再版，或者《沙汀全集》編纂出版時，這封書信就可以放置到合適的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