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不時，我很想讀一點自己不熟悉領域的書，雖然沒辦法清晰地辨別這書在所屬領域的位置，也很難抵達專業級的精微妙處，卻可以遠遠看看書中人的樣子，比照下來，說不定可以校正自己某些方面的成見或偏見。

拿杜尚來說吧，我早就知道他在藝術領域的大名，但看他的作品，總是有些摸不著頭腦。十幾年前，我讀過一本從英文轉譯的《杜尚訪談錄》，從書上幾近于無的勾畫痕跡來看，似乎沒留下多少深刻印象（不是翻譯問題，是因為自己程度太低）。這次讀從法文翻譯的《爆破邊界：杜尚訪談錄》（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1月版），稍微感受到了談話風格的“自然、通透、明晰”，便接連看了兩遍，多少領會到了點杜尚的風采。

1887年，杜尚出生在一個富有的家庭，幼年在“非常福樓拜式的外省氛圍中長大”，晚間，家人常一起下棋或演奏音樂。他的外祖父是位版畫家，母親也對繪畫感興趣，性情略有點冷淡。他有兩個哥哥，藝名雅克·維永的長兄是不錯的畫家，以杜尚-維永為人所知的二哥是很好的雕塑家，三個妹妹中的蘇珊娜·杜尚也在繪畫界有一席之地。

家庭收入主要來自作為公證人的父親，他應該是那個時代走在上升通道的人。杜尚對父親的職業偶有微諷，“政客的風格和公證人的風格是一樣的。我還記得父親家里的契約文書，那種語言風格簡直要笑死人”。不過，作為公證人的父親卻不像契約文書那么無趣，某種意義上甚至堪稱非凡。他不但沒有反對子女從事藝術，還在他們成年后繼續提供生活費用。不過，他提前告訴孩子們，成年后提供給他們的資助，將來分配遺產時要先行扣除。“大哥維永得到過很多資助，遺產一分未得，而我的小妹妹以前沒有要過任何錢（她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便領到了很多遺產。”杜尚非常贊同父親的做法，覺得“應該向所有的父親們這樣建議”。

有兩位年長自己十幾歲的哥哥引路，杜尚不到二十歲就進入了藝術圈。他用不長的時間摸索了當時盛行的各流派技法，但沒有進入特定的圈子。杜尚早期作品遠算不上驚世駭俗，但表現人體處于運動狀態的《正在下樓梯的裸女》，還是被1912年的獨立藝術家沙龍拒絕了。他也從此不再期望加入什么團體，獨自走向了另一條道路。

另走新路的杜尚，展示出藝術上強大的沖擊力。即便我們不熟悉他的整體制作，肯定也聽說過他那件被稱為《泉》的小便池，知道他涂在蒙娜麗莎唇上的髭須。稍微多了解一點的，會想到他的女裝照，提起他那塊費時八年也沒完成的《大玻璃》，還有那扇即開即閉的《拉里街11號的門》。妹妹蘇珊娜結婚的時候，他送去的是一件被稱為“不幸的現成品”的制作，“那是一本幾何學概論，需要用幾根細繩掛在他們孔達米納公寓的陽臺上。風查閱書籍，親自選擇各種幾何問題，吹散書頁并將它們撕碎”。

即便在藝術界新潮不斷的當時，杜尚的制作都因過于大膽而顯得格格不入，雖然偶爾會引起反響，但他遇到最多的是不滿甚至抵制。有位女士向杜尚訂制一件作品，他便制作了《為什么不打噴嚏》，“我把大理石立方體弄成方糖大小，把一個溫度計和一塊墨魚的骨頭放在一個涂成白色的小鳥籠里，我賣了她三百美元。……這個可憐的女人接受不了，這東西令她發自內心地煩惱，她又把它轉賣給了她的姐姐凱瑟琳，沒過多久凱瑟琳也受夠了”。最終，以相同的價格，這件不受歡迎的制作回到了杜尚的長期藏家阿倫斯伯格手上。

很難評判杜尚在藝術史上的地位，甚至，連“評判”和“藝術史”都是杜尚極力反對的概念。對他來說，從事制作，“并不是感情的宣泄口，也不是自我表達的迫切需求”，更不是為了名聲或利益，而是要挑戰關于藝術的成見，讓人從思維的窠臼中掙脫出來。藝術中最大的成見，是視網膜霸權，杜尚用現成品挑戰了這一霸權，讓他從事的工作更直接地作用于人的大腦：“重要的不是現成品的視覺問題，重要的是使它存在這一事實本身。它可以存在于你的記憶之中。你不需要去看它，就可以進入現成品的領域。……可以這么說，藝術品再也不可見了。它完全屬于大腦灰質，再也不屬于視網膜了。”藝術品作用于視網膜近乎天經地義，短時間內，人們當然很難接受如此激烈的挑戰。杜尚也明白，“我從來做不出什么能讓人立刻接受的東西”。

在各種制作中，杜尚展示出他非凡的好奇心，不斷突破著藝術的邊界。這個訪談錄的新譯本被冠以“爆破邊界”的標題，或許正是這個原因。有意味的是，跟不少天才藝術家把創造性的激烈帶進生活不同，日常中的杜尚完全沒有他在藝術上展現的那種沖擊性，相反，他看起來節制得近乎溫和。我有點懷疑，杜尚成年后處事泰然的風度和文質彬彬的舉止，部分跟家庭氛圍有關，核心應該來自父親的公正和母親的冷淡，卻又在某種程度上去掉了其中的生硬和刻板，展現出睿智淡然的神態。于是，杜尚贏得了周圍人的信任，他平靜地說，“我有很多朋友。我沒有敵人，或者說非常少”。

此前，我最欽佩的人生態度，差不多是塞尚的“勞作，勞作，只有勞作”。這次讀杜尚，我意識到，杜尚幾近無為的慵懶，也非常令人心折。杜尚似乎無意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任何痕跡，也不認為自己負有什么天然的責任。他在談話中經常說，這個無關緊要，那個我不缺乏，“我不期待任何東西，也不需要任何東西”。這一切表現，并非因為憤世，而是緣于天性。他從不嫉妒，也從不抱怨，不覺得人生會留下遺憾。耗時八年的《大玻璃》在運輸中震裂了，杜尚并沒受到困擾，“帶些裂紋更好，好一百倍。這就是事物的命運”。是這樣吧，“我們可以接受一切并且依然保持微笑”。

對杜尚來說，人生最重要的并非藝術，更不是工作，“我內心深處有著一種巨大的懶惰。相比于工作，我更喜歡生活和呼吸。……我的藝術就是生活；每分每秒，每一次呼吸都是一件作品。一件不留痕跡的作品，既不屬于視覺也不屬于大腦。這是一種持久的愜意”。從事藝術和無所事事意義相當，不過是杜尚度過人生不同方式。從這個方向看，訪談錄第二版的標題恰如其分——“荒廢時光工程師”。這個意思，亨利-皮埃爾·羅謝復述得好極了：“他最美的作品就是他對時間的使用方法。”

訪談開始的時候——1966年4月，兩年多后杜尚就去世了——他就跟談話對象皮埃爾·卡巴納表示：“多虧了我的運氣，讓我可以滴雨不沾身。”譯注云，這句法國諺語，直譯應該是“我能夠在雨水中穿過”（J’ai pu passer à travers les gouttes）。這就是杜尚吧，他從世界穿行而過，人間箭矢般的雨滴卻一絲也沒有淋到他身上。我相信，下面這句話不是宣示，而是他無比平淡的自我認知：“我擁有過絕對精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