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一位多面手，在短短60年的生命歷程中，他在民族文化遺產整理、世界文學譯介、文學創作、文學研究、文學刊物編輯、文學社團組織以及美術、考古等多個領域都取得了光輝的成就，被稱為“中國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在這諸多領域中，貫穿鄭振鐸生命始終的是中國文學史研究，他提出的“俗文學”理論以及圍繞此理論開展的學術實踐影響尤為深遠。鄭振鐸為后世提供的豐厚學術資源，穿越近一個世紀的歷史風塵，愈發顯現出重要的學術價值。

打破中國文學史的固有格局

“俗文學”概念的引入、闡釋與生發，是鄭振鐸在特定時代立足中國文學實際進行文學史反思和重構的重要舉措，與其所處的時代語境和個人經歷密切相關。

中國俗文學研究興起于20世紀初，它以新資料的發現和研究為開端，與當時眼光向下看的政治文化思潮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向前追溯，晚清以來就有一批開明的文人學者以文學革新推動思想啟蒙。例如，梁啟超為達到改良群治的目的，將小說的地位從“小道”提升至“文學之最上乘”，號召“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新文化運動時期，一批引領時代風潮的知識分子大力倡導以歌謠搜集整理為標志的民間文學調查和研究，試圖從中發現一個鮮活的、有生命力的民間，以從民間汲取靈感和力量的新文化來取代腐朽沒落的舊文化。在此背景下，與正統雅文學相對的通俗文學形式受到了學者們的關注。

鄭振鐸對中國文學的整體面貌有著較為全面和深刻的認識。一方面，他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底子，對雅文學的成敗得失有切身體會；另一方面，他深受民間文化的熏陶和滋養，其出生地溫州是宋元南戲的誕生地，具有悠久的民間文藝傳統。20世紀20年代，鄭振鐸旅居歐洲，在各大博物館中見到了很多流失海外的中華文物，特別是敦煌千佛洞所藏的俗文學寫本，給他以極大震撼，深刻影響到他的文學史觀。此后他積極投身俗文學文獻的搜集整理，編纂出版了多部戲曲和說唱文學目錄，這些資料為他日后的俗文學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文獻支撐。

對鄭振鐸的“俗文學”觀產生最大影響的學者是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 胡適采用二元對立的方法把中國文學分為“古文”和“白話”兩類，認為前者代表貴族圣賢的“死文學”，后者代表民間大眾的“活文學”，白話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中心。胡適的“白話文學”是從文學語言角度提出來的，針對的是“文言文學”，并不涉及文學思想和文學風格，而且《白話文學史》寫到唐代就截止了，不能算作完整的有體系的文學史。但是，胡適提出的“白話文學中心說”以及人棄我取二元對立的文學史寫作模式還是對鄭振鐸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俗文學史》中“‘俗文學’不僅成了中國文學史主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國文學史的中心”的說法，就肇始于此。

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鄭振鐸就展開了對俗文學作品的研究，但他對俗文學理論的整體性思考主要體現在文學史編撰上。1932年，鄭振鐸出版《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將變文、鼓子詞與諸宮調、話本、戲文、雜劇、講史與英雄傳奇、散曲、長篇小說等俗文學形式與古典詩文并列加以論述。鄭振鐸認為，文學史格局的變化，既與編撰者的指導思想有關，也因為新材料的發現打破了中國文學史的固有格局，“近十幾年來，已失的文體與已失的偉大作品的發見，使我們的文學史幾乎要全易舊觀。決不是抱殘守缺所能了事的”。所以，《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論述的變文、戲文、諸宮調、講史、散曲、短劇、民歌、寶卷、彈詞、鼓詞等，大約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是他書所未曾涉及的。

1934年6月，鄭振鐸在《三十年來中國文學新資料的發現記》一文中說：“因了人人想向新的方向跑去，于是新的種種便不斷的被搜獲、被掘發。”他簡要總結了截至當時三十年來新發現的足以改變中國文學面貌的新資料，其中涉及俗文學的部分有變文、寶卷、彈詞、鼓詞、民歌俗曲、諸宮調、戲曲、散曲、小說等。1938年，《中國俗文學史》出版，第一次從概念、范圍、分類、特質等方面構建了一個相對完善的俗文學理論體系，掀起了俗文學研究的高潮，深刻影響到中國文學史格局的建構。

民間立場與雅俗融通

《中國俗文學史》開宗明義，為俗文學下了定義：“‘俗文學’就是通俗的文學，就是民間的文學，也就是大眾的文學。換一句話，所謂俗文學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為學士大夫所重視，而流行于民間，成為大眾所嗜好，所喜悅的東西。”按照文體，鄭振鐸將俗文學分為五大類：第一類是詩歌，包括民歌、民謠、初期的詞曲等；第二類是小說，專指話本，不包括傳奇和筆記小說；第三類是戲曲，包括戲文、雜劇和地方戲；第四類是講唱文學，這一類別在中國的俗文學里占了很大比重，包括變文、諸宮調、寶卷、彈詞、鼓詞等；第五類是游戲文章，這是俗文學的附庸，其性質也極為復雜。他將俗文學的特質概括為六個方面：一是大眾的，二是無名的集體創作，三是口傳的，四是新鮮、粗鄙的，五是想象力奔放，六是勇于引進新的東西。

對俗文學概念定義和主要特征的總結，體現出鄭振鐸站定民間立場，力求從民間文學的視角來拓寬文學范疇、改變文學觀念的強烈愿望以及對俗文學民間性特征的執著追求。但是，在列舉俗文學的具體類型、文體與代表性作品時，他卻忽略神話、故事等更具口傳性、民間性的題材，而是大量采用俗文學的書面文本，這些作品與他歸納的俗文學特征存在明顯抵牾之處。例如，被他看作俗文學重要組成部分的《金瓶梅》《紅樓夢》《儒林外史》等長篇小說，關漢卿、王實甫、白樸、馬致遠等元曲大家的作品，《再生緣》《筆生花》等女作家彈詞，既不是“無名的集體的創作”，也不是“口傳的”，而是典型的作家文學。

這種矛盾的產生，一方面是因為鄭振鐸雖然高揚大眾性、口頭性，但他有關俗文學研究的整體框架卻是依據書面文學的特征設計的，所涉及的作品在此框架中的地位也是按照書面文學的標準來確定的。鄭振鐸對俗文學書面文本的重視，既源于他受到的正統文學傳統的熏陶，更與俗文學文獻的大規模發現有關，他豐富的私藏為搭建中國俗文學史大廈提供了充足的材料并激發起他學術探索的強烈斗志。另一方面，在當時的話語體系中，“俗文學”與“通俗文學”“民間文學”“大眾文學”幾乎是可以簡單置換的概念，其基本的學術指向都是“民間”。“通俗”“民間”“大眾”，不僅體現在文體形式、文學特征上，更體現了自覺的民間立場與價值選擇。鄭振鐸建構了一個包容性最大的“俗文學”概念，在他看來，要引起人們對俗文學的重視，最有效的辦法莫過于擴大該文體的涵蓋范圍和包容性，以凸顯其價值。

鄭振鐸認為，正統文學和俗文學各有疆域，存在明顯的分野，但不代表它們水火不容、截然對立。他稱贊民間文學是文學向前發展的原動力，認為中國文學史的中心是俗文學，因為許多當下被視為正統文學的作品或文體里，就包括大量原先屬于民間、后來“被升格了的”俗文學，兩者存在著“祖源”關系。他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說，俗文學“并不是永久安分的‘株守’一隅的。也不是永久自安于‘野草’的粗鄙的本色的。他們自身常在發展，常在前進”。他認為，“雅”與“俗”不是靜止不動的，兩者始終處于流動的過程中，“雅”和“俗”的融通造就了中國文學這條大河的波瀾壯闊。

在《中國俗文學史》第一章“何謂‘俗文學’”中，鄭振鐸說：“像《詩經》，其中的大部分原來就是民歌。像五言詩原來就是從民間發生的。像漢代的樂府，六朝的新樂府，唐五代的詞，元、明的曲，宋、金的諸宮調，哪一個新文體不是從民間發生出來的？”換言之，已經雅化的長篇小說、彈詞等的祖先，或者初始面貌就是大眾化的，就是鮮活粗鄙和口傳的。例如，后世成為文學經典的長篇小說即脫胎于宋代的“講史”。因此，鄭振鐸歸納的俗文學“口傳的”“無名的集體創作”的特質，主要是指俗文學在成為定型的書面文學之前的流傳狀況，與今天民間文學學科所謂的“口頭性”并非同一個概念。

立足中國文學史的框架

在鄭振鐸眼中，文學史不僅是記錄和梳理文學發生發展的歷史，也是人類的精神史和心靈史，是與民族精神和民族氣質聯系在一起的。他認為，中國文學史是“一部使一般人能夠了解我們往哲的偉大的精神與崇高的創作成就的重要書冊”。基于這樣的理念，鄭振鐸認為民間文學（俗文學）既自成體系，又是中國文學史拼圖的重要板塊，將其置于中國文學史的框架并與世界文學殿堂中的經典作品做對比，會發現這一文體是極富本土化和民族性的。鄭振鐸打破了中國漢族沒有或缺乏民間敘事詩的偏見，他斷言，佛曲（變文和寶卷）、金元時期的“諸宮調”、明清時期的說唱詞話和鼓詞等長篇敘事文學作品就是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史詩，這些作品“不類小說，亦不類劇本，乃有似于印度的《拉馬耶那》，希臘的《依里亞特》，《奧特賽》諸大史詩”。因此，俗文學文體的被發現和被重視，不僅擴大了中國文學史的范圍，更新了中國文學史的觀念，更提振了民族自信心，弘揚了民族精神。寫作于戰時的《中國俗文學史》更是本著這種出發點，在完成俗文學理論建構的同時也傳遞了對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民族主義的熱烈歌頌和對民族精神的深沉追求。

鄭振鐸確立的以書面文本為主要研究對象、在中國文學史框架中融通雅俗的“俗文學”觀對中國文學史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以書面文本為主要研究對象，可以借鑒和沿用輯佚、辨偽、考證等傳統學術研究方法，許多擁有跨文化視野的學者還大量采用比較研究、類型研究等方法開展研究，使得俗文學有了固定的研究對象與系統的研究方法，迅速走上了學科化、專業化的道路。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趙景深、楊蔭深、孫楷第、朱自清、馮沅君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學者認同于鄭振鐸構建的俗文學研究體系，他們以阿英主編的《大晚報·火炬通俗文學》周刊（上海），戴望舒主編的《星島日報·俗文學》周刊（香港），趙景深主編的《神州日報·俗文學》周刊（上海）、《大晚報·通俗文學》周刊（上海）、《中央日報·俗文學》周刊（上海），傅蕓子、傅惜華主編的《華北日報·俗文學》周刊（北京） 6 種“俗文學”周刊主要陣地展開俗文學研究，發表了大量關于戲曲、小說、說唱文學以及故事、歌謠、諺語等俗文學門類的研究著作，形成了中國文學研究史上的“俗文學派”，在文獻整理、理論探索以及俗文學研究隊伍的組織培養方面都作出了積極貢獻，其影響綿延至今。

（作者系山東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