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北京三萬里：重大時刻來華的那些人，那些事》新書發布會

時間：2024年6月16日下午兩點

地點：大運河博物館

嘉賓：徐和建 北京市委宣傳部一級巡視員

張德生 文化外交官、資深翻譯家

趙 崢 北京師范大學物理系教授

孫文曄 北京日報首席記者

張小英 北京日報記者

楊麗娟 北京日報記者

主辦：北京大運河博物館、正陽書局、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承辦：北京華景時代

馬可·波羅、湯若望、泰戈爾、埃德加·斯諾、 薩特、波伏瓦、大江健三郎、切·格瓦拉 、安東尼奧尼 、小澤征爾、皮爾·卡丹、薩馬蘭奇、斯特恩、卡拉揚、霍金……

在一些微妙的歷史時刻，他們帶著好奇與向往來到中國，在北京或安家，或短游，留下深淺不一的足跡。對中國來說，他們不僅是過客，還是報信人，是破冰者，是開啟中國時代的親歷者和見證者。

《北京三萬里：重大時刻來華的那些人，那些事》，記錄了15位特殊時刻來華的外國人與北京的故事。“三萬里”不僅是時空的距離，也暗指文化上的巨大差異。本書可為當下中國與各國的文化交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借鑒。

如果歷史是顆洋蔥，希望剝到辣眼睛那一層

主持人：有請北京市委宣傳部一級巡視員徐和建先生致辭。

徐和建：邀請我來講講，因為這本書跟我有點淵源。

北京日報社特別報道部在《北京日報》有一個品牌欄目“紀事”，我最早是從那里讀到這本書中一些外國名人到北京、游北京、看北京的紀實篇章，感覺非常好。

謹代表北京市委宣傳部對 《北京三萬里》新書發布表示祝賀，更向《北京三萬里》的作者們致敬，他們花費了巨大心血，把留存在史書中的東西、圖書館的東西、民間的東西收集起來，寫作、匯編成這本書。

它記錄了15位在歷史特殊節點來北京的世界名人，他們訪北京、看北京、寫北京、思考北京的故事，從歷史的縱深、地域的遼闊、思想的深邃，呈現了他們眼中北京的萬千氣象，非常精彩。

北京是一個很大的城市，需要大家去記載、去傳播、去建設。我在北京工作將近40年，在座也有很多“老北京”。其實老北京也未必了解北京，需要有更多載體，更多的題材、視角，從不同人群、通過不同平臺、運用不同技術來呈現全面的北京。

這是一個高端的題目。希望這只是開端，前不久市委宣傳部討論通過了對“北京三萬里文化發展引導基金”的資助，將來還會有一批這樣的書，比如“散文中的北京”“戲曲中的北京”，我想以后北京日報社、北京聯合出版社可以繼續，在座各位也可以參與，把北京完整地呈現給大家。北京是你們的也是我的，是大家的，我們愛北京，謝謝！

主持人：《北京三萬里》的副題是“重大時刻來華的那些人，那些事”，什么是重大時刻？這些重大時刻對我們對外開放有怎樣的意義？這個選題是在怎樣的契機下出爐的？有請本書主創之一孫文曄老師。

孫文曄：我們是北京日報最小的一個團隊，只有五個人，但也是出書最多、堅持時間最長的一個團隊。15年來我們就干了一件事兒——寫出好故事，不管公眾的注意力是不是只有7秒，不管是不是身在短視頻當道的時代，我們每兩周都用一萬兩千字、兩個整版，來講一個歷史驚濤駭浪當中的水滴。

我們選擇的切口非常小，但是切入的深度非常深。這個團隊非常有“野心”——如果說歷史是一杯咖啡，我們希望撇去上面的奶油給大家；如果歷史是一顆洋蔥，我們希望一直剝下去，剝到讓大家辣眼睛的那一層。

最近3年我們有一些轉型，更加立足于北京的文化和歷史，特別是打造了自己部門的“北京小宇宙”。產品之一是《北京三千年：從考古史看北京城建的歷史》，現在“豆瓣”評分9.1，我對它非常有信心；另一個就是這本《北京三萬里》。

最早這個系列的開始，是寫杜威、羅素、泰戈爾這些思想啟蒙家民國時期到中國來的故事。大家對杜威可能不太了解，他是胡適先生的老師，他的到來促成了很多重要的改變：比如學生搞勤工儉學，中國共產黨早期一大批領導人到法國勤工儉學，就是從杜威思想中來的；還有很多女孩子走進學堂，就是從聽杜威的講座，逐漸被吸納到學堂里的。

開始寫這些后就面臨很大一個“瓶頸”——“北京印象”并不是一個非常稀罕的東西，自元朝以來，很多外國人就把北京作為到中國的第一個旅游目的地，留下很多關于北京的書信、日記；他們的北京歷程也有一定的相似，比如吃烤鴨、逛長城。那我們怎么寫出自己的獨到之處？我們經歷了很長時間的遲疑、猶豫、琢磨。

那些有“鑿空”使命的人，和那些破冰者

孫文曄：迷茫中差不多三年之后，一位讀者的提醒給我們開辟了一個新天地，在此我感謝他。

記得很清楚，2022年12月19日，我接到一個讀者的電話：“我看了你們寫的薩特和波伏瓦到中國來的故事，覺得很有意思，建議你們寫一系列。”

當時就感覺他是一個知音，我立馬把心頭的疑問拋出來，他說：“你應該從馬可·波羅寫起。”一聽就是特別專業的提議，因為北京是自元朝起成為整個中國的中心的。《馬可·波羅行記》成書后一個重要讀者是哥倫布，他打開這本書后就決定去尋找北京，結果他找到了新大陸。

他說：“馬可·波羅跟出使西域的張騫一樣，是有‘鑿空’使命的人。你們就應該寫這種破冰者，比如薩特和波伏瓦當時是頂著西方偏見的巨大壓力來中國的，他們的經歷可以見證中國的成長。”他還給我講了幾個重大的歷史階段，比如改革開放后的時間點，他覺得可以從這些點上找一些人，從他們的故事來寫北京。

我們聊得特別開心。我一直沉浸在這個頭腦風暴中，直到掛電話才問他：“您是哪位？”他說：“宣傳部徐和建。”我說“幸會幸會”就掛電話了。因為我是一個沉醉在歷史中的書呆子，掛了電話才想：這不就是天天在電視上講疫情的那個新聞發言人嗎？宣傳部副部長，這是我的領導啊。

今天是我第一次面對面見到這位領導，我想說一聲“失敬”。

大家都說蘇格拉底是“思想的助產士”，套用這個句式，徐部長就是這部書的“思想助產士”，他的點撥讓我們一下打開思路。我們拋掉原來只寫哲學家、文學家的局限，開始在經濟、文化、體育、科學各個領域，并在更大的歷史跨度上去尋找那些有“鑿空”使命、破冰之舉的人，然后才成就這本書。

“草蛇灰線，伏脈千里”，我們寫這本書的時候正是北京疫情最厲害、最封閉的時候，它經歷了從封閉到開放的全過程。而今正大力吸引外國人到北京，國家搞了很多免簽。昨天在家樓下看到外國人跟北京大叔一起烤串，今天坐地鐵到這邊還遇到有外國人問路，感覺我們現在拿出這本書是正當其時。

想起當初薩特和波伏瓦來中國的故事。1955年中國在“萬隆會議”上遭遇圍攻，周恩來現場調整發言，脫稿講話，最后一句是：“百聞不如一見，歡迎你們到中國來看一看。”促成了薩特和波伏瓦的中國之旅。結果他們到中國來非常尷尬，因為沒人認識他們。當時他們已經是全世界的文化偶像，但是中國幾乎沒有人看過他們的書。波伏瓦有一個感慨：“這種互相的無知，甚至比各種政治限制更阻礙我們的交談。”

所以，我們寫這本書的初心，就是侯仁之先生那句話——“知之愈深，愛之愈切”，希望所有人對北京了解更多，有更深的愛。

寧肯死在長城上的霍金

楊麗娟：思路打開之后，我們第一個選題就是霍金，他不僅是個科學家，還是研究宇宙、研究廣義相對論的。對于我們文科生來說，他的名字如雷貫耳，但對他的研究可以說不知所云。

多虧采訪到了北師大物理系的趙錚教授。他是1985年霍金第一次訪問中國時的接待者之一。那時，霍金在世界上已是如日中天的物理學界的明星，但中國沒有多少物理學界以外的人知道他的名字。

先請趙錚老師分享一下，為什么接待霍金來北京的是北京師范大學？

趙崢：北京師范大學既是一個師范大學，也是一個綜合性大學。改革開放以后，強調要向其他綜合性大學看齊，把科研搞上去。北師大物理系在這方面的長項之一就是廣義相對論的研究，研究小組的組織者是我的導師劉遼。

霍金訪問中國，我們搞廣義相對論的人知道，一般老百姓知道的不多。熱衷促成霍金訪華的其實是中科大的團隊，因為中科大派出的留學生吳忠超，也是后來《時間簡史》的主要譯者，跟霍金熟悉。霍金對中國表示很感興趣，尤其對萬里長城特別期待。

英國方面一開始很猶豫，霍金是他們的國寶，而中國當時是第三世界國家，而且去的還不是北京、上海，是合肥（中科大所在地）。合肥在他們印象中是一個小地方，交通不便，認為不適合重殘疾人霍金訪問——霍金的飲食特別，是專門制作的，要從英國帶來或空運來。要想把必要的補給及時運到合肥，似無保障。

霍金本人很想來華，他說，只要能保證他在合肥存活（survive），他就會來。最后是中科大副校長錢臨造教授跟英國皇家學會進行了溝通，正式向霍金提出了邀請。中科大團隊一個負責人跟我們關系很密切，就問我們能不能順便接待一下，滿足他的心愿，把他送上長城。

所以他先訪問了中國科技大學，然后來北京。我的導師劉遼和他的北師大物理系同事梁燦彬教授，是最早在北京火車站見到霍金的人。

楊麗娟：所以是萬里長城的魅力把霍金召喚到北京。他到北京做了哪些事情，除了登長城？

趙崢：我們邀請他作學術報告，大家很踴躍，敬文講堂500個座位坐得滿滿的，走廊上都擠滿了人。中科大的王永成教授陪霍金到臺上。霍金當時還能自己發聲，不需要借助語音合成器。只是吐字不清，很少有人能夠聽懂。他的助手聽得最清楚，還有他的護士和夫人能聽懂，別人都不行。所以他的話要經過兩次翻譯，先由他的助手翻譯成普通人可以聽清的英語，再由劉遼教授翻譯成所有同學都能聽懂的中文。當時場面非常之熱烈。

接待他我們盡了全力，也勸他：“長城還是算了，您坐輪椅上很難上去。”結果他一定要去，說“寧肯死在長城上”。大家看他這么堅決就帶他去了，由兩個研究生朱宗宏、徐鋒把他抬上長城。

楊麗娟：補充一個細節。我們采訪了長城相關人員，還有趙老師提到的吳忠超教授，他是霍金唯一的中國弟子。他說當時霍金的身體狀況跟我們后來看到的不太一樣，他手還能動，登長城的時候，平的地方他自己搖動輪椅堅持自己走，有臺階實在走不了，才讓北師大兩個年輕力壯的研究生幫著抬上去。

主動要來中國的卡拉揚和柏林愛樂

張小英：書中另外一位名人是卡拉揚。卡拉揚的破冰之旅在中國掀起了西方交響樂的熱潮，他的唱片也在中國熱銷。只是在故宮拍攝歌劇《圖蘭朵》的想法未獲批準，成為他終身的遺憾。

卡拉揚是柏林愛樂樂團的終身指揮，被稱“指揮帝王”。1979年他來中國演出，可以想象是轟動全國的事情。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由于是改革開放初期，訪華演出過程中發生很多小插曲，可謂跌宕起伏。張德生老師是親歷者。

張德生：1979年，中德外交關系恢復沒有多少年。柏林愛樂是世界上最好的四大樂團之一，卡拉揚是當時世界上最有名的兩個指揮之一。他為什么到中國來？

搞文化交流的都知道，請他來演出需要一大筆錢。當時的情況是，日本邀請柏林愛樂到東京訪問。都已經到東京了，再到北京只有一點距離。他們就跟中國大使館說，我們想到中國來，可不可以？中國駐德國大使館打電話問中國，中國文化部報給國務院外事處，答復是“來吧，歡迎，但是我們沒有錢”。

大家可以想象，“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當時全國人口三分之二是45歲以下的，即便是過了45歲的，也沒幾個人知道卡拉揚是誰、柏林愛樂樂團是誰。最后德國人說“我們湊50萬馬克”。當時一個馬克頂6塊人民幣，我認為這50萬馬克給到中國，是解決了我們的經濟問題的。

按照文化部接待計劃，卡拉揚、樂團行政經理彼得·吉爾特和其他8名主要成員入住北京飯店，每人或者每對夫婦一個單間；其余200多人均安排住前門飯店雙人間，如有樂師帶家屬，需自掏腰包付一張床位費。前門飯店照單落實，但北京飯店卻遲遲不肯給這10間房。

當時，北京可以接待外賓的涉外飯店只有11家，客房不到4000間。北京飯店是規模最大、名氣最高的酒店，接待過不少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隨著國際交往日益頻繁，這里的客房一度非常緊張。

當時接待組組長是中國對外演出公司的副經理黨允武，跑了好多趟跟北京飯店談判，我估計起碼有6次，苦口婆心解釋“卡拉揚在歐洲的地位和威望，不比一個普通國家的總統或總理低”。北京飯店工作人員無法理解：一個樂團的指揮，怎么能與一國元首相提并論？最后經文化部反復協調，北京飯店總算答應給10間貴賓房，這時候距離柏林愛樂樂團抵京僅剩3個小時。

接待部門專門給卡拉揚配了一輛紅旗轎車，這在當時屬于部長以上待遇。

“我的樂師從飛機上掉下來了！”

張德生：接下來是首都國際機場遇到難題。因為柏林愛樂樂團這次乘坐的是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第一架大型噴氣式客機，首都機場還沒有降落過如此龐大的客機，原有的舷梯高度不夠。

怎么辦？時間緊迫，機場有關部門會商后，讓工作人員在原有的舷梯上臨時接了兩塊木條，再釘上幾塊木板。這樣，舷梯總算夠得著機艙口。

柏林愛樂的飛機降落首都機場，是1979年10月27日晚上。艙門打開，卡拉揚第一個走下飛機，隨后被引領到機場貴賓室。文化部、中央樂團一行人在那里迎候。

雙方坐定，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姚仲明致歡迎詞：“請允許我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文化部和中國音樂界同仁，向尊敬的、遠道而來的卡拉揚先生及其率領下的柏林愛樂樂團表示熱烈的歡迎！”

我剛開口翻譯了一句，就見一位德國人行色匆匆闖進來，徑直走向卡拉揚，湊上去“咬耳朵”。卡拉揚噌地一下站起來，說了一句，“我的樂師從飛機上掉下來了！”沒跟任何人打招呼，頭也不回離開了貴賓室。

張小英：柏林愛樂樂團大提琴演奏家亞歷山大·韋多夫作為當事人，后來在《柏林愛樂——我們的故事》影片中回憶了事情的經過。飛機降落后，大概下來了五六個人。韋多夫和舞臺監督海因茨·巴特洛格一起下飛機，走到停機坪中央，巴特洛格突然暈倒。韋多夫轉頭跑了回去，站在舷梯最邊沿的位置朝飛機里面大喊：“請先讓一位醫生出來，巴特洛格心臟病發作暈厥了！”誰也沒想到，就在他喊這句話的那一刻，舷梯突然塌了。

韋多夫和站在他身邊的首席雙簧管洛塔爾·科赫猝不及防，一起從6米多高的舷梯摔了下去。另一名參過軍的樂師反應很快，徒手爬回了機艙。韋多夫的兩只腳跟摔傷，科赫則摔斷了肋骨。

卡拉揚趕到時，現場一片混亂。柏林愛樂樂團第一首席托馬斯·布蘭迪斯記得，卡拉揚給暈厥的巴特洛格做了人工呼吸，“把他從鬼門關拉了回來”。

中央音樂學院民樂系學生姜建華，當日和幾位同學拿著小旗在機場迎接“教科書偶像”，卻目睹了這起事故的發生。她至今記得，“那天，卡拉揚的臉色鐵青，非常可怕”。

張德生：救護車很快開過來。雙方經過協商，傷員被送到反帝醫院。就是今天的王府井協和，當時叫反帝醫院。兩位受傷的音樂家后來只在協和醫院做了緊急處理，沒有動手術。因為卡拉揚不相信中國的醫療技術，要把他們送到瑞士蘇黎世接受他認為最好的治療。

這個事情的教訓，希望在座每一個人記在心里——做任何事情都得認真，不能說“大概、也許、馬馬虎虎”，這是不行的。這個事情后來打官司起碼打了15年，德國人要求賠精神損失費，“我還有帶學生的額外收入，你都要賠我。不賠，對不起，我到國際法庭告你”。文化部說：“你告就告吧，不是我的事情，你找中國民航。”

張小英：此后20多年，文化部外聯局一直在處理和協商這兩位音樂家與中國民航之間的賠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