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正值巴金先生120周年誕辰。巴金的文學成就，主要是小說和翻譯，包括晚年的散文集《隨想錄》。他一般很少談詩。他在上世紀20年代早期，曾寫過一些詩，雖然只是一些短詩。或許是巴金感到自己的氣質不適合寫詩，或是覺得小說等體裁更能表達他的想法，就早早斷了寫詩的念頭，把主要精力放在小說、散文及翻譯上了。然而，他在上世紀50年代先后發表了兩篇談外國詩人的文章。雖時過境遷，每次讀到這兩位外國詩人的作品時，我就會聯想到巴金先生的文章。盡管那是他參加會議的公開發言，卻仍有自己獨到的想法和觀點。

巴金談吉洪諾夫

“看見你的滿頭的白發和發紅的臉龐，看見你的親切的愉快的微笑，我就想起了我在你們那里過的那些快樂的日子”。這是巴金在《歡迎吉洪諾夫》一文中的開頭。全文刊登在1952年11月上海《解放日報》上。我看，這首先應該是一篇類似歡迎辭的文字。果然，巴金接著就寫道：“上海的人民更加興奮地等待著你的來臨。他們愿意讓你看見你少年時期的夢在這里怎樣成為現實。人民革命的洪流洗凈了帝國主義留下的污泥，今天歡迎你的是一個光輝的新的上海。”

吉洪諾夫（1896—1979）全名應為尼古拉·吉洪諾夫，是蘇聯第一代詩人，出生于彼得堡一個小手工業家庭，他從懂事起，就對下層人民的痛苦生活有較深的了解。長大后在軍隊服役，參加過衛國戰爭。他先后出版詩集《寇群》《家釀啤酒》《友人的影子》《烽火年代》等，作品多次獲列寧獎金、斯大林獎金。曾任蘇聯保衛和平委員會主席等。1952年11月，以吉洪諾夫為首的蘇聯文化工作者代表團十多人，到北京參加“中蘇友好月”活動。他在北京街頭，看到工人們在晨間做廣播操的盛況，既好奇又激動，寫下了這樣的詩行：“當北京人出來做廣播體操/把最后一個夢魘趕出睡鄉/城里整齊的小巷大街/一下子變成了運動場”。全民以廣播操健身，成了中國一代人的記憶。1959年，他應中國政府邀請，再次率蘇聯文化團來到北京，出席國慶十周年觀禮活動。他兩次訪問中國，創作出版了訪華詩集《紅星照耀著綠色大地》，其中的一首《中國人》，他為我國讀者朗誦，獲得了經久不息的掌聲。

在北京期間，上海《文匯報》駐京記者浦熙修對他作了專訪，一個整版刊發在《文匯報》11月13日。之后，吉洪諾夫馬不停蹄到上海訪問。上海文藝界舉行歡迎儀式，迎接這位遠道而來的同行客人。時任上海市文聯副主席的巴金，在歡迎儀式上致辭。因巴金在1950年赴波蘭華沙出席“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時，訪問過蘇聯等國。所以，巴金的講話充滿親切的語調：“我到過你的國家，所以我也更深切地了解愛和友誼的語言。從你們那里我得到很多的東西。每一個到過蘇聯的中國人都有他的不少的寶貴收獲。”

接著，巴金贊美吉洪諾夫：“你認識中國人民的‘健康、愉快而純潔的靈魂’，因為你熱愛著中國人民。你在十幾歲的時候，就關心著我們的斗爭，你在那時候就寫過叫做《約翰·亨卜登》的小說，希望把中國人民從外人租界解放出來。”

講話中，巴金期待吉洪諾夫在上海的訪問有更多的收獲：“你，偉大的詩人，在這里你一定會得到豐富的詩的材料，因為激動著你的心靈的理想，正激動著這里的人民，他們正走著你們走過的道路。他們的眼前出現著你們追求過的遠景，他們的心里激動著和你們一樣的感情。你不會因為語言的隔閡感到不便，因為在你和我們中間還有一種語言，那就是愛的語言。”

巴金的講話，較多篇幅是對蘇聯人民、國家建設、以及他們悠久的文化藝術的贊美。

就在吉洪諾夫訪華期間，我國文學翻譯界已緊鑼密鼓地行動，準備用中文為他出版一本譯詩集。在當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吉洪諾夫詩集》，版權頁下端有一行字：“共印50130冊，內織錦套裝30冊，非賣品；絹面線裝100冊，平裝5000冊”。我想，其數量之大，裝幀之豪華，如此高的出版規格，恐怕中國詩人也沒有享受過吧。中國文學界、出版界給足了這位作為同行的“蘇聯老大哥”的面子。

在這部由郭沫若題寫書名的詩集扉頁上，以紅體字印有作者寫的一段話：“中國讀者將從自己祖國的語言中讀到我的詩，這對我是莫大的喜悅，這些讀者是今天強大的民主的新中國——人民中國的建設者。我應當對那些兄弟的中國詩人致以真誠的感謝：他們在翻譯我的詩的時候，克服了詩歌上的一切困難，付出了不少的勞力。”

接著是由孫瑋（孫繩武）翻譯的作者《自傳》，足有13個頁碼。詩人在回憶中這樣談及自己的詩歌寫作：“后來，我又經過了一條復雜的探索的道路。如今回顧那些遼遠的年代，覺得又悲傷又可笑，在寫詩這一方面，曾經有過多少次不正確的、多余的、錯誤的試驗，這些試驗并沒有使那堆積著十分不自然的復雜音響的詩獲得任何的創作發展，而且也不可能這樣。這毫無必要的復雜性的特點，我用了很長的時間，一直到經過《英雄的尋求》和《荒野》，踏上了引導我走出文字的叢莽的那條道路時，才把它從詩里驅逐出去。”是的，詩人在這里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即把詩的雜質清理出去，讓詩更純凈些。

《吉洪諾夫詩集》收詩29首，共分五輯，第四輯主題是“在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上”，這次會議我國派出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代表團赴會，所以這輯詩中有一首題為《郭沫若在演講》的詩，詩的第一段寫道：“只有用音樂才能傳達中國語言的聲音/只有用音樂傳達才不會把它損傷/從這聲音里可以隱隱聽見鋼鐵的沸騰/猛虎的低嘯，奔流的浩蕩”。中國讀者讀到這些寫中國內容的詩句，會感到更加親切。

參與這部《吉洪諾夫詩集》翻譯的有孫瑋、余振、林陵、丘琴、劉光杰、袁湘生、鐵弦等，這堪稱中國翻譯家一次迅速而成功的合作成果。

巧的是，我手上普通版本的《吉洪諾夫詩集》，封面左下角，有鋼筆寫的“任鈞”兩字。記不得這是哪年淘來的，這一定是這位上海老詩人的舊藏，他去世后，部分藏書散出了。

巴金談《草葉集》

巴金這篇題為《永遠屬于人民的兩部巨著》的文章，收入1957年3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大歡樂的日子》。巴金對這篇文章有個解釋：“在上海市紀念《草葉集》出版一百周年和《堂·吉訶德》出版35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也可以說是我的讀書筆記。”這個座談會于1955年12月2日在上海舉行。文章自然寫了這兩部書，這里只談前半部分寫《草葉集》的內容。可以說，巴金對《草葉集》及其作者惠特曼相當熟悉，或者說寫作前做過不少功課。他開始就說：“1855年印行的《草葉集》第一版只有12首無題的詩，當時沒有一個出版家愿意印這本書，作者只好自費出版，自己排版，自己印刷。印出來的書沒法傳到讀者的手中，卻遭到資產階級報紙不斷的謾罵。像‘瘋子’、‘色情狂’、‘雜草’、‘垃圾’這一類不堪入耳的攻擊，并不能阻止詩人繼續寫作。”

接著，巴金談到盡管如此，詩人“始終沒有失去信心，在第二年印行的第二版《草葉集》中，就有了32首長短詩篇。這部詩集差不多每五年重版一次，經過作者不斷地增訂、改寫、重編，到1892年詩人去世的時候，它已經是包含將近四百首長短詩篇的光輝燦爛的大詩集了”。

對于一本書，一個作者，不但要了解其現在，也要了解其過去，以及從過去到現在的變化和發展，這樣，知人善論，知書善評，才能談得實在，談到要害。顯然巴金做到了這點。他由作品到作者，娓娓道來，很有說服力。他從詩人的出生、家境的變化，說到詩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時代背景，以此來說明“《草葉集》的確是跟詩人惠特曼的生活分不開的”。

巴金寫道，惠特曼“堅決地反對奴隸制度。美國內戰爆發以后，他毫不遲疑地參加了主張釋放黑奴的北部軍隊。他到過前線，后來又在華盛頓陸軍醫院服務，《草葉集》中的‘鼓聲集’就是在這個時期寫成的。美國總統林肯被刺以后，惠特曼發表了好幾首悼念這個反對奴隸制度的斗士的詩，在‘啊，船長，我的船長啊’中，他把美國比作一只船，把林肯比作‘從可怕的旅程歸來’的‘勝利的船’的‘船長’”。這就揭示出生活與創作的關聯。

接著，巴金還談到：“惠特曼是一個非常獨特的詩人，他用來表現自己思想感情的形式，跟過去的詩體完全不同。他不僅盡量采用勞動人民的口語，他還把不少當時人們習用的外國字寫入他的詩。那班習慣了傳統的格律詩的人會把惠特曼的詩當作奇怪的散文，說它們無節奏、無韻律。惠特曼的確跟過去的詩人沒有絲毫共同的地方。惠特曼非常注意詩句的發音效果，他推敲韻律，選擇能夠最充分、最準確地表現他的思想感情的字眼。在他的詩里，他把詩人的最深、最真摯的感情傳達給讀者。”

這已經分析到詩人的詩藝和他的創新精神了。從中可知，巴金是懂詩的，更懂詩的寫作規律的，推而廣之，乃至文學創作的規律的。這樣的詩歌評論，是時下的一些詩歌評論家所做不到的。

我還注意到，巴金在文中寫道：“郭沫若先生是惠特曼的愛好者和《草葉集》的最初的介紹者。”

我想就此作些說明。第一，郭沫若不僅是惠特曼的愛好者，而且是惠特曼的詩在中國最成功的借鑒者。他在日本留學時，就讀到了日譯本《草葉集》，說“惠特曼的那種把一切的舊套擺脫干凈了的詩風和‘五四’時代的狂飆突進的精神十分合拍”，他“豪放的自由詩使我開了閘的詩欲又受到了一陣暴風般的煽動。我的《鳳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親》《匪徒頌》便是在他的影響之下做成的”。郭沫若曾翻譯了《草葉集》中的《從那滾滾的大洋的群眾里》一詩，刊登在1919年12月的《時事新報·學燈》上。可他在《沫若譯詩集》中，卻沒有選入此詩。他說：“有相當經過嚴格的選擇而沒有被保存的，例如惠特曼《草葉集》抄譯、泰戈爾詩選譯便是。那些完全在原稿的形式中便遺失了。”這是十分可惜的。

田漢在1919年7月《少年中國》創刊號上，發表了《平民詩人惠特曼的百年祭》，及譯詩《自我之路》，開啟了《草葉集》在中國的譯介之路。留美徐志摩據此重譯《自我之路》，選刊在1924年3月《小說月報》第15卷第3期。傅東華則譯有《自己的歌》等系列詩作， 發表在《文學》雜志上。而楚圖南（高寒）翻譯的《大路之歌》（后改為《草葉集》），是我國第一個單行譯本，其后有屠岸的《鼓聲》等。巴金寫作此文后的幾十年中，還有李野光、趙蘿蕤等較有影響的譯本。

除了愛好者，郭沫若是我國借鑒惠特曼詩藝，成功地嘗試以長句抒情的新詩人，可以說，沒有惠特曼，就沒有作為詩人的郭沫若。而在惠特曼及其作品的最初介紹者中，還要記得田漢、徐志摩、傅東華、楚圖南、屠岸等一批重要翻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