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896年第一篇“福爾摩斯探案”小說被翻譯引進中國，到2010年以來大量《神探夏洛克》“同人小說”在中文互聯網世界得到廣泛傳播，福爾摩斯與偵探小說在百年中國的文化歷史發展進程中不斷“顯影”。

一方面，本專欄主要關注福爾摩斯在中國傳播與接受過程中的一些重要且有趣的現象，比如《老殘游記》中的人物竟然也會開口便提到“福爾摩斯”；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作者們熱衷于書寫“福爾摩斯來中國”的滑稽故事；福爾摩斯在當時不僅是文學人物形象，更進入到媒體與商業領域，成為小報名稱與香煙品牌；改革開放之初，葉永烈將偵探與科幻相結合，創作出“科學福爾摩斯”系列小說；甚至到2020年，香港作家莫理斯仍在續寫“香港福爾摩斯”的傳奇……

另一方面，不同于我在之前專著或專欄中更多聚焦文字文本——翻譯、創作、評論等文學形式與文字內容固然是我們“閱讀”福爾摩斯的基礎——本專欄更多關注圖像文本與形式，試圖從書籍封面、雜志版式、小說插圖、電影海報、影視劇照、廣告美術、連環畫作、兒童繪本與同人漫畫等不同歷史時期的圖像資料入手，來重新講述福爾摩斯與百年中國之間的復雜關聯。因此，本專欄名為“中國福爾摩斯連環‘話’”，其實是從“畫”入手，追溯歷史時間線索（所謂“連環”），借“畫”說“話”。

《血書》封面，《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第一冊），中華書局出版，1916年。

丁悚《魑魅遁形》，《福爾摩斯》，1927年7月9日。

《“福爾摩斯”香煙廣告》，《上海報》，1933年11月6日。

在偵探小說進入中國20年后，1916年5月，中華書局出版了《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共十二冊，內收44篇福爾摩斯探案小說，并附有作者生平及三序一跋，堪稱民國偵探小說出版史上的標志性事件，大概也可以視為晚清民國時期“福爾摩斯熱潮”的高峰。本篇所選第一幅圖像，就是該套“全集”第一冊《血書》的封面，我們現在一般將其翻譯作《血字的研究》。

對于這套“全集”，有三點值得說明：首先，此套所謂“全集”，必然不全，因為當時柯南·道爾尚且在世，福爾摩斯探案系列小說還在繼續創作與發表。我們現在知道全部《福爾摩斯探案》小說正典作品一共包括56個短篇和4部中篇，當時這套中華書局版“全集”包含其中44篇，應該說還是收錄了大部分的作品。第二，這套中華書局版“全集”用比較淺近的文言文進行翻譯，分別由嚴獨鶴、程小青、陳小蝶、天虛我生、劉半農、周瘦鵑等十人合作完成，當時文壇上的一些著名人士如包天笑、陳冷血、劉半農等也都為該書作序，整套書影響力很大。第三，這套“全集”不僅暢銷，而且長銷。目前所見，該書1916年5月初版；1916年8月再版；1921年9月九版；截止到1936年3月抗戰前，已經整整印行了二十版。

此外，這套中華書局版《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也保留了鮮明的時代特色，除了使用文言翻譯之外，還使用“歸化”的翻譯策略，將原作中的篇名譯成更具本土特色的四字詞語。比如《窗中人面》（The Yellow Face，今譯《黃面人》），《傭書受紿》（The Stock－broker's Clerk，今譯《證券經紀人的書記員》），《剖腹藏珠》（The Adventure of the Six Napoleons，今譯《六座拿破侖半身像》）等等。與此同時，清末民初的福爾摩斯小說翻譯者們，似乎也沒有完全掌握如何給偵探小說取名的技巧。他們仍習慣于以傳統的、概括故事大意的方式來為一部偵探小說命名，但這卻往往帶有標題“劇透”的嫌疑。比如我們現在都熟悉的《最后一案》（The Final Problem），張坤德1897年將其翻譯作《呵爾唔斯緝案被戕》，而1916年中華書局版《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中則譯作《懸崖撒手》，二者都在某種程度上劇透了故事中福爾摩斯的結局。

1926年10月，世界書局又出版了《福爾摩斯探案大全集》，這一套“全集”收錄了50個短篇和4部中篇，不僅對“福爾摩斯探案”系列小說全部用白話文進行了重譯，較之中華書局1916年舊版還加上了新式標點和插圖等內容。這套“大全集”最重要的策劃者和翻譯者是程小青，其余譯者還有嚴獨鶴、包天笑、顧明道、張碧梧、趙苕狂等。程小青后來曾披露過這次“重譯”背后的一些內幕：

約在一九三〇年間，我為世界書局承擔了編譯《福爾摩斯探案大全集》的任務。……沈知方看準了這個生意眼，叫我把中華書局出版以后柯氏續寫的福爾摩斯探案一起收羅在內，另外出一部《福爾摩斯探案大全集》，并把它們譯成白話體，加用新式標點和插圖，因為中華版是文言文，行銷的對象還有限制。他知道我對偵探小說有偏愛，樂于承擔這一工作，就壓低稿酬，并限期半年全部完稿。我說柯氏的探案長短五十四篇，一共有七十多萬字，半年時間無論如何完不了。沈知方卻輕描淡寫地說：“把文言的改成白話，化得了多少工夫呀？”就這樣，說也慚愧，我竟依從了他的要求，除了我自己和顧明道等從原文譯了一部分以外，其余的分別請朋友們當真把文言譯成了白話，完成了這一粗制濫造的任務。

也就是說，1926年世界書局版“大全集”所謂“重譯”，其實有很多篇目并非直接源自對英文原作的翻譯，而是將1916年中華書局文言譯本轉譯成白話文的“二手譯稿”。當然，這也并不是說這套“大全集”就完全不值一提，它的影響力也很深遠，甚至很多我們現在仍然使用的福爾摩斯小說譯名，比如《血字的研究》《四簽名》《恐怖谷》等，最初就都是在這套“大全集”中被確定下來的（1916年中華書局版“全集”中，這幾篇分別被翻譯作《血書》《佛國寶》和《罪藪》）。

當然，這套“大全集”依舊不全，它仍然缺少了六篇“福爾摩斯探案”短篇小說。而中國第一套真正意義上的福爾摩斯探案小說“全集”，一直要等到1934年。世界書局版“大全集”以《福爾摩斯探案全集》（精裝二冊）重排出版時，程小青補譯了之前缺漏的《獅鬣》（The Lion's Mane，今譯《獅鬃毛》）、《幕面客》（The Veiled Lodger，今譯《戴面紗的房客》）等6個短篇，才第一次做到全部翻譯和收錄了柯南·道爾創作的所有“福爾摩斯探案”系列小說。而從1916年中華書局“全集”，到1926年世界書局“大全集”，再到1934年精裝重排版“全集”，《福爾摩斯探案全集》不斷被重譯和逐漸走向完整的過程，既是中國讀者了解和接受西方偵探小說的過程，也是福爾摩斯探案小說翻譯不斷走向規范化的過程。

其實經過各種散見于報刊雜志和單行本圖書的翻譯，一直到“全集”與“大全集”的不斷重譯，福爾摩斯在晚清民國時期已然“出圈”，成為廣為中國讀者所知的文學人物。陳冷血就曾指出“福爾摩斯者，理想偵探之名也。而中國則先有福爾摩斯之名，而后有偵探”，即福爾摩斯對于當時中國讀者來說，已然成了偵探的代名詞。比如在晚清譴責小說名著《老殘游記》第十八回中，地方官員破案無能，白子壽請老殘出馬查案，并鼓勵他說：“你想，這種奇案豈是尋常差人能辦的事？不得已才請教你這個福爾摩斯呢！”直接將“福爾摩斯”作為一個“梗”在小說作品中使用，而能夠成為“梗”的前提條件，就是當時的讀者都知道福爾摩斯。

又比如在晚清的狹邪小說《九尾龜》第二十二回中，寫青樓里一男子對名妓金秀言聽計從，小說就此感嘆道：“說也奇怪，自有個茶花女的放誕風流，就有個收服他的亞猛，自有個莫立亞堆的奸巧詐偽，就有個偵緝他的呵爾唔斯。這也是新法格致家心理學中的一種作用。”這里的“莫立亞堆”就是我們現在熟悉的“莫里亞蒂”，“呵爾唔斯”就是“福爾摩斯”，作者在這里用這兩位對手人物作比，大概有一種“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物降一物”的意思。

1926年，上海有一份名為《福爾摩斯》的小報創刊，一時間銷路很好，影響較大。這份《福爾摩斯》小報主要登載的內容并非偵探小說，而是專門揭露一些不為人知的社會黑幕、名人八卦，或者貪腐新聞等。但其借用“福爾摩斯”之名，顯然就是看中了讀者心中大偵探福爾摩斯所具有的明察秋毫的能力。而在1927年7月9日，為了紀念《福爾摩斯》小報創辦一周年，還專門請畫家丁悚畫了一幅福爾摩斯像，名為《魑魅遁形》，頗有一種以福爾摩斯自比，以至令一切魑魅魍魎，皆無所遁形的意思。本篇所選第二幅圖像就是丁悚所繪的這幅福爾摩斯畫像，后來也收錄在我編的《福爾摩斯中國奇遇記》（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4年）中，作為全書的“輯封”插圖。

此外，福爾摩斯的影響力不僅限于文學、傳媒、出版，更是延伸到了商業領域。比如在民國時期就有一款名為“福爾摩斯”的香煙，而這款香煙的生產廠商則是“中國福新煙草公司”。本篇所選第三幅圖像就是這款“福爾摩斯”牌香煙登在報紙上的廣告，我們能看到圖中福爾摩斯在躺椅上悠閑地抽著香煙，躺椅背后則是這款香煙的外盒包裝。更有趣的是，在1931年《玲瓏》雜志第一期上，還刊登過一則“福爾摩斯香煙征文啟事”，征文要求為“內容以福爾摩斯為主、以本煙牌為背景者最佳，其他只須有文藝價值者兼收”，而征文獎勵則是分為甲、乙、丙三種：“（甲）現金、（乙）香煙、（丙）本刊。”也就是一等獎發獎金，二等獎送香煙，三等獎贈一本雜志作為紀念。其中，一等獎獎金是“現金自二元至廿元，長篇另議”。也就是說，這款借了“福爾摩斯”之名的香煙品牌，也在鼓勵它的用戶們積極創作福爾摩斯的同人小說，形成了一種有趣的文學與商業之間的互動關系。1949年后，中國福新煙草公司并入國營上海煙草公司，后又被收歸國有，改名為國營上海卷煙四廠。而我們現在也很難知道，當初有哪些關于福爾摩斯的精彩作品最終獲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