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023·星星年度詩歌獎”在成都文理學院頒出，就讀于清華大學文學院的博士生伯竑橋摘得本屆“年度大學生詩人獎”。日前，伯竑橋接受了《星星》詩刊專訪，現將訪談內容整理后發布，以饗讀者。

    伯竑橋1997年生，青年寫作者，兼事文學批評，先后畢業于武漢大學中文系，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現為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作品散見《詩刊》《星星》等期刊，曾獲櫻花詩賽獎，華語大學生短詩大賽獎，第五屆草堂詩歌獎“年度青年詩人獎”等獎項。

星 星：

我知道你的家在成都。這次回到成都參加“年度大學生詩人獎”頒獎典禮，你有什么感受？

伯竑橋：

成都有我的家和家人。我沒有生在這里，但在這兒長大。由于從小在成都的經歷過于跌宕，以至于18歲那年憤憤不平地離開這座城市。最近兩年回來，感覺自己漸漸能與“家”和解。

星 星：

現在有很多青年創作者在未獲得關注前，常陷入迷茫和孤獨的困境。對這種現狀你有何看法？

伯竑橋：

我在這方面還是比較幸運的，似乎一直都“被看見”。和許多寫詩的同行相比，我18歲開始就在同代年輕人的圈子里有讀者，所以未感到過多的寫作迷茫和孤獨。在我周圍的一些詩歌朋友里，有些人轉去寫小說、影視劇本等，大概率會陷入這種困境。其實我能夠理解他們，而我只是僥幸。當然我也會有陷入這種困境的時候，一般我會提醒自己這也是人生的體驗之一，要不還能怎么辦呢？

星 星：

面對互聯網時代，詩歌的創作生態以及傳播形式都發生了改變，有些人選擇擁抱變化，還有些人會刻意保持距離。你會怎么做呢？

伯竑橋：

我們出生于1990年代的城市小孩應該是中國第一代互聯網原住民，互聯網成就了我們，讓我們的出廠配置都是刪也刪不掉的APP，所以我們很熟悉互聯網。我寫詩之余，也寫其它文學作品和文化批評方面的文章，因此我不會刻意地調整自己的創作姿態。現在互聯網的漢語世界越來越豐富，也一步步地取代過去的通俗文學、傳統影視等，以至于在文藝類高校內形成了重要的大眾文化生產機制，這些都是我的關注點。

星 星：

人工智能可能會給未來的生產力關系帶來巨大改變。在藝術創作領域，你認為人工智能技術或者工具會顛覆未來的文藝創作生態嗎？

伯竑橋：

這個問題很重要，我寫過《人工智能時代，“修行”何以可能》這篇文章，不算學術論文，是文學批評，發在《詩刊》2023年第15期上。每個藝術門類都應該有人出來根據本領域特點來回答有關AI的問題，至于回答得好不好，正反兩面都會對本領域的同行起到一個提醒作用。我一直認為人工智能會是個巨大的篩子，甚至覺得當下因為詩歌創作門檻過低而產生的一些“泥沙”現象，會因人工智能的出現以意想不到的相反方式解決，即讓形式上的“寫詩”徹底失去門檻。也就是說，當一個試圖玩票的人試圖隨便寫幾句分行文字，再被周邊的一些人吹捧就號稱是“詩人”，進而用掌握的資源或鈔票來混淆現代漢語詩本來就脆弱的審美體系的時候，就有人會發現這些所謂的“詩作”寫得還沒有人工智能好。如果是這樣，玩票的人再說自己是“詩人”就會顯得比較拙劣了。因此，我認為人工智能技術或工具至少解決了一部分詩歌圈的生態問題。

星 星：

你如何在詩歌創作中去平衡前沿、先鋒與理性的關系呢？

伯竑橋：

“前沿”和“理性”不是對立的，恰恰“先鋒”才需要理性。首先這體現在創作者的藝術眼光和對自己創作的美學標準上。藝術審美不是純粹的“感覺”，而是理性和感性共同奠定的。審美的判斷力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創作前提，不然只能創造大量的文字垃圾，或是一種文字的自娛自樂。當然，文字用來自娛或陶冶性情也很正當，對作者個人有價值的文學，有時也可親可愛。只是用藝術的審美標準來評判，有時難稱是藝術創作。其次，假如一種藝術能夠成立，感性的爆發力固然極其重要，但藝術形式之所以持久存在，也需要依靠理性思維在其中去組織。同時，要小心這種原本恰到好處的理性和世俗生活的實用理性合流，進而過多地擠壓了前面所說的爆發力和創造力。

星 星：

對于一個寫作者來講，時代性和在場性重要嗎？

伯竑橋：

這是極其重要的。作家往往難以回避自己與時代的關系，不論這種關系是正面的還是消極的。如沈從文的《邊城》，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等，這類看起來“與世無爭”的作品，也會從側面或反面散發出各自時代的氣息。

“時代性”有時不一定是以大眾所想象的方式來呈現。一位真正的好作家在書寫所處的時代時，不一定直接以所處的時代為題材，而是無論他寫什么題材都會有內在的時代性。因為一個人沒有經歷過他所處的時代，就不會超越他所處的時代去思考和感受一個想象中的世界。如高鐵作為新事物是否需要刻意去寫？對2010年代的中國人來講，高鐵已經在時間和空間的意義上對中國人產生了沖擊，這種變化體現在一個作家筆下，往往會表現出處理中國不同地理空間時的輕重不同，就算作品中一個字都不提“高鐵”，但“高鐵”和其衍生出來的新的生活觀念，一定是藏在敘述者的感官背后。

在“時代性”的背后，一定會有“在場性”的真實。這種真實不僅是現實主義的、依托于事物表面的，也是作家、藝術家們內心的一個內在的“真實”存在。理想的情況下，一個社會應該能夠對當下的文藝作品有更多的包容，而非動不動就口誅筆伐。有理有據的批評是正當的，至于這些作品是否被大眾接受，還是得先看看作品再說吧；即便有不接受的作品，也最好實事求是地針對文本開展理性的批評。

星 星：

當下的詩歌創作應該面向全球視野還是回歸傳統經典？你在國外游歷的經歷是否讓你的作品會更傾向于“現代性”？

伯竑橋：

這個話題其實蠻有意思。我認為全球視野和中國傳統不是二分的、對立的，我們要拿一切人類走過的路當作我走的路，不用去分什么古今中外。因為李澤厚在1980年代就提出過，未來中國的優質文學作品必然是“轉換性的創造”。而“中”和“西”都不是所謂的“本質”，本質是我們的社會在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的實踐中正在形成的東西，用今天話說可能就是“中國式的現代性”。

幾年前知乎上有過一個討論，蔣方舟說我們這代人之前的中國當代文學不值一提，當然這里面也有她自己的問題；同時，頗有影響力的互聯網平臺“知乎”上一位文學類答主“不動的推動者”也大致表達了這個意思。這個論述當然不無道理。因為過去一個世紀的鄉土中國未能給當下的作家們提供真正的“現代語境”，所以許多讀者也發現“60后”“70后”作家的中國當代小說總是在寫鄉土，動不動就脫褲子寫“性事”，翻來覆去都是魔幻現實主義，并漸漸成為一種新的俗套，不能讓年輕讀者產生共鳴。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當下中國的社會財富有了一定的積累，城鎮化率在2023年已超過百分之六十五，正是中國涌現真正具有現代感的文學家和批評家的時間節點，這種“現代感”不可能只處理中國本土問題而不涉及世界，那么“中”和“外”的文化交流互鑒會形成更多新的東西。如果中國真的有了更多這樣文學家和批評家，可能不會比二十世紀初西方的那批文學家和批評家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