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是當代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也是杰出的教育家。他終身供職于高等學府，著書立說，教書育人。在長達七十年的教學生涯中，學生以千計，賢者十數人。在侯門眾多出色的弟子之中，鄧輝是其中優秀的一位。他雖然不是開山弟子，也不是關門弟子，但他跟隨侯仁之時間最長，先是登堂入室，繼而助教襄研，得其真傳，成為高足。他研究侯仁之思想，翻譯侯仁之著作，更為難得的是，在很多方面傳承并弘揚了老師的學說。

一、跟隨侯仁之學習

鄧輝和侯仁之的初次接觸是在1985年。當時，鄧輝是北京師范大學地理系三年級的學生。經過兩年多的學習，他看好了歷史地理這個研究領域，仰慕該學科泰斗侯仁之的道德文章。強烈的求知欲和上進心，驅使這位初生牛犢，毛遂自薦，給侯先生寫了封信，還附上自己一篇關于樓蘭的論文。意想不到自然也是喜出望外的是，兩周后，鄧輝便收到了侯先生托人送來的親筆信，信的后面還列出了一些書目。同時帶去的還有侯先生著作《歷史地理理論與實踐》，書的扉頁上用英文寫了鼓勵的話。侯仁之當時已經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相當于后來的院士）。這對年輕的學子是多大的激勵和鼓勵呀！

從那時開始，鄧輝便把歷史地理學作為自己終身的志業，把侯仁之先生作為自己仰慕的老師。1989年，他考取北京大學歷史地理專業研究生，正式投侯仁之先生門下。1992年獲北京大學歷史地理專業碩士學位。接著，他一鼓作氣，跟侯仁之先生攻讀博士學位。在侯仁之指導下，撰寫博士論文《燕山以北生態環境敏感地帶人地環境的演變》，1995獲北京大學歷史地理專業博士學位。該論文由商務印書館于2005年出版。博士畢業后，鄧輝作為侯仁之的助手，留校任教。作為助手，鄧輝先后和侯仁之一起編著《北京城的起源與變遷》（中國書店2001年版）、《北京歷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和《中國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區歷史時期環境變遷文集》（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等著作，翻譯侯仁之博士論文《北平歷史地理》（原著于1949年用英文寫成，中譯本由外語與教學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另有自己的專著與學術論文多部篇出版及發表。在教學方面，先后給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本科生講授“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生講授“環境變遷研究”，開設全校本科生通選課“世界文化地理”。除了科研和教學外，鄧輝還擔任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和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委員等職位。

從上述這些經歷和成就可以看出，鄧輝不僅是侯仁之的得意門生，而且是侯先生的得力助手和得道傳人。

二、研究其思想翻譯其著作

從就讀師大時心馳神往，投書侯門，隔墻拜認，到先生去世后含淚銜悲，親視含殮，灑淚送別，鄧輝師從侯仁之長達二十七年。師生相處時間之長，在現代學界并不多見。值得一提的是，鄧輝考進北大讀碩士時，侯先生七十五歲，自己二十四歲，相差五十多。這樣的年齡差距，就使得先生對學生既有父親的嚴厲，又有祖父的慈愛。鄧輝先是學生，后作助手。長期的優游涵泳，鄧輝在老師言傳身教中，耳濡目染，接受老師教誨、體悟老師思想、得到老師真傳。在《論侯仁之歷史地理學的“環境變遷”思想》一文里，鄧輝概括提煉侯仁之歷史地理學思想的核心是“經世致用”和“環境變遷”：“‘經世致用’思想是侯仁之從歷史學向地理學轉變的動力，‘環境變遷’思想是侯仁之歷史地理學實踐的指導。”與前者相比較，“環境變遷”概念在侯仁之思想中更為重要。侯仁之、史念海和譚其驤并稱為現代歷史地理學的三大家，都受“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但在學術上各有側重：史念海側重于黃土高原環境變遷、軍事歷史地理和黃河治理等方面；譚其驤偏重于黃河治理、中國陸地邊界和海疆等方面；侯仁之在城市歷史地理和沙漠歷史地理以外，在歷史地理學理論方面有獨特建樹。眾所周知，中國歷史地理學是借鑒西方建立起來的，與他們沒有出過國門相比，侯仁之留學英國，跟達比系統地學習現代歷史地理學，在理論的建構方面就得天獨厚，富有成效。這些思想濃縮在“環境變遷”概念中。鄧輝指出，侯仁之的這一理論“強調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綜合研究，強調歷史地理學與考古學、歷史學、生態學、第四紀地貌學、孢粉學、遙感科學的相互交叉”。這是其他兩位歷史地理學家所沒有的，它“跨越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領域，構成了中國歷史地理學領域中一個極富特色、極具潛力的研究方向”。

作為學生和助手，鄧輝對侯仁之思想的研究還表現在對侯仁之博士論文《北平歷史地理》的翻譯上。

1946年，經洪業教授推薦，侯仁之前往英國利物浦大學，師從達比學習歷史地理學。在現代歷史地理理念的熏陶下，經過正規的學術訓練，侯仁之完成博士畢業論文《北平歷史地理》。這部著作分為序論、正文和附錄三部分。序論介紹北平地貌地形與地理關系，附錄包含北平歷史年表、文獻來源，以及北平城市地址的變化和附近河道變遷。正文三大部分，講述北平建城的三個階段，依次是西周至隋唐的“邊疆之城時期”，遼金的“過渡階段時期”和元明清的“王朝都城時期”。在這里，侯仁之以歷史為經、地理做緯，大氣磅礴，縱橫捭闔，充分運用他熟悉的歷史典籍和文獻資料，再現了北平兩千年來建設和發展的歷史。1949年夏，論文通過答辯，侯仁之獲得博士學位，同年7月乘輪船回國，于9月27日回到北京。

侯仁之甫到家門，就參加慶祝新中國成立活動的準備工作。1949年10月1日，侯仁之擔任燕京大學慶祝新中國成立游行隊伍的總指揮。接下來，他參加北京城市建設規劃工作。1952年，燕京大學取消建制，侯仁之進入北京大學，并任地理系主任。雖然沒有脫離專業，但當時舉國上下都在學習蘇聯，在教育理念和大學建制方面更是一邊倒向蘇聯，在歐美國家學到的那套理論也就派不上用場。和當時很多留學歐美學生撰寫的博士論文一樣，侯仁之的《北平歷史地理》也塵封高閣，直到64年之后，才由學生鄧輝翻譯成中文。

從上大學開始，鄧輝一直在北京讀書生活，長期從事北京歷史地理研究，寫過《元明清北京城市形態中的河湖水系》等一系列文章，還和侯仁之合著《北京城的起源與變遷》。可以說，鄧輝對北京的歷史地理熟爛于胸、了如指掌，講起來如數家珍。從投師侯門，到送別老師，鄧輝師從侯仁之長達27年，先是學生，后是助手，言傳身教，耳濡目染，鄧輝對老師的思想十分熟悉。翻譯老師的著作，能做到輕車熟路，無生疏隔離之感。鄧輝寫文章，議理則條分縷析，敘事則言簡意賅，抒情則文情并茂，文字組織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都很出色。另外，還特別重要也必須強調的是，不同于翻譯外國人寫的學術著作，侯仁之是中國人，漢語是其母語。因此，在翻譯他的著作時要考慮到，如果侯仁之自己翻譯，他會怎么講，怎么講才能講得清楚明白。這就不僅要熟習原著的內容，還要熟悉原著作者的語言風格。作為登堂入室的親炙弟子，鄧輝不僅熟悉老師的學術思想，還熟悉老師的語言風格。在翻譯時，不經意間學習并模仿老師行文風格和措辭技巧。正因為如此，當人們看到翻譯過來的《北平歷史地理》時，就覺得它完全不像是一本英文譯本，倒像一本直接用中文寫成的著作，完全沒有翻譯的生硬和痕跡。

與一般的人文社科著作不同，《北平歷史地理》有很多手繪的地圖和書寫的表格，翻譯起來，很是費勁。鄧輝不厭其煩、不辭其勞，逐一翻譯過來、制作出來。整個譯著，文情并茂，文圖并舉。讓人一卷在握，一目了然。和很多譯著一樣，在譯文的最后，鄧輝還附了譯后記。在譯后記中，他不僅簡略地介紹了侯仁之學術思想的歷程、發展和影響，還對原著內容做了概括，言簡意賅，收鉤玄提要之功、起畫龍點睛之妙，即使不讀原著，人們看了這些提要，也一目了然，知道原著梗概和要旨。

三、傳承侯仁之思想

自古以來，學術的發展不僅依靠學生對老師的學習和研究，更依賴后人對前人的超越和發展。作為門下高足和學術助手，鄧輝不僅研究老師思想，翻譯老師著作，而且傳承老師的治學精神，拓展老師的研究領域。

如前所述，侯仁之的治學精神有兩大方面，一是學術志業方面的“經世致用”，一是學術歸旨方面的“環境變遷”。這兩方面都被鄧輝繼承下來。在傳承“經世致用”方面，鄧輝自進入學界研究開始，就把學術研究和社會發展密切結合，自己的學術研究服務于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例如，有感于商丘城市建設在規劃時沒有充分利用其特殊的“外圓內方”的城市空間形態和特殊的地理條件，尤其是水運條件等歷史地理資源，他發表《基于城市形態發生學的商丘歸德府古城空間特征分析》一文，旨在為商丘城市建設規劃的完善提供咨詢。這不僅對商丘，而且對其他城市尤其是歷史名城的建設規劃也有借鑒意義。北京是遠離大江大河因此嚴重缺水的城市，隨著城市規模的空前擴大，尤其通州作為北京城副中心納入建設計劃，怎么利用原來的湖泊運河等水利資源，以增加美感，優化市容，這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已經凸顯出來。鄧輝發表《元明清北京城市形態中的河湖水系》及《明清北京通州城漕運碼頭與運河漕運之關系》等一些有關湖泊河道這些水利資源的文章，旨在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咨詢。如此等等，不勝枚舉。這些都表明，鄧輝研究學術不是鉆在象牙塔里尋章摘句，而是面對現實、服務社會。在繼承老師學術歸旨的“環境變遷”方面，體現在他學術研究的各個領域。如在《從統萬城的興廢看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脆弱地區的影響》一文中，他利用大比例尺航空追感影像判讀、歷史文獻分析和實地考察等多種手段，在復原統萬城的城市形態的基礎上，對建城初期的當地生態環境做了一些初步的復原工作，并考察了統萬城從修建到廢毀期間人類活動對當地生態環境的影響過程。在《人地關系視角下明清時期京津冀平原東淀湖泊群的時空變化》一文中，他通過對京津冀地區的環境變遷和人類沿河筑堤、圍湖造田活動的探討，揭示了東淀湖泊群的形成與演變過程。所有這些，都是對侯仁之“環境變遷”思想的深刻領悟和熟練運用。

學術的演進植根于傳承，依賴于發展。作為師門高足和學術傳人，鄧輝不僅傳承了老師的學術思想，而且深化了老師的研究方向、擴展了老師的研究領域。在侯仁之的“潮灤鏈”思想的指導下，鄧輝“在研究的時段上，將歷史時期的人地關系研究，上溯到了全新世早期；在研究的內容上，也從以自然環境變遷研究為主，逐漸轉向區域人地關系的綜合研究”。不僅如此，他還在研究工作中，采用多學科綜合交叉的研究方法，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從自然和人文兩個方面，研究區域人地關系演變過程及互相作用的特點。如在《人地關系視角下明清時期京津冀平原東淀湖泊群的時空變化》一文中，他依據歷史文獻記載、結合實地考察、遙感圖像和GIS地理信息分析，通過復原明清時期東淀湖泊群的演變過程，揭示了東淀湖泊群的地理區域上的人地關系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對東淀湖泊群形成和演變的影響。這些都是對侯仁之“環境變遷”學術思想和研究方向的進一步深化。

鄧輝對侯仁之“環境變遷”思想的深化集中體現在《試論區域歷史地理的理論與方法》和《區域歷史地理研究的經和緯》兩文中。前者中，鄧輝提出區域歷史地理學。他指出，區域是地理學的基本概念，是人地關系的濃縮，區域歷史地理學更能體現歷史地理學的本質。緊扣人地關系這一基本問題、研究對象，在時間跨度分割上，是全新世以來的歷史，不局限于有文字記載以后，當然不排除對某一階段的考察；在地理范圍劃定上，是立足于人地關系內容的性質，而不是局限于某一現有的地區（如行政區和地質區等），當然不排除對其某一方面的研究。歷史地理學基本問題是人地關系，基本要素是歷史（時間）和地理（空間），其核心就是在從人地關系出發處理好歷史和地理的關系。景觀演變法傾向于歷史，橫剖面法傾向于地理，關鍵是做到二者的結合，也就是處理經和緯結合問題。《區域歷史地理研究的經和緯》一文將此明確地提出來。結合當時北京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的任務，鄧輝強調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地帶的文化生態學研究的重要意義。他特別重視研究方法說，不僅要吸收考古學、歷史學的最新研究成果，還要學習和掌握第四紀地質學、古地理學、植物生態學、孢粉學等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這一理論顯然是“環境變遷”思想的深化。

鄧輝不僅在研究理論方面深化了老師的思想，在研究范圍方面也擴展老師的范圍，把研究內容由歷史地理延伸到文化地理，而且在研究范圍由中國地理擴展到世界地理，這就是他撰寫的《世界文化地理》。這本著作雖是教材，可又不失為一部優秀學術著作。該書以地球為舞臺、以人類為主體，以時間為經、空間為緯，在地球表層上，勾勒出世界各地區不同文化的形成、差異和演變過程。它突破了實證主義地理學的限制，不再將地理學狹隘定義為空間科學，而是引入了時間要素，將歷史地理學上的空間屬性和時間屬性結合起來，更好地闡述世界文化的差異和形成的演變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