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拜讀完孫郁大作《閑話汪曾祺》（江蘇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想寫點東西，卻四顧茫然，無從下筆，于是翻出篋藏《百年曾祺：1920-2020》（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2月）找靈感，不知不覺翻到林斤瀾的《紀終年》——

有天，來電話說，當天《北京日報》副刊上有篇好文章，作者不見經傳。我說我家沒有《北京日報》，他說他寄給我，又說太慢，有點著急的樣子。我說我下樓到報攤上買一張。接著我轉了兩個報攤，都沒有“進”這個報。只好打電話給我女兒，從辦公室借一張回來。第二天，他又約了邵燕祥三人各寫一篇短評一起發表。

如果林斤瀾簡單交代下時間、作者或標題，順藤摸瓜或許能寫出篇挺有意思的文章。我特意在這段文字旁批注“誰？”心想哪天找到“線索”再去拷貝這兩期副刊電子版，打印出來仔細端詳，好好咀嚼咀嚼汪曾祺的散文觀：“娓娓而談，態度親切，不矜持作態。文求雅潔，少雕飾，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我繼續翻篋藏《汪曾祺自選集》（商務印書館2020年6月）、《汪曾祺自述》（大眾出版社2017年9月）、汪曾祺《后十年集·散文隨筆卷》《后十年集·小說卷》（上海三聯書店2016年9月），無意中從“散文隨筆卷”發現“新大陸”——《花濺淚》。1997年3月7日，汪曾祺從《北京日報》副刊《生活》讀到業余作者車軍900字的短文，頗為感動，主動寫下500字短評，導語開門見山：“我很少看報紙而流淚，但讀了《愛是一束花》，我的眼睛濕了。”

這是汪曾祺去世前兩個月留下的文字。他從這篇令他的“眼睛濕了”的文章中，影影綽綽看到一個42歲的中年婦女的影子，一個平常、善良而美麗的靈魂。她忍讓寬容地對待生活，從不抱怨，從不傾訴。但是多么讓人不平啊：早些年家里不富裕，擺不出做女孩子的嬌羞；工作了，搞建筑，扮不出當女工的美麗；結婚有了孩子，又為住房奔走了十幾年，沒有過做女人的恬靜和迷人。而今，乳腺癌又剝奪了做一個完整的女人的機會，命運不曾讓她舒舒心心地做一回女人。可面對白發的雙親，面對未成年的女兒，面對為工作而勞累的丈夫，她不敢也不能哭。這種悲痛只有做女人的才能感受到。這太不公平。姐兒仨的姊妹之情是很感人的。二妹沒有號啕大哭，姐姐和小妹也沒有泣不成聲，倒是姐姐給二妹唱了一支歌，“七個調唱走了六個半”，二妹破涕為笑。姐姐把二妹送進手術室，在冰天雪地中為二妹買了一束她從沒有接受過的鮮花，踏著積雪歸來。

汪曾祺飽含深情，由衷贊美——

我不知道車軍是誰，似乎不是個作家，這篇文章也并沒有當一個文學作品來寫，只是隨筆寫去，然而至情流露，自然成文。

作者似乎沒有考慮怎樣結構，然而這種樸素自然的結構是最好的結構。

結尾也極好：

“我呢，則和小妹互相依偎著，靜靜地，等著你醒來。”

這是真實的、美的。

讀了這樣的散文（應該是一篇散文了），會使人愷悌之情，油然而生。

謝謝你，車軍！

汪曾祺不僅自己寫，還邀請好友林斤瀾、邵燕祥一起寫。

林斤瀾《隔河看柳——〈愛是一束花〉讀后》400字。他說：“寫作的事說到底，還是依靠真情實感。”如果“寫起來總覺得不夠東西，就添南添北。添得好了，烘托金子分外耀眼。添得不好，叫做黃土埋沒真金。索性不增不刪，原湯原汁，有幾句算幾句，只求一吐為快，往往出來感人文章”。可是，“職業寫家的難處也不少，以寫為業，好比一日三餐，還要寫必感人！豈可原料交易？要求展開，要求深入，要求完整，要求變化，還有職業中人也說不清的升華這樣的事”。林斤瀾結尾吐槽并點題——

目前剛進入市場經濟，市場上“水貨”不少：灑水、浸水、摻水，還有注射水云云。期刊上的白紙黑字，也嫌水分過多，看起來已經形成通病了。

忽然一篇“純情”文字，醒了眼目。正當“隔河看柳”的日子，厭了黃懨懨，不期而期，一絲新綠，飄飄拂拂。

汪曾祺并非“第二天”跟邵燕祥約稿。邵燕祥“中午一進家門，就接到汪老電話”，他“急忙上街買了份報”，當天寫下1100字的《不止因為真情》。他坦陳：“若不是曾祺老人提醒，這篇題為‘愛是一束花’的千字文，我多半會忽略過去。報刊上什么‘愛’這‘愛’那的文字太多了，真有點像嚼來嚼去的口香糖，沾到哪兒都嫌污染。”邵燕祥聯想起和林賢治主編《散文與人》叢刊，刊出徐曉《永遠的五月》被《天涯》轉載后，他又重讀這篇萬字長文，掩卷之余，還是不能把這篇散文打動人的原因弄清楚。可“今天遇到這篇短文，翻過來掉過去沒多少字，是尋常的白描，絕沒有刻意的修辭功夫，幾乎一眼就可以從字面看到紙背了，是什么使人感動呢？”他自問自答——

我明白了，我之所以感動，因為我面對的不是一個咀嚼以至炫耀自己富貴中的幸福或不幸的女士，作者即姐姐向我們敘述的，是一個普通的中年職業婦女，在我們習見的一些日常的不如意之外，又遭到了既來之就無法避免的病痛。牽動我們的心的是和我們一樣的普通人的命運。當我看到作者即姐姐竟從梁鳳儀的書里得到啟發（“沒有收到過鮮花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而去買花的時候，一邊為梁女士的小說有此歪打正著的效應不禁發笑，但又為文中的主人感到幾分辛酸，終于被那姐姐孩子氣的心情所感染，化為或有的慰安與鼓舞了。

我們常常說一篇抒情文章好，就好在所抒之情真。這大概不錯。此文就不是為“作文”而硬“作”出來的。不過，我又想，常見有些討厭的文章，其實倒跟作者“表里如一”，并不像是“假情”，可為什么我們不敢恭維呢？這倒是值得認真琢磨一下的問題。

汪曾祺、林斤瀾、邵燕祥共同為車軍搖旗吶喊，這是車軍之幸、副刊之幸、文學之幸。那時主政副刊《流杯亭》的編輯孫毅（筆名孫郁），像民國“副刊大王”孫伏園一樣精心打理著這塊園地，名家與新秀之作百花齊放。3月19日，他加“編者按”隆重推出：“……三位作家，為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工人作品寫評論，且情真意切，編者不禁也感慨萬分。文壇虛情假意之作可謂多矣，車軍的文章所以牽動人心，乃是用生命的光和熱寫出的。不矯情，不賣弄，那均是從靈魂深處流出的聲音。文藝是生活的寫真，《愛是一束花》，便是這樣動人的圖景。我們希望能以此為契機，使本報副刊多一些這類的作品。同時也感謝汪老等光臨《流杯亭》，一觴一詠之間，不也可看出純真文人博大的愛意？”

我從塵封二十六年的往事中，依稀看到郁達夫獎掖沈從文、沈從文提攜汪曾祺的身影。汪曾祺《文集自序》說：“我知道年輕作家要想脫穎而出，引起注意，堅定寫作的信心，是多么不容易。而且有那么一些人總是斜著眼睛看青年作家的作品，專門找‘問題’，挑鼻子挑眼。‘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這樣的胸襟他們是沒有的。才華，是脆弱的。因此，我要為他們說說話。”他視“人之患在好為人序”的議論而不顧，滿腔熱情地為專業和業余作者寫序言、寫書評，生前絕筆《鐵凝印象》即是他的內心獨白：“我并不是那樣好為人序，因為寫起來很費勁。要看作品，還要想問題。但是花一點工夫，為年輕人寫序，為他們鳴鑼開道，我以為是應該的，值得的。”多么古道熱腸的一位老頭兒，難怪美籍華人作家聶華苓說：“老中青三代女人都喜歡你。”

2024年2月13日，下午送兒子返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