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將近三個小時的動畫電影《長安三萬里》，在喚起觀影者背誦默寫記憶的同時，也再次觸發了人們對大唐盛世的集體懷想。李白、高適、杜甫、岑參……那些早已在課本上熟識的名字，和他們驚艷的詩作，就像長安那一片月色，標志著華夏子民文化基因中永遠熠熠生輝的一段光景。那個盛世，既屬于大唐，也屬于那些在盛世中浮沉的詩人。

出生于開元前一年（712）的杜甫，可謂是真正的盛世的同齡人。他晚年所作的《憶昔》，曾是他眼中真實的盛世圖景：“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青年歷史學者王炳文今年出版的《杜甫的歷史圖景：盛世》一書，正是聚焦于開元前夕到安史之亂這段時期，詳細地描摹了盛唐時代的政治、文化脈絡，勾勒出杜甫的家世淵源和與之相關的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呈現他在盛世背景下成長、浮沉的前半生。

正如張國剛先生在本書序言中所說的：“作者下筆的重點不是杜甫的游歷，而是杜甫的時代；不是杜甫的生活，而是為什么會出現杜甫，杜甫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人生軌跡。”

草堂之前的蜀地舊事

杜詩中那些家喻戶曉的、被稱之為“詩史”的經典作品，更多地集中在杜甫生命的后半段，反觀其早期的詩作和成長經歷，卻由于史料的缺乏而鮮為人知，這使得自古以來對杜甫的研究和評述都顯得不夠均衡。王炳文正是有感于這一點，把目光投向了杜甫人生的前三四十年，也就是杜甫“思想和認知的形成發展期”，并將其人置于8世紀的家族、社會、政治斗爭以及地緣格局中，考證并還原出一幅杜甫當日所目睹、所身處的歷史圖景，在此基礎上闡釋杜甫不同時期的生存境遇和心境變化。

王炳文長于唐代政治史與民族史研究，對開元、天寶一代的人與事的熟悉，對杜詩與唐史關系的深刻認識，令他能對杜甫的成長背景和生活經歷進行細致地鉤稽，有些發生在不同時間、不同地域的史事，被有意地串聯起來，點破背后的邏輯和因果，令人茅塞頓開。

比如，如今位于成都的杜甫草堂是杜甫晚年的暫居地，很多人知道杜甫對成都有深厚的感情，但其實，杜甫與蜀地的因緣還要追溯到更早的時期。對此，書中通過“蜀地舊事”“鮮于仲通”等章節，回顧歷史背景，從李林甫執掌中書省之初最迫切的外患——吐蕃擴張說起，通過開元二十六年(738)劍南地區的戰事和劍南幕府的明爭暗斗，引出鮮于仲通在蜀中一步步登上政治舞臺、當上劍南節度使的故事。鮮于仲通不僅在劍南當地用意經營，還敏銳地捕捉到了千里之外的長安發生的一系列與楊玉環有關的宮廷秘事，進而關注并薦舉了正在劍南軍中服役的楊釗——楊釗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楊國忠，他和楊玉環是從祖兄妹，更與楊家次女、后來的虢國夫人有私情。楊釗抓住了這次機會，外戚楊氏的勢力由此開始發展壯大，他和鮮于仲通之間的關系也在不斷發生著變化。

這些“蜀地舊事”不僅深刻影響了未來的歷史走向，對杜甫的影響也是直接而深遠的——后來，杜甫與鮮于仲通有了直接的干謁和往來，他對蜀地的看法與鮮于氏息息相關；而他中年時期的獻賦、入仕則都在楊國忠執政期間，對楊國忠的情感又是矛盾復雜的。

了解這些背景，對讀懂杜詩也有很大幫助，比如杜甫的《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一詩，講述了鮮于仲通從蜀中豪強起家直到入朝為官的過程，盛贊了鮮于仲通和當時已登右相之位的楊國忠之間不尋常的交情，甚至表達了自己對楊國忠“早晚報平津”的心情。在把握了深層次的歷史脈絡之后，我們就能更清晰地感知到杜甫在這一時期的處境、需求，以及他隱而不發的內心世界。

杜詩中隱藏的人生“暗號”

雖然歷史上有“千家注杜”之盛況，但王炳文指出，“歷代注家對于杜甫強烈的感情，也使得杜甫生命歷程中某些關鍵因素，被刻意地掩蓋或者人為地調和”。在這本書中，對杜甫人生經歷中的關鍵節點，以及杜詩中的一些隱晦的“手勢和暗號”，他做出了一些與前人不同的解讀。

杜甫祖上出身名門京兆杜氏，先祖是西晉大學者杜預，祖父是初唐有名詩人杜審言，按例可走門蔭入仕之路，但對于杜甫而言，這卻不是最優選，為何？作者分析，一是心氣理想上的，門蔭入仕“不如科舉及第來得光彩”；二是現實難度上的，這類入仕途徑“備受官宦子弟追捧，并非唾手可得”。他進而以有限的詩作為旁證，推測杜甫有可能參加了天寶六載（747）的制舉，但該次制舉卻因李林甫擔心有人借助策論攻擊時政，臨時改變了策試思路，導致考生準備不及，最終無人及第。而天寶六載至八載期間杜甫鮮有詩作，作者猜測他是在此期間娶妻生子、忙于生計。

又如，書中多次提及《壯游》一詩，其中“快意八九年”一句，過去一般認為指的是開元二十五年到天寶四載，這源于學界推斷杜甫首次參加科舉落第的時間約在開元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但作者認為這一結論并不合理，他根據杜甫不同時期詩作的口吻，對標科舉相關事件，認為杜甫初應科舉的時間更可能在開元十八年，而其父杜閑很可能卒于開元二十七年，此后杜甫還接連失去了幾位與他關系密切的家族親眷，那么在開元二十五年到天寶四載期間，杜甫家中連遭變故，不可能自稱這段時間為“快意”，真正的“快意八九年”應是開元十八年科場失意起到開元二十七年初其父杜閑去世為止。

在現存史料記載不足的現實條件下，作者努力通過各種隱晦的證據，為讀者還原杜甫前半生的光景。盡管有些結論的得出缺乏直接的史料記載，不得不依靠一定程度的推測，但敢于結合有限的材料進行大膽地推斷，也著實令人眼前一亮。

在仕宦與文學之間

書中雖對政治博弈、地緣關系作了大量剖析，也有許多嚴謹的考據性內容，但一口氣讀完，閱讀感始終比較流暢，并不覺得枯燥艱澀，這大概是有賴于作者生動細膩的筆觸，讓人更容易與歷史中的人物感同身受。

杜甫的內心一直抱持著仕宦與歸隱這兩種鮮明而對立的追求，作者用嘆息式的筆調寫出了他的無奈：“終制、分家、遷葬這些現實的家族事務開始縈繞著他，而干謁顯貴、維持交際則成為迫在眉睫的需求。文學派獨步天下的時代已然結束，少游翰墨場的榮光成為記憶。在追隨文學派入仕這件事上，杜甫起了個大早，卻只能去追趕晚集。”

對李白的思念，也是杜甫歸隱情結的體現，但現實卻是：“不管承認與否，那個有著庾信、鮑照般才華的詩人李白，正在京師粗糲兇悍的生活磨洗下變淡變遠，什么時候再得相見，杜甫自己也說不清楚。理想與現實的十字路口，他正頗為狼狽地向后者趨行。”

另一好友高適得入哥舒翰幕中，將要前往武威履職，杜甫作《送高三十五書記》一詩相贈，當時的杜甫仍在漫漫無期的待選中，而高適的仕途則進入了新的階段，對此作者王炳文寫道：“馬背上的高適意氣風發，‘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的戲謔難掩杜甫的羨慕之情。初夏的長安暑氣已盛，大風忽起，高適策馬向西，留下黃塵中佇立的杜甫。”充滿鏡頭感的語言，令讀到這里的人不由得與千年前目送友人的杜甫深深共情。在客觀講述歷史的同時，作者更試圖將鏡頭置于親歷者的視角，結合史料和杜甫詩中的只言片語，去重建歷史的真實影像，以紀錄片式的質感還原當時當地的場景、人物和情緒，一些豐滿動人的書寫仿佛涓涓細流，感人肺腑。其中當然不免加入了一定程度的想象，但卻能令人更加直觀地觸摸到千年前那段歷史躍動的脈搏。

天寶十四載的冬夜，安祿山遽然起兵，為開元盛世畫上了血與火的句號，而本書講述的內容也正是在這里戛然而止。作者在結尾寫道：“歷史的走向與個人的際遇都已改變。盛世終歸落幕，戰亂已然開啟。”在此之后，將是杜甫一生的最后十五年，也是他更為世人所知的人生歲月。在下一部續作中，作者將以怎樣老練而生動的筆觸為我們展示亂世風云和杜甫晚年的身世飄搖，不禁令人心生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