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濬著《大學衍義補》（明崇禎刻本），現藏山西大學

丘濬（1421—1495年）字仲深，號深菴，出生于海南瓊山縣府城西廂下田村（今海口市瓊山區府城鎮金花村），時人尊其為瓊臺先生或瓊山先生。丘濬一生，歷事景泰、天順、成化、弘治四朝，先后出任翰林院編修、侍講學士、翰林院學士、國子監祭酒、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等職，曾參與《寰宇通志》《英宗實錄》《大明一統志》《續資治通鑒綱目》《憲宗實錄》的編纂工作，弘治七年（1494年）升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卒年七十四歲，贈太傅左柱國，謚文莊。

丘濬不僅是明朝成化、弘治年間著名的政治家、史學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文學家。他早負“神童”“讀絕”盛名，身后御賜“理學名臣”，史稱一代“文臣之宗”。可以說，丘濬的讀書和筆耕緊密伴隨著他一生的仕宦生涯，他對于文風、學風的思考與實踐也在此過程中漸次開展。

博極群書，積學成德為己任

丘濬的文壇革新理念根基為其淵博的學識，而這與其自幼博覽群書密切相關。丘濬在明朝宰輔中即以“博極群書”著稱，史載他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舉凡六經諸史，古今詩文，九流箋疏之書，以至于醫卜老釋之說，無不深究。而此種閱讀習慣始于其童蒙時期，其弟子蔣冕（1463—1532年）提及丘濬時，稱其“自幼有志于學，凡身之所至，耳目之所見聞，心思之所注想，茍有益于身心，有資于學識，有可用于斯世斯民者，無一而不究諸心焉”。事實的確如此，丘濬自小熱愛讀書，十三歲時已熟讀五經，并多方閱覽其他領域的書籍。

丘濬家庭并不富裕，《藏書石室記》載，他七歲喪父，家中數百卷的書籍盡數散失，所余書籍也多為支離破碎之殘書。由于無法找到可參考或閱讀的書籍，而他又對知識有著極度渴望，因此他擴展了閱讀來源。一方面“求諸于市肆”，《西園聞見錄》載，丘濬無錢購書，便“借諸市肆，雖釋老技術亦所不廢”。然而市場上所售書籍大多是俚俗駁雜，帶來的收獲甚小，因此，丘濬亦經常向親朋戚友借閱，“家貧無書，嘗走數百里借，必得乃已”。在借書過程中，丘濬時常遭受冷眼，“甚至為人所厭薄，厲聲色以相拒絕，亦甘受之，不敢怨懟”。但丘濬并沒有任何怨憤之情，功成名就后，在故鄉創建奇甸書院、修造藏書石室，回饋鄉親。

景泰五年（1454年），丘濬以二甲第一名的成績考中進士，初到京城任翰林院庶吉士，并擔任編修。翰林院為全國典籍匯聚之所，丘濬充分利用這個機會極力汲取知識的滋養，因此在翰林院任職的幾年光陰，為他的學問奠定了基礎。其間，丘濬在其京城居所建立了他的私人書齋，名為“槐陰書屋”。在“槐陰書屋”中，丘濬“日居其間，翻閱書史，口誦心惟。凡古圣賢所以用心而著于書，古帝王所以為治而具于經史者，與夫古今儒生騷客所以論理道寫清景而寓于編簡者，皆得于此乎神交夢接之而肆吾力焉”。丘濬通過博覽群書，提升了他在經史方面的造詣，為他后來改革文風、參議國事提供了充分的理論準備。

明代古籍《雙槐歲鈔》記錄了丘濬嗜書之事：“概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家積書萬卷，與人談古今名理，袞袞不休”。讀萬卷之書，通古今之理，因此丘濬與人交談，可以“袞袞不休”，被稱為“當代通儒”。

返體于正，明道達用糾文風

永樂至成化幾十年間，在“太平盛世”的氛圍下，詩文飽含富貴福澤之氣。盡是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應制”和應酬之作，誕生的所謂“臺閣體”貌似雍容典雅、平正醇實，實則脫離社會生活，既缺乏深湛切著的內容，又少有縱橫馳驟之氣，徒有其工麗之形。這種文風由于統治者的倡導，一般利祿之士得官之后競相模仿，以致沿為流派，文壇風氣遂趨于庸膚，而且千篇一律。“臺閣體”萎弱冗沓的文風至成化以后漸為時代所不容，革除其流弊的呼聲愈來愈高，在茶陵詩派的崛起，以及隨后李夢陽、何景明“前七子”倡言復古之前，丘濬就已經注意到此弊端。

丘濬生于珠崖，經史知識多靠自學積累。到了北京后，花了三年時間在時任國子監祭酒蕭鏃門下學習。蕭鏃專長文學，不重空言，丘濬受此影響亦文風嚴謹，思想和學術專注于經世致用。丘濬常說的是“作文必主于經，為學必見于用，考古必證于今”“達意而止，質實之中，而有自然文彩，醇然其無滓，繹如其無類，淡乎其有余味”。即為學作文應該遵循經典依時務而作，要有助于解決現實問題，與之相對應的文風應該是理正氣盛、雅正溫厚、平易順暢，而非奇詭險怪、浮華空疏。即便作詩，丘濬也倡導自然趣味，主張“吐詞操語不用奇，風行水上蠶抽絲。眼前景物口頭語，便是詩家絕妙詞”。丘濬將此理念應用于自身創作中，如“帝城品物多佳味，每恨慈親未得嘗”（《思親》），“孔懷此日歸心切，相見他年有命無。最是不堪聞感處，霜天鴻雁夜相呼”（《閑中有懷伯兄》）皆不重辭藻堆砌，但蘊含了極為濃厚的真情實感。因此，得到了后人“口占信筆，不經持擇”“為文章不求奇古，平易順暢可讀”的評價。

成化十三年（1477年）四月，丘濬擢升為翰林院學士，四個月后晉升為國子監祭酒（從四品）直至1487年。十年間，身為國子監祭酒的丘濬注意到當時文壇已然出現了不正之風，對此他講道：“近年以來，書肆無故刻出晚宋《論范》等書，學者靡然效之，科舉之文遂為一變。說者謂宋南渡以后無文章，氣勢因之不振，殆謂此等文字歟？”丘濬致力于整頓當時的寫作風氣，認為好文風關鍵在于文章的意旨，文藻措辭則不是考量的重點。因此，丘濬借助與同僚程敏政、王鏊、李東陽等人的詩文唱和，重振平易醇厚的文風，力求“以文章領袖縉紳”，重肅時代風氣。

痛抑時弊，取賢納士肅學林

丘濬作為明朝中期的文壇領袖，同時擔任國子監祭酒十年，學子中有不少他的門人。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心懷治國平天下的抱負，以積極入世的態度，苦苦思索挽救與鞏固明王朝統治的策略，不遺余力矯正文風士風。丘濬秉著儒家“內圣外王”的精神，提出了一系列“經世致用”的建議，殷切地希望統治者能將儒學思想付諸統治的實踐中。由此，他萌發了通過總結歷史經驗、闡述儒家治國思想，以達到幫助君王治理國家的想法。在此基礎上，他撰寫了《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等多部著述。

但丘濬的理想并不僅局限自身著書立說，更以一代文宗為己任，呼吁讀書之人文風要正。丘濬認為，文風的歪曲勢必會對科舉制度產生顯著沖擊，倘若在科考過程中出現不合時宜的文章，不僅作者本人將遭受落第之痛，更會給整個科舉風氣帶來干擾。再者，一旦那些受到不正之風影響的科舉士子們僥幸踏入官場，定然會影響行政體系的平穩運轉，進而為明王朝的統治埋下潛在隱患。因此，丘濬隨即闡述了其本人對革除文風之弊的期許：“伊欲正人心，作士氣，以復祖宗之舊，使明經者潛心玩理，無穿鑿空疏之失，修辭者順理達意，無險怪新奇之作，命題者隨文取義，無偏主立異之非。”

丘濬身為國子監祭酒，還站在主考官的角度希望“命題者隨文取義”，不要有偏離正統文風的題目出現。無論是考官出題還是考生答卷，唯有恪守經書之旨，不求險怪新奇，方能保障科舉制度的穩步運行。《明史·丘濬傳》記載：“時經生文尚險怪，濬主南畿鄉試，分考會試，皆痛抑之。及是課國學生尤諄切告誡，返文體于正。”丘濬將不良文風形成原因歸結于科舉制度的不良影響，他認為明朝初年的科舉考官出題“深求隱僻，強裁句讀，破碎經文，于所不當連而連，不當斷而斷，遂使學者無所依據，施功于所不必施之地”。科舉士子們必須盡可能專心通讀所有經書，才能保證在科考的過程中從容應對，這就導致考生過分關注經典文句的訓詁解析，而忽視了治學的根本——經世致用。因此，丘濬的科舉文風改革思想旨在凈化日漸支離的學風，抵制心學的影響，重塑程朱理學的正統地位。他從不滿足于單純地博覽群書，而是心懷濟世之志，以天下為己任。故丘濬希望天下讀書人應當恪守程朱理學所規劃的道德修養體系，以經世致用的態度去投身舉業，通過研讀儒家典籍來探究治世之道，匡正學風的凋敝與政局的衰敗，進而實現“治國平天下”的歷史使命。

歷史學家錢穆曾給予丘濬高度評價：“蓋文莊不僅為瓊島之大人物，乃中國史上第一流人物也。”丘濬為官四十載，廉潔自持，恪盡職守，八轉官階，位極人臣，真正做到了“遙從海外數中原”。他不但始終按儒學“內圣外王”的標準衡量自己，以格物致知、讀書窮理、知行合一、學以致用的要求塑造自己。同時，丘濬也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重振醇厚正大之學風，矯正嬌柔險怪之文壇，通過自身的影響力，對后世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