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德語文學”，“奧地利文學”這一指稱在人們聽來必先思索一陣才能約摸在腦海中勾勒出一個輪廓出來，但對外國文學稍有了解的讀者絕不會對卡夫卡、茨威格的名字感到陌生。新世紀以降，奧地利文學越來越受到關注，作品也備受贊譽。值得一提的是，近20年來，先后有兩位奧地利作家問鼎諾貝爾文學獎，他們是埃爾弗里德·耶利內克與彼得·漢德克。相比于這些早已聲名赫赫的前輩們，剛剛揮別的2023年或許是奧地利文壇年輕一代的豐收年。

文本形式與創作過程都十分新異

在2023年的德國圖書獎評選中，年輕的“90后”奧地利作家托尼奧·沙辛格攜其長篇小說《真實所在的年代》一舉奪魁。無獨有偶，奧地利新生代作家菲利普·韋斯與他的五卷本長篇《人坐在世界的邊緣，笑》在同年亮相上海國際文學周，推動了我國圖書市場與讀者群體對奧地利當代文學的傳播與接受。在這部鴻篇巨制中，作者在創作形式上進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嘗試，為讀者提供了新鮮且豐富的文本體驗，并將自己對當下的全球問題與人類共同體命運的思考融入其中。無論是以藝術手法的角度，還是主旨立意的高度，《人坐在世界的邊緣，笑》都堪稱驚絕。2018年，該書由德國蘇爾坎普出版社出版，一經問世便好評如潮，先后獲得尤爾根·龐托基金會文學獎、克勞斯-邁克爾·庫訥獎和勞里斯文學獎，連續數月占據奧地利電視臺暢銷書排行榜榜首，被當地新聞譽為“具有巨大的思想、詩意和形式力量的文學瑰寶”。

《人坐在世界的邊緣，笑》從體量上看，絕對是一部“大書”，在盛行碎片化閱讀的當下，處女作便嘗試五卷本的長篇，無疑需要不小的勇氣。現代文學中，長篇小說堪稱“重器”，不僅需要在內容上緊跟時代需求，同時在文本形式上也頗為考究。文學理論家巴赫金曾一語道破長篇小說在探索文本形式上的巨大優勢：相比其他體裁，長篇小說更像是活著的語言，而且是年輕的語言。如此來看，長篇小說完全像是為作家量身定制的實驗場所。作者似乎也正是抱有一番雄心壯志：以真正令人目眩的文學盛宴慷慨而殷切地款待每一位展卷之人。

《人坐在世界的邊緣，笑》的文本形式與創作過程都十分新異。不同于尋常長篇小說的模式套路，這部五卷本的長篇作品包含一卷漫畫式文本和四卷文字文本，其中的文字文本又可細分為“辭書式”、“音頻轉稿式”、“手賬式”、“傳統小說式”四種藝術形式，兼有專門設計的副文本作輔。五卷一體，多元呈現，各具風貌，圖文并茂，共同生成了作品的生動性、流動性與共生性，使文本脫離了刻板的傳統話語模式，為讀者帶來一場趣味閱讀之旅。

創作如此繁復多元的小說作品，無疑是一項高難度的挑戰。在不斷的嘗試中，作者尋找到了屬于這本小說的獨特生成方式：“在創作的時候，我為每一本書都配置了一套桌椅。當我坐在這張書桌前，我就進入了這個故事系統的創作世界。創作其他故事就要去坐到對應的書桌前。”于是，來自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年代，有著不同的意識觀念，踐行不同的人生道路的五位虛擬作者就此誕生。不僅創作過程得新趣，作者還在敘事手法上試新格，正如作者本人希望的那樣，打破后現代僵化的片段性形式游戲，脫離刻板的線性敘事邏輯，“借助網絡結構使得詩意的整體性再次成為可能”。在作者所強調的“整體性”創作詩學的指導下，《我之百科》《模糊地帶》《手記》《昭夫的錄音》這四本以文字為表現形式的作品與漫畫形式的《幸福島》看似各行一邊，實際上卻共同構成了一個多文本、多維度、多媒介的故事網絡。故事嵌套故事，人生關聯人生，主人公們以各自的敘事方式與感識經驗記錄著所處時代的個體選擇與生命軌跡，以另類的在場存身于他人的經驗中。

五部作品之間恰如一面疏密有度的蜘蛛網，先借由時間的線性聯系或者地理的空間聯系實現故事間的連接，再于人物與情節層面做細部鉤織。是以，五個故事經緯錯落，張力十足。若以散點透視的步法進入這個故事系統，讀者便會驚訝于其中的每一個子故事都具有以自身為參考坐標的全景視角，無論如何在故事網絡中變換敘事角度，都是由局部視角向周圍鋪展，對作品全貌的理解與接受也完全不受影響，最終都可實現鏈路的閉合與暢通。

形式創新與敘事突破并非來自作者某一次的心血來潮，而是其對藝術形式大膽追求的結果。這種對文學形式的開拓意識源自奧地利現代文學傳統。奧地利現代文學傳統一般意義上可以追溯到維也納現代派，那時的哈布斯堡統治已日薄西山，面對著國家內外的種種危機，一群來自各地的文學青年，相聚于格林施泰德咖啡館，在反對舊制陳規的道路上互引為友，奮力揮舞著形式與技巧的藝術旗幟。可以明確的是，韋斯在《人坐在世界的邊緣，笑》中十分自覺地追從了維也納現代派的遺風，同樣將創作過程中的技術性呈現視為重要。但無論如何，小說形式最終還須回歸到服務文學自身的基礎功能上去，便如童慶炳先生所言，文體形式理應體現出個性化的“精神結構、體驗方式、思維方式和其他社會歷史、文化精神”。從“格式的特別”引向“表現的深切”，對時代的追問與反思始終是奧地利文學創作的精神內核，霍夫曼斯塔爾的作品致力于描繪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末日余暉下人們的彷徨與失意，而二戰后奧地利的種種現實問題在伯恩哈德與耶利內克那些形式感極強的作品中也得到了批判性的呈現。可見，單憑形式的操演并不能成就偉大的作品，顯影于形式中的時代精神才真正賦予文學以生命。《人坐在世界的邊緣，笑》的價值不止停留在文本形式與敘事技巧的創新，更重要的是，作者在作品中進行了一次以人類世危機為議題的嚴肅探討。

對人類共同體精神的認同與對技術至上觀念的批判

2024年3月5日，人類世工作組（AWG）關于開啟人類世的提案被否決。作為一個地質學的概念，人類世已經成為我們親歷的最新地質時代。以“人類”命名這一地質時期，強調了人類對地球全面而深遠的影響。雖然，人類世的時間起點尚未在學界達成一致，但圍繞著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造成影響所展開的文學作品卻并不少見。奧地利當代重量級女性作家埃爾弗里德·耶利內克于2000年創作的小說《貪婪》就有意識地批判了人類觸及地球生態紅線的行為。相較于耶利內克通過具體事件引發的對立與批判，韋斯的批判與反思建立在大歷史視角之上。自工業文明時期至數字信息時代，他以反思的筆調移步易景地展現人類世界的發展與變遷，最終將人類的自我反思回溯至刻印在希臘德爾菲神廟柱上那一句“認識你自己”。21世紀，人們見證了層出不窮的末日預言與危機事件，信奉了近兩個世紀的人本主義觀念與技術萬能的思想似乎不再適用。更重要的是，人們終于步出自喜的迷霧，重新反思自身與世界的尺度。在這一意義上，《人坐在世界的邊緣，笑》跳脫出傳統的思想體系，對人類共同體精神的認同與對技術至上觀念的批判構成了這部人類世小說的底色，凸顯了作者以文學觀照時代的強烈使命感。

《人坐在世界的邊緣，笑》的故事系統跨越幾個世紀，聚焦于核技術失控的日本島。2011年的日本福島核泄漏事件是小說的中心事件，也是現實生活中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災難性事件。事故發生地日本不僅作為真實的地理坐標錨定了小說的現實維度，還勾勒出過于依賴技術并毀于技術的人類世危機圖景。由《我之百科》與《手記》構成對照結構，故事開始于《我之百科》描刻的工業時代，主人公波萊特與大友先生在維也納世博會上相遇，遠嫁東瀛并繁衍后代。轉眼130年過去，故事在其第五代子孫尚塔爾（《手記》主人公）這里得到接續，后者為尋找高祖母的生命印記前往日本，引出日本核泄漏事件，并勾連出其他故事脈絡的核心人物：親歷日本大地震的攝影師尤納、身患幻肢癥的少女阿伯拉、遭受核污染的哲史，以及家住福島的日本小男孩伊藤昭夫。

《我之百科》的主人公，一位誕生于工業時代的新女性，一生弄命運之潮，反抗父親、參加公社、嫁到遠東、寫作出版，致力于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她的人生開始于技術發展的加速上升期，人們堅信高效運轉的工業機器能夠帶領人類步入幸福的現代生活，展現出理想主義氣十足的昂揚斗志。波萊特的人生經歷正是時代浪潮中最為典型的一朵，代表著上升的人類意志與進步的技術能力，與《我之百科》所采用的文本形式相得益彰，蘊含著理性與秩序的百科全書式敘事完美彰顯了這一時期的時代風貌。相比于工業時代的人們通過對技術的掌控以實現人類社會的高速發展，無法預測的核泄漏事故則充分暴露了科學的閾限與技術失控的危機。

《手記》的敘事者尚塔爾的身份是理論物理學家兼氣象學研究者，她所掌握的豐富知識是人類在工業革命以來所取得的不凡成就，她也因此更加了解科學技術的邊界。充滿思辨性卻結構模糊的“手賬式”文本仿佛是刻意放逐理性的結果，文字的排列與邏輯的斷裂彌漫著敘事者對既有秩序的淡漠情緒。文本內容更像是尚塔爾混沌的思維旋渦，一方面，她作詩、自語、推演、涂鴉，那些流溢的、瞬息的、碎片化的脆弱情感顯映其中。另一方面，她那驚人的智識與清醒的認知涵蓋了天文、地理、生物、化學等各個領域，卻暗含著對科學“無能”的無盡嘲諷。在極具形式主義的呈現中，破碎而無序的思想被令人不安的虛無所籠罩。世界需要重新被理解與建構，恐怖的是，人們發現傾力亦所不能。人類看似一切盡在掌握，實則由科學與技術所建構的世界即將把人類自身逼臨深淵。《手記》的冷淡與失序和《我之百科》的激情與規整形成鮮明反差。在秩序與反秩序、建構與解構的對比之中，作者的危機意識與對人類命運的關切被一一識別。

“人類世”時代，人們沉溺于在科技的勝利上贏得新勝利的想法中，如此熱切地對未來新世界進行各式各樣的描繪。然而，無論是劉慈欣在《三體》系列中對三體這一超越人類科技的高維存在的構想，還是弗蘭克·赫伯特的《沙丘》中譯本封面上那句“人類每次正視自己的渺小，都是自身的一次巨大進步”，都不難看出：人類中心主義似乎已經不再被視為統攝未來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人坐在世界的邊緣，笑》則在消解人類中心主義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在冰山消融、氣候變化、災難頻發、技術失控等現實問題面前，人類似乎再一次身處亟待變革的臨界點，新的危機接踵而至，舊時經驗已不再適用。如何在新一輪的時代危機中繼續延續人類自身的主體價值、擺脫“過時的人”的身份？這或許需要在全球視角下重新進行一次超越技術性的自我發現，而《人坐在世界的邊緣，笑》為此提供了一次兼具審美性與警示性的仿真體驗。

（作者系復旦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北京大學比較文學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