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牧發現和扶植文學新秀的事，在文學界被傳為美談。

馮牧早在延安《解放日報》擔任副刊編輯期間，就發表了李季的長詩《王貴與李香香》，還撰文推薦了趙樹理的中篇小說《李有才板話》。1944年，他讀了馬烽的小說《張福元的故事》后，專門寫了一篇評論文章，大大提升了這位“山藥蛋派”主要成員的自信心。

20世紀50年代初，馮牧到昆明軍區工作，發現、扶植、培育了徐懷中、公劉、白樺、彭荊風、周良沛等一大批作家。他指導他們如何觀察生活、如何借鑒名著、如何深入基層。他帶領這幫年輕人深入邊疆地區，體察民情、收集素材，這才出現了《阿詩瑪》《山間鈴響馬幫來》《五朵金花》等具有邊地風情的名作。

到北京工作后，馮牧提出“文藝批評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澆花除草”。要多關注那些在“祖國的土地上茁壯成長的幼苗和花苞”，要為他們的成長“鳴鑼開道”。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刊出后，引發爭議。馮牧特意撰文，稱“這是一篇反映工業戰線生活的好作品”，并由此認定蔣子龍是一位“嚴肅的、有才能的作者”。1982年，《十月》雜志編發了小說《高山下的花環》。馮牧一讀，被小說中的真切生動所吸引，當即寫下《最瑰麗的和最寶貴的》一文，表達了對當時并不知名的部隊青年作者李存葆的喜歡。

馮牧對于從最基層成長起來的青年作家也關愛有加。1983年，馮牧在《文藝報》上發表了對史鐵生的評論。那時的史鐵生還是一位不為許多人熟知的作者，但馮牧卻從他“并非完美的作品中，看到了一種并不多見的‘才華’的閃光”。認為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必將成為他在文學征途上繼續奮力攀登的一個可喜的標志和一個新的起點”。

2000年2月，馮牧文學獎設立，專門用于表彰青年批評家、文學新人和軍旅作家。此獎的初衷，無疑與馮牧發現和獎掖青年作家的伯樂精神一脈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