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將趙樹理作為農民作家，還是作為中國新文學的代表性作家之一，抑或是作為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實踐者，他的作家身份似乎是鐵板上釘釘的事實，對他的研究也順理成章地基本上在文學界展開，這似乎也應該是毫無疑問的。但我卻對此總是有些疑惑。

古今中國，除了民國黃金十年，以及新時期之后市場經濟洶涌的年代，基本上可以說，是未脫鄉土中國的本色，因之，也就有了對這鄉土中國進行種種改革的努力。對這鄉土中國，如果說，費孝通是以社會學對它的社會結構作了精準的剖析，梁漱溟是從文化形態對它給以新的認識，晏陽初是通過教育試圖對它給以改造，盧作孚試圖以現代生產來促進它的轉型，那么，我覺得，與他們可以相比肩，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對他們有所超越的，是趙樹理以文學為手段，對這歷史行進中的鄉土中國給以應對。所以，趙樹理與其說是鄉土作家，毋寧說是這鄉土中國之子。

這樣的說法，并不是毫無道理的。

我從有限的對趙樹理相關文獻的閱讀中，注意到他似乎很少主動以作家自居；他對文學的理解，似乎也與新文學界不一致，即他的“進‘文攤’而不入‘文壇’”說。他把他心目中的文學寫作，作為對鄉土中國的改造手段，作為解決鄉親們生存中所存在的“問題”的手段——他就將自己的小說命名為“問題小說”。在晚年的《回憶歷史，認識自己》一文中，他系統地談到了自己一生的小說寫作。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之所以寫小說，完全是為著解決當時中國鄉村存在的“問題”，如：《李有才板話》是為了“配合減租斗爭”、解決鄉村干部的工作作風（該小說甚至成了鄉村工作隊員的工作手冊），《李家莊的變遷》是“為了動員人民參加上黨戰役”，《催糧差》是“恐我們有些新同志不清楚”舊日衙門的人員，《福貴》是為了打通基層干部不能正確對待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底層人的思想，《地板》是為了幫助農民與地主進行說理斗爭，《邪不壓正》是為了提醒工作人員“土改時流氓無產者會捷足先登”，《登記》是為了配合婚姻法，《老定額》《鍛煉鍛煉》是“反對不靠政治教育而專靠過細的定額來刺激生產積極性”，《實干家潘永福》是提倡“千方百計認真做事精神”，《互作鑒定》是“反對知識青年不安心農業生產”……從這些說法中，你會強烈地感覺到，趙樹理寫小說，重心不在于文學，而在于用文學解決農村中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問題”。當然，作品的客觀效果與作者的主觀設想不盡一致，但這仍不妨礙我們以此去認知趙樹理的創作動機，以及這動機下他對自己創作的定位。

趙樹理對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也有著異常清楚的定位：“我的具體作用就在于能夠向各級領導反映一些情況，提出幾個問題。”這也就難怪，當人們打開趙樹理的筆記本時，會驚奇地發現，那里面沒有什么創作設想，有的只是農村現實中大大小小的“問題”。作家劉長安曾經在趙樹理文學館討得一本百余頁的趙樹理的筆記本，并用了幾十天時間辨析考證，發現它主要包括鄉民的日常生活、田間生產、工作學習三大部分，其認真細致的程度，令人咂舌。

于是，我們也就約略能夠明白，趙樹理不憚于同行、專家的譏諷，而在小說中平添許多過渡、說明性的文字，是為了讓鄉民讀者看得懂。他熟知現代小說技法，但仍采用大眾化的寫法，那實在是因為，在他的心目中，至高無上的并非文學本身，而是用文學改進鄉民們的生存境況。

豈止是小說創作，趙樹理還用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創作了眾多的地方小戲、曲藝等作品。雖然這些作品只能傳播于一時而不能流傳久遠，且不入文學大家們的法眼，但趙樹理卻樂此不疲。他在臨近生命終點時說自己是“生于《萬象樓》死于《十里店》”——在他眼里，他文學創作生涯中最值得珍視的作品，是這些地方性小戲種作品，而非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結婚》。

綜上種種，都是不能用作家這一身份所能給以充分地說明的，我寧愿把這些視為趙樹理介入鄉土中國的一種方式。這一介入的深度、廣度以及輻射力，無論怎樣估計都不會過分；它并不僅僅是文學范疇的事，值得與鄉土中國相關的各行各業借鑒。就此而言，我寧愿將趙樹理稱為“鄉土中國之子”，而不愿稱他是“作家”，無論附加多少修飾語；并以為，這才是趙樹理研究長期忽視的問題。

這一介入方式，我們可以用“趙樹理精神”來命名，當然也可以用其他概念；這不是最重要的。當務之急是，找尋、明晰、確立這一介入方式的要素、構成。

我以為，以下幾點是最為基本的、不能被忽略的：

第一，以鄉村鄉民生存現狀為載體的對鄉土中國的直面關注與忠實呈現。文學是人學，社會是人的社會，歷史是人的歷史。因此，相較費孝通從社會學、梁漱溟從文化形態、晏陽初從教育、盧作孚從生產方式介入鄉土中國，趙樹理以文學為方式的這一關注與呈現是整體的、形象的、感性的，并因之給各種學說以再解釋的可能與空間，或者成為檢驗或調整各種學說是否適合鄉土中國的標尺。這樣的一種關注與呈現，可以通過文學形態，也可以通過其他的事實形態，從而成為介入鄉土中國的一種方式。

第二，堅定的民間價值譜系的價值站位。中國文化向來有三種價值譜系：以治理社會為標準的廟堂文化，以價值召喚為標準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廣場文化，以私己性的個體生命生存需求為標準的民間文化。中國文化正是在這三種價值譜系的“張力”中綿延數千年而不衰。趙樹理介入鄉土中國的價值站位則是民間價值譜系。他一向惜墨如金，且對西方大段的、靜態的景物描寫或心理描寫頗多詬病。但一旦進入對鄉民個體物質生存狀態的描寫，卻會大段大段地羅列各種數字。這就會讓讀者得到一個突出的印象：趙樹理立足的根本，就是建筑在這些數字上的鄉民個體的物質或精神的生存需求。學界公認趙樹理有三重寫作身份：農民、黨的干部、知識分子。其實，這三種身份并不是均等地體現的。趙樹理立足于民間價值譜系，根據這一譜系的現實需求，來決定對廟堂、廣場價值譜系的汲取程度。同時，鄉民們的物質需求、精神需求是在時代的變動中不斷地變動著的，這種變動也決定了民間價值譜系與廟堂、廣場價值譜系相互關系的變動程度。

第三，行進中的開放與兼容的品格。鄉民的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是不斷發展著的，民間價值譜系也需要不斷汲取新的思想資源，以調整自身內在矛盾、滿足自身發展需要。趙樹理所持的民間價值譜系，在古代中國，以《詩經》為源頭，終結于《紅樓夢》，但在現代中國的起跑線上，則與五四時代“拓人荒”、批判“吃人”的“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相遇合、相融合。趙樹理所持的民間價值譜系正是這一遇合融合的產物，并將這一“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從知識界拓展到了鄉民個體生命的物質生存、精神生存之中。趙樹理將民間價值譜系與五四時代的廣場價值譜系相遇合、相融合后，再與延安的革命價值譜系相遇合、相融合，從而進一步使鄉民個體生命的物質生存、精神生存需求得以切實的落實。這樣的在行進中的開放與兼容的品格，使趙樹理不僅是“鄉土中國之子”，也是“五四之子”，是“中國現代革命之子”。

今天的中國，正處于鄉土中國向現代中國的歷史性轉型之中。在這種轉型中，無論是應對鄉土中國基質深厚的村治、縣治，還是時代性的鄉村振興，趙樹理介入鄉土中國的方式，都是急需汲取的積極的踐行資源。只是這前提，首先是要讓趙樹理“走出”文學界，走向社會，成為變革鄉土中國的踐行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