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期成大儒”為目標的寄園教育，所培養的人才多為志道弘毅、經時濟世的“國士”——其中的典型人物如謝玉岑、程滄波、鄭曼青、謝稚柳等之外，我所尤尊重的還有唐玉虬先生。雖然無緣識荊，但與他的公子蜀華教授還算是相識的，因此而獲贈了不少關于玉虬先生的資料。

玉虬先生是明代抗倭名將唐順之的后人。在寄園《春秋》義例的感召下，他一生引此自豪，同時也以此自勵。雖然他的家族早已淪于貧困，但他從小就志存高遠，發憤力學以經世，庶幾無愧先人。除“求道德于經史，求文章于史（記）、漢（書）、八家（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錢名山對唐的評語）之外，更精研醫學，矢志從精神、生理兩方面雙管齊下，拯溺起衰，以救世圖強、振興中華。

1922年直奉戰爭突發，導致生民涂炭。時年29歲的玉虬先生慨然北上，先作“萬言書”致某將軍痛陳利害；又兩次上書吳佩孚勸其改組北洋政府以掃除污穢，并坦述投筆從戎的報國之志。雖不為所用，但頗為時任吳佩孚幕僚長的楊圻所驚奇，乃引為同志；影響至于吳，后來也相與訂交。

1934年后任浙江省建設廳文書科員。1937年日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攜眷從浙西輾轉經湖南入四川避難，在成都設診所行醫。不久，被中央國醫館學術整理委員會聘為名譽委員，并受聘為空軍參謀學校、軍事學校等國文教官及華西大學國文教授。抗戰勝利后還鄉，于常州青果巷業醫。

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常州市中醫公會副主任、南京中醫學院圖書館館長、文獻研究室主任、文史教研組組長、醫古文教研室教授。

其一生的履歷，秉承了“達則周公（吏事），窮則孔子（教育或醫療）”的“士者事也”觀，盡力盡心盡責。余事“游于藝”，則尤精于詩。早在青年時代便已為并世詩壇上屈指可數的大手筆之一，錢名山先生曾“欣喜”地評價自己的這位弟子：“古人云：‘乾坤清氣得來難。’作者詩才極清，奚啻仙露明珠、松風水月，將來才力充足，必能追配古作者，不第主持陽湖風雅而已。”至日寇侵華、抗戰軍興期間，“國家不幸詩家幸”，玉虬先生的詩更力振唐音，直接“詩圣”杜甫“詩史”的傳統，尤以1931～1945年間的《國聲集》和《入蜀稿》為代表，達到了其畢生詩作境界的巔峰，極英雄氣的慷慨激烈、豪情萬丈！

“國聲”者，蠻夷猾夏，“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是也！“入蜀”者，亂賊猖狂，詩圣“長使英雄淚滿襟”（《蜀相》）“司徒急為破幽燕”（《恨別》）的“詩史”是也！要在尊華夏、攘夷狄、達民隱、吁民痛、激揚士氣、伸張國威，所以能郁勃精湛、涵泳萬有，為20世紀的舊體詩詞創作中所罕見。所以，1942年全國高等教育學術獎勵，各學科中的獲獎者有馮友蘭、王力、曹禺、費孝通、華羅庚、周培源、蘇步青等名聲顯赫的專家學者，玉虬先生作為唯一的一名“布衣”竟以“國聲”“入蜀”兩部詩集獲得文學獎！

試觀其自述：

余生平慕為才士，如司馬遷、韓愈、李白、杜甫；慕為良醫，如華佗、張機；慕為大將，如韓信、衛青、霍去病、李靖、郭子儀，鞭撻夷狄，再造華夏。嘗謂一世不能為，當分數世為之。（《詠大人詩夢中作小序》）

嗚呼！仆雖未克執干戈上沙場，以與寇敵周旋，要當垂殺敵英雄之盛烈于無窮，以盡食毛踐土之義。（《國聲集自序三》）

嗚呼！孰謂詩歌之無關于民氣之盈縮、國運之隆污也哉！蓋方其盛也，由于一二人能以文任自責，真積力滿，振而不已，唱而愈高；既而天下從之，民氣國運，一時與之并臻其盛，而蒼生陰受其福；及其衰也，文壇無霸者之雄，斯道絕先知之覺，一任其綱弛紐解，頹敗崩散，至于不可拯救。（《大中華復興第一集自序》）

楊圻為《國聲集》作序則云：

嗟乎！此其浩劫（日寇侵華），誠有史之大亂也矣。士生不辰，遘此兇閔，文章之士，流離羈孤，怵于目而痛于心，蓋有營神九塞，俯仰今昔，而悲歌長嘯，一舒其憤激憂傷之氣，冀訴之天下后世者，當亦夥矣！當亦夥矣！雖然，其人何人哉？必也才高而學富，質美而詞贍，有忠愛之思，雄奇之筆，乃能狀黎元流離之苦，戰士浴血破敵之精忠奇節。蓋三年于茲，以我所見而得一人焉……唐子蓋詩人，而此集則詩史也矣。嗟夫！辛亥以后，天下詩人落落數子耳，今復求學力氣骨，如唐子之致遠任巨，大力磅礴，彌綸國變，實未敢多許。今得唐子繼起，斯道不復寂寞。

兩部詩集凡800多首，以古體尤其是長篇歌行、五律、七律、排律的形式為主，且多有組詩。對抗戰時期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國土的淪失、倭寇的殘暴、漢奸的賣國、敗將的怯懦、蒼生的苦難、英雄的壯烈、勝利的歡欣……種種艱苦卓絕，或歌或泣、或斥或贊，規模恢宏，氣勢磅礴，正氣交響，構成為一部自始至終、首尾連貫的愛國主義的抗戰詩史！“三軍齊唱滿江紅，壯聲浩氣凌高空”“萬死不堪無此戰，五洲今識有中華”……讀詩集，如置身于槍林彈雨、炮火震天、硝煙遍地之間，“豪杰之士，可以聞聲而起矣”（《國聲集自序》）。這不是詩，這是數千年磨不滅的英雄氣！

家國一體，而以“齊家”為“治國”之本。“齊家”，則以“孝弟為仁之本”，尤以“夫婦為禮之本”。

玉虬先生于1912年19歲時娶許曼華，1923年許氏因病去世，遺二女（淑卿、淑儀）。翌年，老師錢名山執柯為他繼配錢珊若，系名山先生的侄女。一生未育，但視二女如己出。嗣子蜀華，為玉虬先生從弟的幼子，以體羸多病且家貧不堪撫養，被送與張姓；玉虬先生得知后趕快贖回，瀕死之軀，全賴珊若夫人千辛萬苦的護理調養，得以長大成人并成才。

珊若夫人出身名門，不僅知書達理，而且能詩擅畫，從她的陪嫁《史記》《漢書》《后漢書》《全唐詩》，足以看出她的修養絕不同于普通的家庭婦女。但嫁到唐家之后，她幾乎完全犧牲了自己的才情，一心相夫教子，操持家務，不憚辛勞。尤其陪伴玉虬先生跋山涉水、間關萬里地奔波，流寓成都、米珠薪桂時艱苦持家，簡直就是掙扎在人間的煉獄！她始終毫無怨言地“成婦禮，明婦順”，所謂“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不料，苦盡甘來沒幾年，1955年，夫人突患中風（蜀華先生以現代醫學的眼光認為是“急性腦血管意外”癥）而去世！玉虬先生悲慟哀悼，情不能已。二十余年間，竟連續不斷地撰寫悼亡的詩文，輯為《懷珊集》，懷想與夫人結褵三十年來的種種甘苦尤其是苦中作樂的經歷和感慨，庶幾“珊若不啻在前在后，如在左右，三十年間之珊若，生動紙上。夫向來悼亡之詩，悼其亡也；余此詩作，珊若為不亡矣”（《懷珊集自序》）。

這些悼亡詩中，1957年《金陵新詠懷珊若作》十八首尤為動人。這年玉虬先生任職江蘇省中醫學校，從此定居南京。流連風景，輒憶及乙丑、丙寅、丙戌歲與夫人三次游歷金陵，賦詩遣懷，得“春去春歸愁更厚，人亡人痛續無能”“我有解人攜不得，可憐黃土掩清容”“思君長望毘陵道，怎使征衫淚得收”“難起夜臺人共賞，盡教淚濕玉玲瓏”“祝君默領群芳國，長統花旛護玉欄”“永思提筆人何處，那禁傷心淚滿裳”“日月有光猶照我，江山隨地總思君”諸句，天長地久，此情無絕！

在作悼亡詩的同時，他還向海內文壇詩國、書林畫苑的名流廣征詩文書畫，其中有15位碩果僅存的遜清翰林如錢崇威、陳云誥、孫智敏、陳叔通、商衍鎏、商衍瀛、高振霄、張元濟等，此外還有冒鶴亭、熊十力、俞平伯、葉恭綽、謝無量、吳宓、朱大可、馬一浮、汪辟疆、陳寅恪、王蘧常、夏承燾、豐子愷、唐圭璋等，達上百位名士，或以詩，或以文，或以畫，于玉虬先生的悼亡作積極的響應而于珊若夫人的婦德作高度的評價。如俞平伯的文章中說：

嘗謂婦人之美，非誄不顯。際茲創新宏遠，女子之有士行者，輒能以事功表暴于世，不待假寵于詞翰，豈前修之言匪實，抑今昔之情有殊耶？……然仆竊重有感焉，神州婦學，自昔薪傳數千載，實為華夏民族所托命。跡其茹茶嚙雪之艱貞，補屋牽蘿之憔悴，雖若毗于柔嘉，亦足以興頑立懦，發人慨慷于百世之下。今固運會遷流，有異疇曩，然移其篤于倫紀之庸行為兼善民生之大業，直指顧之間耳。吾知錢夫人之德，將借唐先生之弘文，而為后之明達所欽遲矜式也。

作為忠孝所“托命”的傳統夫婦禮義，“海枯石爛，此情不渝”——這個情，不只是現代意義上你儂我儂的相悅之情，更是儒學意義上齊家有責的人倫之情。而婚姻，既可能是相悅之情的“墳墓”，更是人倫之情永遠而堅不可摧的堡壘，因此而有了中國所獨有的悼亡詩傳統。

而在中國的悼亡詩史上，一往而深，綿綿無盡，竊以為當推吳湖帆的《綠遍池塘草》、謝玉岑的《孤鸞詞》和唐玉虬的《懷珊集》為“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三大絕唱。進而，以百煉英雄氣壯如彼，轉一腔兒女情深如此，又當推玉虬先生為獨一無二！至于悼亡的重心，不在傷逝的哀痛，而在回憶夫婦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生活，更為傳統的悼亡詩開辟了一個“不亡”的新天地。

值此玉虬先生誕辰130周年，為響應楊圻先生“舒其憤激憂傷之氣，冀訴之天下后世者”和俞伯平先生“為后之明達所欽遲矜式”的呼吁，特撰此文，庶幾玉虬先生的英雄氣、兒女情，能對今天年輕人家國情懷的涵養有所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