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夢旦（1870～1936，福建長樂人）是老商務印書館一個特殊的存在，在商務服務30多年，作為張元濟的長期合作者贏得普遍的贊頌，必然有其過人之處，當年的同事對他有商務“參謀長”之譽。

商務與高夢旦的相向選擇

1903年11月，高夢旦從日本督學任上回國。“既歸國，遇張君菊生于海上，縱談及此。時張君方主商務印書館，以編輯教科書為己任，因要余襄其事。”高夢旦便這樣進了商務編譯所，張元濟在保薦人欄下簽了名。

張與高兩人合作的重要性對于商務來說，一如張元濟與夏瑞芳的結合。他們的相遇，無論商務與張元濟，還是高夢旦個人，其實都是一種相向選擇。

其時，張元濟已經在商務編譯所專職工作了將近一年，他感到新建起來的編譯所缺乏干員，而他與同在商務編譯所服務的蔡元培又找到了編寫教科書的路子，明確教科書應作為商務的百年大計來開發。但路子如何走，卻又有些不順。

高夢旦正好是能理順教材開發之路的人。高夢旦的優勢明顯，有理論有實踐。理論是他發表過《論學校》，也在《教育世界》雜志上發表了十幾篇有關日本明治政府時期法令尤其是教育方面法令的譯文。實踐上，于出版早自19世紀末林譯《巴黎茶花女》背后的操盤主角就是高夢旦；于教育則做過浙江大學堂總教習，又做過赴日督學，尤其是對于日本教科書情況很熟悉，一些留日學生翻譯日本教科書的成敗得失，他也了然。而且商務在這一年開始與日本金港堂股東合資，極需要懂得日語之人來溝通協調雙方合作事務。高夢旦正好懂得日語。

高夢旦從日本卸任歸來，他的志趣不在仕途，而在西學與教育，商務是個好選擇。他選擇投身商務印書館，作為安身立命之所。

高夢旦的到來，讓張元濟感到必須委以重任。“是時編譯所中方有分部辦事之組織，以公任國文部長。”這個國文部的設置，不論是從時間還是從重要性來說，都堪稱編譯所的第一部，部長也是特定給高夢旦的一個職任，月薪200元。

從此，浙江人張元濟與福建人高夢旦，盡管兩人有著巨大的個性差異，卻算得上一生的伙伴與搭檔。

教科書和一般圖書編纂的主心骨

商務是以教科書立足的。在商務早期的教科書開發中，蔡元培指出方向，張元濟組織規劃，高夢旦改進方法。高夢旦在教科書編纂上的核心作用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編寫方法的改進。他對張元濟、蔡元培的編寫辦法提出了顛覆性的改進，“公對于小學國文教科書，先訂全部計劃，然后著手編輯，采用合議制。”這個改進對蔡元培定下的舊式個人包辦之法踩了剎車，代之以集體合議制的方法。二是與日本合資方的溝通。商務早期教科書開發對日本的借鑒是很明顯的，而高夢旦比張元濟更了解日本中小學教科書的情況，商務舊人陳叔通曾說：“商務發財主要靠教科書，教科書的起源是由高夢旦去日本考察回來后搞的。”因而在與日本合資方的合作中既堅持中方立場，又更能溝通雙方。三是除了總體上的把握之外，高夢旦還具體參與了許多教科書的編纂，據統計，在商務所編各類教科書封面上的署名，以高夢旦最多，共計有70余次，這既說明高夢旦承擔任務之重，也說明高夢旦在教科書開發中的中心作用。

在其他圖書類別的編輯出版中，高夢旦也舉足輕重。如我國時間最早、工程最大的一部《新譯日本法規大全》（達300多萬字），原是張元濟在南洋公學未能操作成功的項目，由高夢旦重新啟動完成，為那個時代創建中華法系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參照。商務持續多年的兩大翻譯即嚴譯與林譯，嚴復主要是張元濟的關系，林譯則與林紓和高夢旦有著特殊關系更為有關。商務出版的兒童讀物中最早使用的“童話”一詞，與高夢旦早年日本的經歷也不無關系。辭書編纂，高夢旦也給予了有力的推動，他推動了《辭源》的編纂，還盡快推出《辭源》的初級產品《新字典》，并親自研究檢字法，將《康熙字典》214個部首簡化合并為80個，將簡化后的新檢字法首次用于《新字典》。蔡元培作序說：“于民國成立之始，得此適用之《新字典》，其于國民之語言及思想，不無革新之影響。”

商務人才高地的壘造者

商務編譯所長期以來是中國知識人才的一個高地。張元濟詩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獲仗群才”，正是編譯所里濟濟多士的一種寫照。編譯所的濟濟多士，以江蘇人、浙江人和福建人居多，以至有“常州幫”“紹興幫”“福建幫”之說。“常州幫”和“紹興幫”的形成，系編譯所早期幾個主要人物如蔣維喬、莊俞、杜亞泉等所致，他們陸續引進了一些故土人物和鄉邦精英。福建人大多是高夢旦引進的，如從日本留學歸國的陳承澤（字慎侯）、鄭貞文、何崧齡等。中國傳統文化里的地緣關系是人們生存的社會根基，在近代商業領域表現得很突出。高夢旦身上有一股濃得化不開的故鄉情，他把這種鄉情帶入了商務。

當然不限于福建人。陸爾逵（江蘇陽湖縣今常州武進人）1906年9月入館，他入館介紹人填寫的就是高夢旦（高夢旦的兄弟高鳳歧也有關）。陸爾奎為編纂《辭源》鞠躬盡瘁，他曾借友人之口說：“一國之文化，常與其辭書相比例。……國無辭書，無文化之可言也。”（《辭源說略》）他發憤圖強歷時8年將《辭源》編纂這一巨大文化工程初步告成，積勞而成疾，竟至失明。高夢旦早在復旦公學任監督期間，發現了才學過人的錢智修（浙江嵊縣人，在復旦公學和陳寅恪等均編入第四班），之后引入商務，錢智修主持《東方雜志》十三年，為這份近代以來的中國名刊做出了貢獻。

陸費逵（浙江桐鄉人）是高夢旦引進的人才，高夢旦在參加書業公會的有關活動中認識了陸費逵，認為人才難得引入商務。陸費逵后來從商務殺出另創中華書局，從另一角度看問題，陸費逵從商務走失了，是不是可以說高夢旦為中國出版造就了一個商務之外的大人才呢？

鄭原籍福建長樂，生于浙江永嘉，1921年5月加入商務。入職檔案上，填寫的介紹人是“高夢旦”。他一入職便脫穎而出，成為編譯所里年輕一輩的佼佼者。陸費逵是1908年秋天入館，1909年5月創辦《教育世界》雜志。鄭振鐸和陸費逵一樣，入館不久便提出創辦《兒童世界》的設想，只大半年《兒童世界》便于1922年1月7日問世。

王云五對高夢旦引進人才的貢獻曾有一個評價：“單就商務印書館一方面而論，經他拔擢的人著實不少，結果，都是很有用的人材，影響于商務印書館的發展很大。”

編譯所的實際操盤手

陳叔通曾說：“高有特長，不但學問好，而且對于出版編輯業務也很精，故以后出版編輯工作，實由高夢旦主持。”那么從何開始實際主持呢？ 大約在1909年商務正式建立董事局之后，高夢旦就實際承擔了編譯所不少重任，以讓張元濟有精力去做更需要他考慮的董事局主席的事情。高夢旦在編譯所人望高，又有早年的豐富閱歷與辦事才干，兩人又心心相印，張元濟自然很是放心。實際由高夢旦主持的一個佐證，還可從茅盾的有關回憶找到，1916年8-9月間，初入編譯所英文部的沈德鴻（后來以茅盾之名行世）就《辭源》的改進問題給張元濟寫了一封短信，所內有人從寶山路編譯所送給在河南路發行所的張元濟，從夏瑞芳時代起，由于夏兼任發行所長，商務的行政中心即在發行所。不一兩天，編譯所就有人悄悄告知沈，張元濟已批給編譯所長高夢旦“核辦”。1916年4月18日，商務董事會議決，高鳳池擔任總經理，張元濟任經理（實際上是唯一的副總）。張元濟更無法將主要精力放在編譯所，編譯所的事情更得高夢旦照料，1918年正式交任給高夢旦。高夢旦實至名歸，正式擔任所長，時間四年不到(1918-1921)。

主動讓賢的文化巨匠

新文化運動興起，高夢旦覺得自己不能勝任，他說：“時局日益革新，編譯工作當適應潮流。站在前線，吾特不適于編譯所之事，當為公司覓一適于此職之人以自代。適之其庶幾乎!”這個認知站位很高。他與張元濟商量后，親住北京邀請胡適來接這個所長，高夢旦坦言：“我們那邊缺少一個眼睛，我們盼你來做我們的眼睛。”

1921年暑假里，胡適應邀到商務編譯所進行了一個半月時間的斷續考察。考察的結果是，胡適先推薦了一個人，再提供了一個方案。高夢旦本來希望對編譯所有一個較徹底的“革命”，但胡適提供了一個“改良”方案。推薦的人是王云五。王云五雖然在那時用公民書局的名義出版由自己翻譯的“公民叢書”，顯然還不是一個怎么出名的人物。但胡適覺得這個推薦可以對得起商務的一番好意。高夢旦極力贊同胡適的推薦，自愿退任編譯所所屬的出版部長。王云五后來回憶說：“承高先生允屈就編譯所出版部部長之職，從技術方面協助我。此種精神實難能可貴。”這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很經典的故事。胡適多年后寫的《高夢旦先生小傳》里對他的這個推薦，有過一個評價：“他們看中了一個少年書生，就要把畢生經營的事業付托給他；后來又聽信這個少年人的幾句話，就把這件重要的事業付托給了一個他平素不相識的人。這是老成人為一件大業求付托人的苦心，這是大政治家謀國的風度。”評價之高無以復加。王云五也以他突出的能力，不負推薦與托付，在高夢旦“適應潮流”的基礎上更提出了“激蕩潮流”的編輯方針，讓編譯所的事業更有所發展壯大。高夢旦退出所長之任后，一方面對王云五盡指導之責，一方面以更多的精力來輔助張元濟的古籍整理工作，為商務再放光芒。一個王云五，一個陸費逵，兩個可相伯仲的人，各以不同的方式，從高夢旦這里走出來，一個創中華新生，一個為商務續命，說高夢旦是文化的巨匠并非是虛言。

從“總參謀”到“參謀長”

因為高夢旦在編譯所對張元濟的輔助作用太突出，所以在后來人那里有商務的“參謀長”之譽。這個參謀長的作用有三個方面，一是對于出版主業的參謀長作用，已如前述；二是對于所長和決策層決議的執行，落實到位；三是人際關系的協調。在某種意義上說，高夢旦是張元濟在所內人際關系的“潤滑劑”。張元濟個性突出，對人較為嚴厲，許多事情都由高夢旦來協調轉圜。王云五說得很到位：“商務的當局，我敢說，都是為公的；可是學識眼光種種不同，長久共事，總不免有些意見。而介于其間，以妥協的方法消除當局間彼此相左的意見的，恐怕高先生就是重要之一人。”一個有名的例子就是作為經理的張元濟與作為總經理的高鳳池，兩人的關系一直很緊張，盡管他們是為公事并無私仇，最后竟至兩人不能共事的地步，張元濟登報辭職。這一下商務全炸了鍋，一時不知如何是好。當此時，偏偏對兩人都能說上話的高夢旦又去了北京。如果高夢旦在滬，此事會有余地。時任總務處主任的陳叔通，只能電請高夢旦從速回滬。張元濟既已登報，開弓沒有回頭箭，高夢旦與陳叔通從中協調有了一個如后的結果，張元濟與高鳳池兩人同時退出，改任比總經理地位高的監理，由印有模為總經理，王仙華、李拔可任經理，相當于雙方各出一人為經理。王云五說高夢旦“性圓而行方”，高夢旦形象地說自己是“印刷機器上的橡皮”，這個“性圓而行方”和“橡皮”，正是這位可謂商務的“謀國之臣”的“參謀長”能夠勝任的性格奧秘。

順帶說說“參謀長”的來歷，人都知是陳原、汪家熔等的有關文章中所言，其實陳原們也有所本。莊俞在30年代就寫道：“蓋菊生先生與公情投意合，如左右手，事無巨細，必咨于公，語于公，謀于公，重大問題公未與議者，雖決不行。如遇數人意見不一致，得公片言，立可決。公之于事，欲言則言，無可言則不言，言必盡其意，自初入公司于編譯所如是，其后于總公司亦如是，故其在公司名位或雖有變革，不啻三十余年之總參謀也。”（《悼夢旦高公》）此后，可能是陳叔通最早提出“參謀長”一說，他說高夢旦“在商務歷史上也是重要的人物，出版的基礎、成套的規劃，高出力不少，我常談他是參謀長。”（《回憶商務印書館》）從莊俞的“總參謀”之譽，到陳叔通晚年回憶中“參謀長”一說，再到后來到陳原們那里，“參謀長”之謂就流傳開了。

文末還是回到胡適說高夢旦，胡適為高夢旦寫過一篇傳，一篇銘，此為胡適一生所僅有。他稱高夢旦為現代圣人就是在這篇傳里，也在日記里。自然，也會在后人的文化記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