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記憶中，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壇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與出版開始有了“大”“小”年之分。有意味的是，這種“大”“小”之別，既不是由作品數量所定，也不是因作品質量而論。所謂“小”，指的是在“茅盾文學獎”評獎年，因獲獎作品風頭甚勁，于是相關人員遂心照不宣地將一些還不錯的長篇小說避開這強勁的風頭后再安排出版；除此之外的年份自然就謂之為“大”了。

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與出版的這種“大”“小”年之別，其長則足以顯示“茅獎”威風之威，其短或許也見出“茅獎”外的某種自信與不足。

姑且不論這種“大”“小”之分的長長短短，太招人。但值得欣慰的是，這種狀況在近些年正在逐漸被淡化、被消解。于文壇、于讀者，這絕對是好事、幸事、正常事。

一

去年以來，我看過五位先后榮膺過“茅獎”的著名作家不約而同拿出的自己的長篇小說新作。這當然是一種巧合，但也確不是年年都能遇到。不妨一一簡單道來。

《歡迎來到人間》是畢飛宇獲得“茅獎”12年后在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領域的首度亮相。他過往的創(chuàng)作一般都被認為寫得很精致，特別注重細節(jié)。包括上一部獲“茅獎”的《推拿》就是如此。新作《歡迎來到人間》以大夫為主角、以醫(yī)療為題材。在這部新長篇中，畢飛宇一如既往地保留了過往觀察生活、表現(xiàn)生活極為細膩的一面，同時又新增了過往創(chuàng)作中不多見的十分粗糲而遒勁的筆墨。

而尤為重要的是，這部新作直接進入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究，關注人的精神健康。對畢飛宇而言，這是他創(chuàng)作中的第一次。

看得出，他這一步走得雖很艱難但又十分堅定，這或許也是他繼《推拿》面世長達12年之后才終于完成這部長篇小說寫作的緣由。作品中有些很荒誕的、讀者或許覺得不盡合理的情節(jié)或細節(jié)，但我覺得這無疑是作家的故意為之。他就是想通過一些極端的藝術處理來傳遞自己想要表達的內容，以引起讀者的關注與思考。這些個環(huán)節(jié)不能簡單地以現(xiàn)實主義為法則、從現(xiàn)實生活的角度一一進行比對。邁出這一步，對畢飛宇而言，需要勇氣和自信，但他還是決絕地邁了出去。

陳彥的《星空與半棵樹》同樣出手不凡。作者長期在戲劇領域工作，過往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裝臺》《主角》《喜劇》等大抵都是表現(xiàn)他所熟悉的這個領域，也深受讀者喜愛。而到了這部《星空與半棵樹》，既有“半棵樹”這個很小很小的入口，又有“星空”這樣一個充滿神奇與變幻的廣闊世界，過去自己曾經熟悉的領域被拓展到更大的世界，同時依舊保留了十分精致與細膩的細節(jié)。作家這種主動的自我拓展顯而易見。

長期被認為是寫反腐題材第一人的張平有點久違了。千年之交前后，出自他手筆的《天網》《抉擇》《十面埋伏》和《國家干部》等都是在這一領域的重磅之作。后因承擔繁重的行政工作而不得不一度輟筆，新作《換屆》則是他退出領導工作崗位重返文壇后的一部新長篇。依舊是反腐題材，但鮮有了以往作品中的那些個血乎刺拉，整個調子看上去較以往溫和了不少。

作品題為《換屆》，正是抓住了當下政治生活中一個極為重要與敏感的節(jié)點。現(xiàn)在我們的政治生活中有一個新的詞叫“躺平”，其最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不作為、懶政。而《換屆》最大的特點與亮點，就是把當下社會政治生活中這樣一個現(xiàn)實的大毒瘤很平靜地予以呈現(xiàn)出來。這既是反腐小說的一種與時俱進，也是張平創(chuàng)作這類題材作品時政治敏感性的一貫風范。

賈平凹是長篇小說寫作的勞模，啥得獎與否、大年小年，似乎都與他無關。在他那里，始終就是按照自己的節(jié)奏，每兩年左右完成一部新長篇，《河山傳》當是迄今為止他創(chuàng)作的第22或23部長篇了吧？

這部《河山傳》在他全部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中也算是十分特別的了。這個命名頗有點大氣磅礴之勢，但切口卻不大。作品圍繞著一個名為“河”的鄉(xiāng)里娃子進城，和一個由鄉(xiāng)下進城后已“混”成了看上去有頭有臉的老板“山”說開去，《河山傳》其名就是以這兩人之名而來。

與平凹以往作品不同的是，雖依舊是鄉(xiāng)下人進城，但《河山傳》所呈現(xiàn)的卻是一個大時代，折射的是中國改革開放40余年來整個社會所發(fā)生的巨大變化，并將這種變化通過兩個曾經的農民進城后之生活歷程展現(xiàn)出來。這樣一種全景式的鋪陳，的確也是賈平凹過往創(chuàng)作中不多見的。

還有格非的新長篇《登春臺》。這是一部關乎對當代人欲望情感、彼此關聯(lián)、時間危機和生存境遇等諸要素的作品，它以近40余年時光為背景，來自江南笤溪村、北京小羊坊村、甘肅地坑院洞穴和里下河平原小村莊的四位老少男女在北京春臺路67號有了命運的交集。

讀《登春臺》，令人回想起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那個以“先鋒作家”姿態(tài)出現(xiàn)于文壇的追風青年作家格非在小說敘事結構上所下過的功夫。比之于作品中那四位人物的命運起伏，格非這次在結構上似乎傾注了更多的心思。他們的故事在《登春臺》這個平臺上彼此鑲嵌，而每個故事自身的指向及寓意依然清晰可見。

對此，格非自己的解釋是：

“我現(xiàn)在認為文學是我在思考生活時的主要媒介。寫作并不是說把思考定型的東西寫入作品，它本身就是一種思考方式。因為只有在寫作時，那些你原先根本沒有意識到的問題，才會一點點地從黑暗中呈現(xiàn)出來。”

“簡單來說，我在想，能不能把四個不同的故事寫成同一個故事，讓各部分彼此鑲嵌在一起，同時不去破壞每個故事自身的明晰性。”

在這里，作家自身的創(chuàng)作意圖顯然已經交代得一覽無余，看上去有點復雜、有點燒腦，但我們在閱讀這部不過20余萬字的長篇新作時，依然清晰地感受到時代的氣息、人物的命運，以及城鄉(xiāng)邊界的模糊等豐滿鮮活的內容撲面而來。這種閱讀效果的獲取，得益于作家統(tǒng)籌處理豐滿內容與敘事藝術關系的本事與能力。

上述五位曾經的“茅獎”獲得者“不約而同”地奉獻出自己的長篇小說新作，這當然只是一種偶然與巧合；但從本人的閱讀感受而言，這些新作又還有另一種“不約而同”。那就是“茅獎”于他們而言都不過只是過去的經歷與記憶，而這些個新作所呈現(xiàn)出的主旨與面貌，和他們斬獲“茅獎”的作品的確“相距甚遠”。

這顯然是作家們的刻意為之，既是對自我的一種挑戰(zhàn)，更是他們創(chuàng)作自信的一種體現(xiàn)。

二

其實，近年來不只是曾經的“茅獎”作家新作紛呈，于扎實的藝術功底中見出不懈的藝術追求，還有更多中青年作家的長篇小說新作紛紛面世，一派“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瑰麗景觀中盡顯各自風采，凸顯集體自信。

張楚和顏歌，這一北一南、一男一女的兩位青年作家，去年各自完成了以縣域為主場景的長篇小說新作。《云落圖》著眼于北方縣城，《平樂縣志》則面向南方縣域。我們常講中國式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城市化與現(xiàn)代化以及縣域經濟發(fā)展等問題，現(xiàn)在這兩位作家妙筆生花，將一南一北兩個縣城的當下生活給描繪得活色生香、煙火四溢。兩位作家的敘事調性不同，置于一起比對著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次閱讀享受。

年輕女作家阿舍以新疆建設兵團數十年風雨歷程為題材的長篇小說《阿娜河畔》也頗有特色。這不是一個令人完全陌生的領域，我們曾經讀到過這里的一派“鶯歌燕舞”，也看到過此地的“狂風暴雨”。而到了這部《阿娜河畔》，作者則是用一種平和的心態(tài)和冷靜的筆觸，呈現(xiàn)那塊熱土上數十年的風雨滄桑：有熱血、有發(fā)展；有瘋狂、也有殘酷，不回避不夸飾。

無論大氣候如何，人與人之間的溫情與暖意，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長與成熟始終貫穿于《阿娜河畔》中。阿舍用一種十分平和、安靜的敘事調性努力還原著那一個跌宕的特定時代。

張者的《萬橋賦》當屬主題性長篇小說寫作。作者以貴州省的橋梁建設為媒來突顯脫貧攻堅的主題，其實是難度極大風險極高的一種選項。作為全國最后一個全面脫貧的省份，貴州的橋梁建設的確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也贏得了“世界橋梁看中國，中國橋梁看貴州”的美譽。如何將這個由鋼筋混凝土為主體的龐大家伙轉化為突顯文學主題的載體？其難度其風險可想而知。然而張者借助于一個橋梁設計世家后代中最不愛橋者的蛻變巧妙地完成了這種轉化，從而使得作品的主題在精巧的文學敘事中藝術性地得以突顯。

三

去年以來陸續(xù)與讀者見面且個性突出、特色鮮明、自信滿滿的長篇小說，當然不止于以上概括點評到的九位作家與作品。為控制本文的篇幅，下面不妨以一句話評述的方式再陳列10部新近面世的長篇小說新作。

——老藤的《北愛》，巧妙地將藝術與科技、商業(yè)與人文融于一體，書寫出東北老工業(yè)基地的新生以及大國重器背后的精神偉力。

——鬼子歷時18年成就的《買話》，講述了一個自認為無法融入城市卻又回不去鄉(xiāng)村的悲摧故事，城鄉(xiāng)人際交往中的那種不可言說又不言自明的瞬間意味深長。

——須一瓜的《窒息的家·宣木瓜別墅》，圍繞家庭及其間的人物關系展開，意在探討家庭教育的模式對孩子成長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艾瑪的《觀相山》，盡寫凡人瑣碎生活，看似平淡與乏味中巧妙見出人生與人性的真切與豐盈。

——李清源的《窯變》，創(chuàng)造性地將“窯變”作為人世變遷的隱喻，開闊的眼界與細膩的筆觸，在鈞瓷復燒中刻寫“世無不變，唯變不變”的人生哲理。

——肖勤的《血液科醫(yī)生》，一面將人性中的種種不堪與丑陋無情地暴露于陽光之下，另一方面更是在大力張揚人性中的溫暖與善意……

——常芳的《河圖》，以“小切口”呈現(xiàn)大歷史，用大家族命運凸顯世界性景觀。

——呂錚的《打擊隊》，跳出類型小說的窠臼寫出了更深層的文學性：每個人雖都不是完人，但他們性格的弱點并不影響其整體上人性的光輝。

——蕭耳的《林中空地》，以一高檔小區(qū)內名為“林中空地”讀書會為媒，通過共讀《局外人》《喧嘩與騷動》《變形記》等名著，試圖從中尋得對抗荒誕世界的方法；在現(xiàn)實生活中她們也逐漸熟絡起來，彼此幫助，走出各自生活的怪圈，實現(xiàn)個人意識的覺醒。

——周婉京的《造房子的人》，采用“虛”“實”相間的章節(jié)結構，每一章對應主要建筑“東方劇場”的一個部分；環(huán)形的敘事使首尾相互呼應，并將章節(jié)間的“留白”置于想象的空間，“造”出了一幢特色卓然的個性之屋。

四

以上限于本人閱讀的信手拈來，無論是曾經“茅獎”作家的自我拓展，還是更多中青年作家新作的百花綻放，面對此情此景，的確很難再說存有所謂“大年”與“小年”之別。在我看來，這樣一種消弭的背后體現(xiàn)出的則是一種逐漸強大的自信。

“茅獎”固然是標桿、是榮譽，但終究只是其一，而其一之外的天地同樣廣闊。這樣一種文化自信、創(chuàng)作自信的觀念與意識之呈現(xiàn)與強化，特別是行為上的切實跟進，確是更值得令人欣慰與祝賀的大幸事。

邁出自信的步伐，走向自信的目標，遠比一個獎項更加重要！

（作者為知名文學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