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寫創作談，我重讀了《親人》這篇小說，里面的一些情節我覺得像沒寫過一樣，跟我不熟。所以我時時停下來，要想一想當時為什么這么來寫。從文本的延續上看，是事情發展到這了，接下來必將發生一些事，這個情節在剎那跳入了我腦海，所以我把它寫了下來。這個解釋很順理成章，好像是個不錯的解釋。但我還是困惑了，并沒有因為有了這個解釋而釋然，我又把自己逼了一步，若忽略這個剎那，進入下一個剎那，會是怎樣的情節？

很早前孩子的一位同學家長問我做什么工作的，我猶豫了一下才決定告訴她我是寫小說的。她很驚訝，說，寫小說的？你們是怎樣寫小說的？她連問兩句，看得出她確實驚訝了。這種情況下你怎么回答她，她依然會是驚訝狀態，于是我迂回了一下，問她，你們認為我們是怎么寫小說的？她想了想說，坐在那里把瞎想的東西寫下來吧。這句話很天真，要是她的孩子說出來的我會欣然一笑，但是這句話從她的嘴里說出來，我覺得這個天真有點不妥。

我說，那不叫瞎想，那叫虛構。

她說，她只在小時候看過《水滸》和《紅樓夢》那樣的小說。《水滸》是瞎編的。

我說，但《紅樓夢》是真實的。

她說，那不好說，誰家真過那樣的日子。

我說，可能真有人過過那樣的日子。

她不言語了，撇著嘴，但她好想并不知道自己撇著嘴。總之吧，這樣的人還是可愛的，并無多少危險。

我為了緩解一下氣氛，我說也可能是拼湊的，不是一家人的日子，是許多家人的日子拼在一塊了。

兩個孩子要去喂魚，我們分別去買魚料。

我始終認為世上什么樣的生活都有，我坐在電腦前瞎想的時候這樣那樣的生活在另一處正在發生，我寫作不過是依照小說的倫理把它們按次序排列開來。結果之所以不同，是因為我們選擇的剎那不同，急性子選了就近的剎那，慢性子選了遠一點的剎那，這其中慢性子的選擇更多。

柏拉圖說人的靈魂是天上的先知，本來具備一切的知識，后來因為依附的肉體干擾，先知忘記了他本來的知識，只有通過合適的訓練，靈魂才能回憶起曾經見過的東西。因此，回憶的過程就是重新學習的過程。這是我簡化后的柏拉圖的“回憶說”。

另外，2023年諾獎得主約恩·福瑟獲獎演講時說“對我來說，寫作就是傾聽，我寫作從不做什么準備，不計劃任何事，只是通過傾聽來推進。因此，假如我要為寫作選擇一個比喻，那就是傾聽。”

我想寫作的人就是柏拉圖說的那個肉體，要通過學習人世間已經發生過的事來進行書寫，他傾聽一種聲音，記錄下那個剎那，然后就有了作品。因為肉體的不同，因為干擾的程度不同，因為回憶的不同，因為傾聽到的聲音不同，因為記錄下的那個剎那不同，所以我們的文本不同。

《親人》寫了一個叫姚橋的獨居女性，健康時不覺得獨居有什么，一次車禍讓她對獨居有了不同的感受。獨居意味著孤獨，她因為這坦白的孤獨，有了對親情的期盼。她想起她還有一個姐姐，但她對這個姐姐沒有親情上的情感，她在心里是拒絕她的。拒絕而又期盼，這個小說在結尾試圖寫出這種矛盾的心里。

話再說回去。

不巧，我們遇見了三年的疫情，我們在疫情中拒絕與他人接觸而又時時團結在一起，我們對陌生伸出了援助之手，這讓我們重新審視陌生，當陌生人做出了親人的舉動，陌生有沒有可能是一種親情？

我回憶了這三年，當一個線頭被提起來，后面的故事和情節接踵而來。我傾聽了它們，帶著姚橋孤獨的心和渴盼親情的心挑選了故事和情節。但又因為種種，寫好的小說刪除了三千余字，有些情感和情節也被刪除，成了雜志最后登出的樣子，這使《親人》這篇小說有點像在箱子里回憶往事。但我們人生在世，又有什么時候不是在箱子里回憶往事呢。姚橋是，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