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備受矚目的白鵝潭大灣區藝術中心（以下簡稱“藝術中心”）正式向公眾開放。作為藝術中心的組成部分之一，廣東文學館驚艷亮相，并相繼推出鵝潭夜話、話劇演出、音樂詩會等系列精彩文化活動，為廣大市民提供高質量的文學公共服務。

作為灣區交流的會客廳，廣東文學館的建成對于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生態的發展將產生哪些深遠的影響？當下文學的發展又有哪些新的趨勢和特點？近日，羊城晚報獨家專訪了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華東師范大學紫江講座教授許子東——

許子東

容納并欣賞灣區語言的多元性

羊城晚報：在您看來，廣東文學館的建成開放有哪些意義？

許子東：就粵港澳大灣區范圍而言，從硬件設施來看，廣州現在可以說是占據先機，甚至可以說是最出色的。有了這些物質設備，可以幫助作家發展，并特別促進文學與青少年教育之間的聯系。

羊城晚報：您是如何看待“粵港澳大灣區文學”這個概念的？

許子東：粵港澳大灣區，本來是個經濟學概念。就文學方面而言，粵港澳大灣區最顯著的特點是語言的多樣性，這也是粵港澳大灣區文學面臨的最大挑戰和潛力所在。

如何將粵語融入書面語敘事，這是一個挑戰；此外，還有英語、葡語。大灣區文學真正有融合成果的體現，就是能夠容納并欣賞這種語言的多元性，它可能會成就一個很好的文學前景。

羊城晚報：這次廣東文學館里“魯迅家”展覽廳備受關注，為什么直到今天魯迅依舊是難以超越的存在？

許子東：魯迅是一座高山，我們只是在山腳下抬頭仰望。宏觀來看，一個偉大作家之后，沒有人能夠在短期內超越他，這是很常見的。

像莎士比亞之后，英國幾百年都沒有作家可以超越他，英國人可能說，我們一直崇拜莎士比亞，他是我們英國的光榮。所以一樣的道理，我們大家崇拜魯迅，以他的精神、他的人格為榮，這說明這一百年中國文學的了不起。

魯迅批判國民性弱點，這也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一方面社會已經有了很多變化、很多進步，但是仍有魯迅所批判的東西存在；另一方面，說明魯迅看得比別人深，比別人遠，下筆也比別人尖銳，這也是他的偉大之處。

作家應該有自己的堅持和作品

羊城晚報：很多人都期待廣東乃至大灣區可以出現一部自己的代表作，類似上海的《繁花》。要實現這個期許，廣東文學應該從哪些方面努力？

許子東：一部作品的質量不能歸到一座城市身上，作品跟城市有關系，但是不能因為北京有《駱駝祥子》，就說廣州的《三家巷》不如它。

廣州有自己的文學根底和文學傳統。特別是十七年那個階段，還有20世紀80年代期間，廣東文學都很突出。前者陳國凱《我該怎么辦》風靡一時，后者有先鋒大膽的花城雜志社，它最早推出郁達夫和沈從文的文集，當時別的地方都出不了。這幾年廣東文學也涌現出不少好作品，像林棹的《潮汐圖》，還有魏微的《煙霞里》，所以廣州不用擔心沒有代表作。

說到王家衛導演的《繁花》，其實是一個特例。在廣州也可以寫這樣的文學作品，但問題在于，如果只是單純模仿已經成功的作品，那就沒有意義了。

羊城晚報：為什么這個故事沒有出現在深圳這樣最具代表性的地方，而是在上海？

許子東：這個問題，就像別人賺了錢，你卻問自己為什么沒賺錢一樣。人們總是在成功之后才會問，為什么我沒有想到。請記住，王家衛并不是清醒地在搏出位。我聽金宇澄說，王家衛也是很緊張認真地等待作品播出后的觀眾反應。他堅持自己的風格，多年來一直只用一臺攝影機拍攝，這些都是他個人的堅持。

一個藝術品能夠走紅，大多是藝術家堅持自己獨特個性，多年后碰巧紅了。即使不紅，那也是他的心血，不會后悔。藝術品想著要紅才創作，那是電視劇策劃人和老板需要考慮的事。藝術家不能這樣考慮。金宇澄也是如此，他的小說最初是在網絡上寫的，有些朋友看，最后紅了。

現在你說小說紅了，我們也來一個，這個邏輯是說不通的，不能說“你寫了繁花我們寫個百花”，我們應該有自己的堅持和作品。

當代文學欠缺正面的商人形象

羊城晚報：改革開放這么重要的題材，廣東乃至灣區的文學創作是不是也應該在這方面有所開掘？

許子東：當然可以。有幾個突破值得鼓勵。

第一個突破是方言入文。廣州話比上海話背景更深，有香港的歌曲和電影支撐。即使是不講廣東話的人可能也會唱廣東歌。方言入文給創作帶來了很大鼓勵。比如《繁花》的收視率在甘肅、西安等地也很高，并不僅僅是上海人喜歡看滬語版本。如果廣東有成功的作品，拍成連續劇，并配上字幕，這將是一個突破。

第二個更大的突破是小說的男主角是一個商人。他不生產、不發明科技、不創造科學項目，只是買賣，在生產關系中突破。這個突破對我們做文學史的人來說很重要。自1949年以來，你很難在中國當代文學中找到一個以商人作為正面男主角的例子，文學主要寫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官員等，幾乎沒有像“寶總”這樣光明正大的當代商人形象。

我相信廣東文學、大灣區文學可以做到這兩點。因為在這片土地上，廣東人心底里都相信做生意沒什么見不得人的。不要小看這種觀念，《繁花》中的阿寶之所以成功，除了演員胡歌本人比較帥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背后的道德支撐。

羊城晚報：當代文學不僅僅是商人形象的欠缺，對城市的描寫也比較欠缺。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至今，城市文學似乎還是沒有什么大的突破。

許子東：中國現代文學的傳統主人公，就是知識分子和農民。最感動人的作品，比如《活著》，其實是地主的兒子講給文青聽的故事。這種文青與農民的同框是中國文學的法寶。但一到城市文學，農民形象就不見了；知識分子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工人形象也一直沒寫好。

用交流縮短距離打破偏見

羊城晚報：您認為香港文學在灣區、在中國、在世界的位置是怎樣的？

許子東：香港文學是中國的。近幾十年來，香港文學的主旋律是本土性。劉以鬯、崑南等很多作家接續著五四時期郁達夫等人的傳統，表達文人在現代社會中的不得志和商業壓迫。從1975年西西的《我城》開始，香港文學開始關注普通人，這些充滿活力、不追求財富的年輕人成為香港文學的目標讀者。這是香港文學的黃金時期。

黃金時期之后，香港文學有點自憐自愛，將社會矛盾歸咎于地緣政治變化。主題上有點類似于五四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情緒。1997年后情況稍好，但技術上香港一直處于現代主義實驗前沿。然而，盡管香港與深圳地理上接近，文化上卻存在隔閡，香港作家不了解深圳作家，我也懷疑深圳讀者是否了解香港文學；與廣州相比，因為粵語和老一輩文學傳統的關系，香港與廣州的聯系更緊密。這證明了文學距離與地理距離不是一回事。

羊城晚報：怎樣才能縮短這種文學距離？

許子東：多交流。舉辦作家營和組織活動時，應有基本的眼光和價值判斷，而不僅僅是找一些好朋友來。香港有些作者，如李碧華、張小嫻、董啟章等，以及年紀稍大的亦舒，他們的作品對內地文學也有很大影響。多一些交流對大家都有好處，能開闊視野，打破偏見。

“董宇輝現象”令人喜憂參半

羊城晚報：您做文學批評這么多年，據您觀察，今天的文學批評有哪些變化？

許子東：最近二三十年來文學批評的重心轉到了學院，去了學院以后好處是很多文章有理論支撐，比較嚴謹，但是關懷社會、關心文學現場的力量減少，對創作的影響也削弱了。而且學院派的批評往往不好好說話，繞來繞去，同樣一句話講得格外復雜。

羊城晚報：除了文學史研究，您也很關注文學現場。當下文學生態最大的變化可能就是直播帶貨了，您是如何看待這個現場的？

許子東：喜憂參半。喜的是董宇輝代表了大眾讀書，憂的是要靠董宇輝《收獲》雜志才能賣出去，這又是很悲慘的事情。不是說董宇輝有什么問題，而是這種生態有問題。任何一個人，哪怕是魯迅所有的書都要魯迅直播才能賣出去也會有問題。

出版業代表了文化的方方面面，一個人金手指一點就能賣出上百萬冊，這對作家的創作而言也是一種困惑。這種現象對于出版業來說是有很大問題的，但是對于文化研究而言，又是非常值得關注的課題。董宇輝現象的出現，對于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功能產生了根本性的挑戰。

每天花兩個小時刷短視頻，點點手指就可以通過網絡表達自己的喜好和意見，這幾乎徹底改變了民眾通過讀書進入社會上層的傳統結構。在某些方面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它產生的后果大家就要承受，畢竟也有國外學者將這種情況視為“文化的災難”。

被傳媒改造是作者和學者的大忌

羊城晚報：您一直研究現當代文學，未來有哪些新的研究方向或計劃？

許子東：目前我正在開展《21世紀中國小說選讀》一書的完稿工作。另外，我還有一本關于魯迅的書《重讀魯迅》需要從音頻轉為書面形式，這對我是個挑戰。魯迅已被很多人研究過，要想有新意是很難的。我也在整理自己的文集，可能會有10卷或11卷，其中包括我以前寫的香港文學研究文章。

羊城晚報：您算跟媒體、大眾打交道比較多的學者，您真的一點都沒有被改造嗎？豆瓣上面的一些惡評會傷害到您嗎？

許子東：改造是沒辦法的，所以要警惕。一個人活在世上，你怎么打扮，怎么穿衣服，別人會對你提出各種意見。完全不被這些意見影響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提醒自己，不能說今年流行喇叭褲，明年流行小蠻腰，你就跟著變。正因為改造是必然的，所以你要特別警惕，要抗拒改造、要頑固。被傳媒改造是作者和學者的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