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以來，在習近平文化思想和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的指引下，廣大電影工作者感知時代新變、投入時代洪流、書寫時代景觀、詮釋時代精神，依托農村題材電影文學創作了大量精品力作，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不斷貢獻文藝力量。他們在創作中奮力記錄新時代之“新”、新農村之“新”，努力書寫新農民和新生活之“新”，用心用情打造新農村形象、塑造新農民形象。

注重在歷史、現實和未來之間建構主流敘事的表達空間。這類電影在敘事策略上注重將歷史、現實和詩意相結合，創作者在跨越時空的組合和切換中實現了主流意識形態敘事的創新表達，每個人都能從不同的三重空間中尋覓和確證自己的經驗和夢想，為觀眾最大限度參與劇情敘事和話題發酵提供了充足的再創作空間，這是新時代農村題材電影備受關注的重要緣由之一。例如已于長沙首映，即將與全國觀眾見面的電影《周立波回清溪》，講述了六十多年前，周立波同志回到老家清溪村，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積極投身到轟轟烈烈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并創作出小說《山鄉巨變》的故事。這不僅是當年“山鄉巨變”的生動寫照，也完成了新時代“鄉村振興”的歷史溯源。從《申紀蘭》《我本是高山》《十八洞村》《出山記》《農民院士》等影片的內容和敘事主線不難看出，西溝村、華坪山寨、十八洞村、大漆村的貧困十分典型，昨天家鄉的物質貧瘠、教育貧困和精神貧困，是今天我們實施脫貧攻堅戰略的邏輯基礎，脫貧攻堅和全面小康的勝利兌現了昨天我們對人民的莊嚴承諾，是我們黨為人民服務和以民為本執政理念的生動實踐，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體現。為人類減貧史和幸福史貢獻力量是中國共產黨的責任和使命，由昨天到今天的歷史發展邏輯和社會實踐必然令人心悅誠服。再往深處說，農村電影詩意化或詩意性的呈現，又凸顯了主流意識形態帶領人民戰勝貧困的浪漫主義情懷和樂觀主義品格，實現了農村電影的詩意表達。觀眾既能夠在面向未來的詩意中覓得浪漫遐想和美好期盼，又能在思考中插上理想信念和詩意想象的翅膀，實現了“現實之思”和“浪漫之詩”的完美結合、有效呈現，將過去、現在和未來有機聯系在一起，使得主流意識形態在全社會的傳達不再生硬、呆板，不忘本來和面向未來不再是機械的說教，不忘初心和牢記使命也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從而突破了傳統農村電影敘事空間偏狹和呆板的局限，引發了新時代農村題材電影的共鳴和共情效應，讓農村電影創作找回了久違的敘事自信和文化自信，實現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豐收，這是新時代反映脫貧攻堅的農村題材電影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善于在敘事主體、敘事風格和人物塑造中形成張力關系。新時代農村題材電影創作擅長在正面和英雄人物的喜劇化和戲劇化方面進行有效強化，試圖在正劇敘事和喜劇敘事之間進行嫁接和突破，尋找兩者之間新的“化學反應”，而非簡單的“物理拼湊”，將現代文化和傳統文化并置、將先進觀念和落后觀念并列、將鄉村現實和未來理想并存，基于文化和人性基礎上的一般沖突，試圖創造一種文化輕喜劇的新概念和新模式。可以說，構成這些影片的不再是電影畫面，而是畫面背后的敘事精神和詩意靈魂，這正是詩意現實主義精神的獨特魅力所在，這樣的創作嘗試在《我和我的家鄉》《撥浪鼓咚咚響》《八角籠中》《屋頂足球》《樹上有個好地方》中皆有體現。

《我和我的家鄉》又有其獨特之處，它采取了一種短片敘事或拼盤敘事的講述模式，由《天上掉下個UFO》《北京好人》《最后一課》《回鄉之路》《神筆馬亮》五個相對獨立又緊密聯系的短片組接而成，在短片敘事到長片敘事的探索方面有新意，將正劇風格和（輕）喜劇風格有機穿插在一起，讓現實和理想輪番登場亮相。片中既有滿載而歸的現實主義者，又有飽受挫折的理想主義者，既能夠讓觀眾進行嚴肅的思考，又能夠令人發出會心的微笑，既能夠看到鄉村奮斗者的激情、犧牲和堅守，又能夠觸摸到鄉村理想者的曲折、感傷和艱辛。我們從片中不難看出，張北京、記者老唐、老范、喬樹林、馬亮他們為了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奔走呼號，分別承載的是醫療、教育、扶貧、支教、基層干部等不同個體的民生訴求和角色愿望，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思想，在民生小切口和個體小理想中傳達主流價值，彰顯了上下同心、精準務實、攻堅克難、不負人民、家國一體和開拓創新的時代主題，在微言大義中實現了主流和支流之間的合流，達成了廟堂和鄉野之間的共情。他們雖然遭受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曲折和波瀾，但是，他們從不絕望、從不消沉、從不氣餒，傳達了全社會積極樂觀、昂揚進取和奮發有為的時代情緒。觀眾會在含淚的微笑中收獲挫折、失敗、困惑之后的和解和諒解，在溫暖的笑聲和撫慰的淚水中積蓄再出發的動力和活力，從而自然而然地接受電影中敘事主體秉持的價值觀，實現了依托浪漫喜劇進行有效主流敘事的創作初衷，從農民個體的現代化看到了“人的現代化”，從一方鄉土的現代化看到了“中國的現代化”，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革在其中靜水深流。可見，良好的喜劇效果是治愈社會情緒和時代癥候的一劑良藥，有利于調養和治療社會亞健康的疾患，凝聚社會再出發的元氣和正氣。

同時，這種喜劇敘事作品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結合的輕喜劇，這種喜劇以個體的夢想與世俗的羈絆、功利、習俗為沖突對象，具有浪漫喜劇的典型特征，諷刺的是影響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傳統觀念、道德習俗和陳腐機制。創作者借助對傳統觀念、習俗和機制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傳達了新時代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觀念和精準扶貧理念，在最大的包容性和開放性中完成了主流敘事的轉型和飛躍，贏得了全社會對脫貧攻堅戰役的理解、支持和認同，實現了主流敘事和商業敘事之間的同頻共振，激發了全國人民大團結的情緒價值和情感認同，強調了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人民大眾蘊含的時代變革力量，引發了強烈的社會反響，這是新時代農村題材電影主流敘事創作中積累的最為寶貴的制作經驗。

勇于在邊緣和中心的相互審視中拓寬主流敘事邊際。這類農村題材電影創作者注重在邊緣和中心的換位審視中進行主流表達，敢于在粗糲現實和殘酷處境中表達理想愿景，總是以人性關懷、情感安慰的敘事話語引發觀眾的共鳴和通感。代表性作品有《第二十條》《八角籠中》《屋頂足球》《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百鳥朝鳳》等等。例如，《第二十條》堅守邊緣向中心迂回表達的主流敘事立場值得充分肯定，堅持為弱勢群體爭取正當防衛判決是全片的主控敘事方向，為追求公平正義點燃了信念和希望之光，這種由邊緣而中心的敘事策略是影片火爆出圈的關鍵所在，彰顯了以人民為中心的主流意識形態觀念。又如，《八角籠中》和《屋頂足球》講述的皆是平凡小人物追求人生夢想和試圖逆天改命的勵志故事，他們身處社會的邊緣地帶和無名狀態，但具有不拋棄和不放棄的堅韌品格和頑強斗志，勇敢地向命運的風口發起沖擊和搏擊，最終收獲了理想和夢想，兩部作品依托邊緣小人物的奮斗史巧妙完成了主流敘事的含蓄表達。再如，《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敘說了一對裕固族少年不遠千里尋找家園和親人的感人故事。然而，兄弟二人看到的卻是大漠孤煙、長河斷流和故鄉朦朧，現代性的工業文明污染讓人痛心疾首，創作者依托生態危機傳達了主流敘事的意識形態觀念，昭示了“兩山理論”的時代意義和實踐價值。可以說，《老驢頭》《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均是依托生態敘事和倫理敘事創新主流敘事表達空間的典范之作。此外，在“第二個結合”的理論視野下，再度審視《百鳥朝鳳》的意義和價值顯得尤為重要。該電影的表層敘事是一位老藝人的嗩吶情緣，但深層敘事是對傳統文化堅守和發展的強調。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鄉村振興視野下百年中國農村題材電影傳承與發展研究”階段性成果。作者系呂梁學院校長、黨委副書記、二級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