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渤海孫氏積善堂題贊手卷》匯集明代43人題贊墨跡，包括參與纂修《永樂大典》的姚廣孝、楊溥、李至剛、曾棨、胡儼等。（上海魯迅紀念館供圖）

編纂于明朝永樂年間的《永樂大典》“合古今而集大成”，是我國最大的一部類書，文獻、文物、藝術價值極高。然而這一曠世宏編的正本至今下落不明，重錄于嘉靖之末的副本也星散飄零，萬冊巨帙迄今僅剩400余冊及部分零葉，存世量不及原書4%，且分散于8個國家和地區的30多個公私藏家手中。其中，國家圖書館收藏有224冊，占存世《永樂大典》的一半以上。

為了讓“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來”，由國家圖書館（國家典籍博物館）與上海魯迅紀念館共同主辦的“珠還合浦 歷劫重光——《永樂大典》的回歸和再造展”在上海首展，通過近100張歷史圖片、78件（組）實物展品，呈現這部中華典籍的滄桑歷史和當代價值。

正本不知其蹤，副本屢遭厄運

永樂六年（1408年）冬，《永樂大典》告成，計22877卷，目錄與凡例60卷，分裝11095冊，共約3.7億字。全書收錄有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七八千種古代典籍，搜輯資料宏富。尤為難能可貴的是，所納典籍基本保持了書籍的原始內容，極具版本價值，且多為后世佚文秘典。

《永樂大典》編修完成后，一直深藏禁中秘府，史料中僅有弘治和嘉靖兩位皇帝真正翻閱過大典的記錄。嘉靖四十一年秋，正式任命高拱、瞿景淳負責校理繕寫《永樂大典》副本。重錄工作于隆慶元年告竣，共耗時五年。重錄本與永樂正本在內容和外觀上幾無二致。

隨著時光流逝，諸多珍貴典籍相繼亡佚。明嘉靖后，《永樂大典》正本不知其蹤。副本早在明清鼎革之際已有佚失，后屢遭厄運，絕大部分被有近水樓臺之便的官員盜竊，少數或毀于戰火，或被劫掠。至清宣統元年，翰林院僅存64冊，后撥交給京師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

也正因此，《永樂大典》作為“佚書淵藪”的價值日益突顯。自明代中期至今，不同時期學者的輯佚工作從未停止，特別是清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時達到高潮。據統計，到乾隆四十六年，共輯出經部66種、史部41種、子部103種、集部175種，總計385種4946卷。

之后，嘉慶、道光時期纂修《全唐文》及續修《大清一統志》，再次對《永樂大典》進行輯佚，這是清代官方對《永樂大典》進行的最后一次大規模輯佚。

保護、回歸、傳播牽動學術界

《永樂大典》的散佚牽動著我國學術界。近現代以來，眾多學者均為《永樂大典》的保護、回歸、傳播等奔忙。魯迅就為京師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的建立及《永樂大典》入藏該館作出了巨大貢獻。作為一代文豪，魯迅還擅長古籍整理與研究，曾利用《永樂大典》對部分古籍進行校勘和補遺。本次展覽特別展出了《魯迅輯校古籍手稿》中相關書籍和商務印書館1935年影印出版的《永樂大典本水經注》。這之中，《魯迅輯校古籍手稿》第六函第一、二冊《嶺表錄異》是魯迅以唐宋類書所引校《永樂大典》本為基礎作出補遺的；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的《永樂大典本水經注》則是我國出版的第一部《水經注》影印本，魯迅曾于1936年7月通過三弟周建人購得一部。

現場還展出了一張商務印書館捐贈《永樂大典》褒獎狀。1951年，在出版家、教育家、愛國實業家張元濟的倡議下，商務印書館董事會將所屬東方圖書館藏21冊《永樂大典》捐給中央人民政府，由文化部文物局撥交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收藏。這批書鈐有“涵芬樓”“海鹽張元濟經收”藏印，其中有4冊為傅增湘舊藏，為酈道元《水經注》前半部分，與1958年北京大學圖書館贈送北京圖書館的4冊《水經注》后半部分合成完璧。

本次展覽中，內容與上海有關的展品亦引人關注。《永樂大典》卷2270“湖”字冊，輯錄《華亭縣志》《松江志》等大量地方志中所載有關湖域的內容，如薛淀湖、唳鶴湖、顧亭湖等。薛淀湖一名淀山湖，位于現上海市青浦區。《永樂大典》卷3526“門”字冊，輯錄史料所載古代松江（亦稱淞江、吳淞江）、婁江和東江“三江”介紹。永樂年間疏浚范家浜（今黃浦江外白渡橋至復興島段），葉宗行獻計“江浦合流”，“浦勢自是數倍于淞江矣”，故有“黃浦奪淞”之說，黃浦江成為太湖水入海的主要通道，行船交通更加通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