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初夏時節，正是“花褪殘紅青杏小”的時候。在這句詞中，凋落的杏花與枝頭的杏子標識了物候的變化，既細致地摹寫了真實的景象，也表達了對人間春盡、時不我予的悵惋。

《紅樓夢》第五十八回“杏子陰假鳳泣虛凰，茜紗窗真情揆癡理”，病后初愈的寶玉見園里的“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結了豆子大小的許多小杏”，便感慨病了幾日，“把杏花辜負了，不覺已到‘綠葉成蔭子滿枝’了”。這里引用杜牧《嘆花》中的詩句來表達光陰荏苒，美人也不免“烏發如銀，紅顏似縞”。后文以雀兒見杏花開了又落而啼哭，周回曲折地描述寶玉的憂傷。

杜牧詩后有一個凄美的故事：據說詩人早年偶識一女子，與其母約定十年后來娶，十四年后再逢，女子已嫁為人婦：“待子十年不至，而后嫁之，三載有子二人。”于是便寫了此詩相贈。這里是用典，文中并未言明。不過，英國翻譯家霍克斯的《紅樓夢》譯本中，將這一層意思明晰化了，把杜牧錯失姻緣的傳說寫在了正文里。這一處理方式也顯露了兩種文化的差異。中國人見青杏掛枝，便想到韶華易逝、紅消香斷，想到杜牧的“自恨尋芳到已遲”，以及詩后的傳說。杏的指意如杏樹的柔條一樣，旁逸斜出，層層交錯疊加。霍克斯也許覺得此處有太多的文化負載，需要一一剪裁、展開，才能彰顯其中的意義。

莎士比亞：“提前”種下的杏樹

莎士比亞《理查二世》中也有描述園中杏樹枝條旁生的段落，其中借園丁之口說道：“你去那邊，把低垂的杏枝捆綁吊起，它們像無拘無束的孩子，用它們的重負，壓彎了它們老父的軀體。把彎曲的枝干撐起來……在我們的地盤里，這些枝條太高了，在我們的治理下，一切必須一般齊。”

劇中將國事和花事聯系在一起，以枝繁葉茂的花園來隱喻英格蘭，用花園的疏于管理比喻王國的混亂。后世的論者多關注其中的隱喻，卻較少談及這里的中心角色——那些惹眼的杏枝。奎利（Gerit Quealy）的《莎士比亞植物志》認為杏樹是地道的中國植物，通過絲綢之路，經由歐洲大陸，在亨利八世時期輾轉抵達英國，才開始在英國人的花園中落地生根。布拉克本-梅茲（Peter Blackburne-Maze）的《水果：一部圖文史》在經過考據后，也指出杏子起源于中國，“有可能直到15世紀中期才來到英國”。如此一來，理查二世的花園里便不可能出現杏樹。就像《裘力斯·凱撒》里的鐘表一樣，園中的杏樹也同樣是時代錯亂的現象。英國有句諺語：荷馬也有打盹的時候，指偉大的作家也有疏忽的地方。這里當然不是為了吹毛求疵，挑古人的錯誤。文學畢竟不同于歷史書寫，總會在現實中加上虛構和想象。

杏還出現在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中：仙后提泰尼婭吩咐仆從好好服侍自己的“心上人”：“恭恭敬敬地侍候這先生，躥躥跳跳地追隨他前行：給他吃杏子、鵝莓和桑椹，紫葡萄和無花果兒青青。”杏因其稀有而顯得比尋常的水果更加珍貴，作為表情達意的形象也更容易在看劇的觀眾中催生關于貴族生活的聯想。杏是外來的物種，并未廣泛種植，這一時期與杏相關的意象也只是零星地出現在文字之中，依然留存了諸多神秘的色彩。當時的博物學家認為食杏會導致消化不良，甚至流產。杏還是相對稀奇的東西。這大概是為什么帕爾特（Robert Palter）研究文藝作品中水果書寫的著作會以《馬爾菲公爵夫人的杏子以及文學中的其他水果》（The Duchess of Malfi's Apricots, and Other Literary Fruits）為題，由此間接表露了杏與眾不同的地位。

這部著作的題名出自莎士比亞的同代人、劇作家韋伯斯特（John Webster)的戲劇《馬爾菲公爵夫人》。劇中以杏作為推動情節發展的主要事物。杏被視作最先成熟的水果，其命名“apricot”的詞根，也暗含了“早熟”之意，因而暗示了劇中人物珠胎暗結的情景。杏的花期早，懼怕霜凍的傷害，需要額外的照料，所以也顯得更加嬌貴。如布拉克本-梅茲所言，直到15世紀末，杏“還只種植在大型鄉間別墅的花園里，在那里向陽墻壁可以為果樹提供保護，以便它們茂盛生長”。

宇文所安：杏林與杏壇

關于杏花之早，中國古人早有認知，梅堯臣的《初見杏花》寫道：“不待春風遍，煙林獨早開。淺紅欺醉粉，肯信有江梅。”意為春風尚未吹遍，萬物還待復蘇，林中杏花已獨自綻放。戴叔倫的“燕子不歸春事晚，一汀煙雨杏花寒”，同樣描繪了早春的景象。杏在中國是常見的植物，早就出現在詩人的吟詠之中。美國漢學家艾朗諾（Ronald Egan）的《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指出，杏花在中國文化中是固定的修辭，具有司空見慣的意義，可以瞬間觸發相應的審美體驗。這一點不難解釋。首先，杏樹是一種地道的中國植物，裝飾了我們的景觀：如王維詩“屋上春鳩鳴，村邊杏花白”，指向了鄉野的生活；“條桑臘月下，種杏春風前”描述的是“悠哉自不競，退耕東皋田”的隱逸與閑適。杏也可以寫市井深處的雅致，陸游詩“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中，“聽春雨”屬于一個人的清靜，又調之以“賣杏花”的“低分貝”的熱鬧與生動——這是中國文人獨有的清歡。

杏還是指示物候變化的自然物。詩人以杏寫季節變化，從開花到結果，再到成熟，都有呈現。“紅杏深花，菖蒲淺芽，春疇漸暖年華”寫的是早春二月，天氣回暖，萬物復蘇；“梅子金黃杏子肥，麥花雪白菜花稀”寫的是初夏時節，麥子開花，菜花結莢。又如上文蘇東坡詞“花褪殘紅青杏小”，既寫物候之變，又表達時間短暫、青春逝去。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只是一首歌：中國11世紀至12世紀初的詞》認為，蘇東坡在這里以物象疏離過于直白的情感表達，從而達成迂回曲折的表現形式。東坡“多情卻被無情惱”，實則寫的還是“多情”。詞對他來說基本任務是“捕獲波動的人的內心，不是像道學家那樣試圖壓抑它，而是用反思的距離和笑聲來美化它”。

除此之外，杏在中國亦有許多文化內涵。杜甫有“香爐峰色隱晴湖，種杏仙家近白榆”的詩句。宇文所安在《杜詩全譯》中說明了種杏的典故，即葛洪《神仙傳》記載的故事：董奉為人治病，不取錢物，使病愈者種杏為酬，在世三百歲，入云而去。后世多用此典代指醫術或仙術，因而有“杏林”之說。宇文所安貼切地傳達了其中的細節。又如《紅樓夢》“天上夭桃盛，云中杏蕊多”，“云中杏蕊”也是借指仙居之所。杏林有所指，杏壇也有所指。杜甫有“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丈”的詩句，杏壇指孔子傳道授業的地方。《莊子》載：“孔子游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后世以“杏壇”泛指授徒講學之所。宇文所安的杜詩譯文對此也進行了注解。不管是“杏林”還是“杏壇”，均指向了杏在中國文化中的復雜寓意。作為一種凝練的文化意象，它既有現實的所指，表達了具體的花果，又傳遞了中國文化特殊的歷史傳統與審美意趣。

龐德和雷克斯羅斯：杏梅之辨

不難想象，如此復雜、纏繞的意義傳譯到另一種文化中時，勢必會有“坎坷”。美國詩人龐德《華夏集》中，李白的桃花和杏花烘染了中國的古詩，點綴了西方現代時期最廣為流傳的關于中國的想象：

三月來到了橋頭，

桃枝與杏枝懸在了千家的門上。

清晨，花兒割傷了心臟，

傍晚，它們吹落在東流的水上。

這四行詩句實際上譯自李白詩《古風（其十八）》：“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東流水。”原詩以桃李開落為中心意象，又佐之以東流之水，文字洗練，卻極其深沉地嘆惋了逝者如斯，人生若夢幻泡影。不過，龐德的譯詩中，李白的桃李卻譯作了桃杏。《華夏集》是較早的一部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古詩的集子，在西方世界影響極大。有趣的是，中國杏花的景致與吟詠卻以這么一種近乎“張冠李戴”的方式進入了西方的視野。

梅、杏、桃、李、櫻同為薔薇科植物，花、葉又有幾分相似，對于不稼不穡的現代人來說，有時確實不易分辨，這也是為什么每年春天都會有植物學家來科普它們之間的區別。如果龐德因為某種原因混淆了桃李而不自知，那么另一位美國詩人雷克斯羅斯（即王紅公）則似乎是有意為之了——他的《中國詩一百首》收錄了一首題為《紫桃樹》的蘇軾詩：

羞怯地，半夢半醒地，它開了花。

懼怕風霜的利齒，今年它姍姍來遲。

如今，它的深紅混同

櫻花和杏花的絢爛。

獨一無二，它比雪和霜更加美麗。

寒冷之中，它的心為春天蘇醒。

醉了酒，我躺在雪花石幾案上，

夢見那個無法分辨

桃花、櫻花和杏花的古代詩人，

除了依靠它們的綠葉和深色的枝條。

即便回譯為漢語，這也是一首相對陌生的詩：蘇東坡何時寫過一首題為《紫桃樹》的詩呢？不過，從乍暖還寒的初春到桃花、櫻花、杏花等意象，以及對如何辨別上述三種花兒的指涉，并不難找到對應的原詩——蘇軾《紅梅三首》中的一首：

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

故作小紅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

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

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

這首詩顯然寫的是紅梅，本是蘇東坡讀了詩人石延年詩《紅梅》“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后，寫的回應之作。東坡詩贊美紅梅色如桃杏卻又清高冷傲的品格，并寄托了自己達觀超脫的襟懷。詩中提出了區分“梅與桃杏”的方式——既可以憑靠枝條分辨，也可以高級一些，以品格見高低，由此批評了石延年“不知梅格”，不以梅的“精氣神兒”為出發點，卻只專注“綠葉與青枝”，因而他的所謂辨別桃、杏、梅的方式也只是舍本逐末的淺陋之見，并不能反映“梅格”。

頗具反諷意味的是，在雷克斯羅斯的筆下，不懼風雪的梅變成了嬌貴畏寒的花兒，梅花如酒暈染玉肌的顏色變成了醉酒的詩人容貌。這首表面上旨在辨別梅、桃、杏的詩歌，經過跨時空的轉化，卻連自己真實的主角都丟失了，而桃花則堂而皇之地取代了它的位置。雷克斯羅斯不能辨識梅和桃，詩中那個無法分辨桃花、櫻花和杏花的古代詩人成了他自己的化身。這首詩成了一筆糊涂賬，梅花成了“沒花”，名字都不知所終了。

艾朗諾：“杏花肥”

雷克斯羅斯也許是受了中國詩人飲酒詩的影響，非要將“我”代入詩歌中，醉臥在桃花掩映的幾案上，他的改寫更多地反映了一種浪漫化的對中國古人生活的想象。在這里，一切都有了唯美主義的色彩，而辨別桃、杏則只是一場無關緊要的審美游戲罷了。

不過，在中國的審美里，杏與梅不同。蘇東坡雖將梅、杏并舉，如“寒梅與凍杏，嫩萼初似麥”，但是由紅梅詩不難看出，詩中即便把梅與桃、杏相提并論，在東坡的思想中，梅也要在桃、杏之上。《王直方詩話》記載：“王居卿在揚州，同孫巨源、蘇子瞻適相會。居卿置酒曰：‘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此林和靖《梅花詩》，然而為詠杏與桃李皆可。’東坡曰：‘可則可，但恐杏李花不敢承當。’一座大笑。”在這則筆記里，杏顯然在梅之下。不獨東坡如此，李清照稱梅花“此花不與群花比”，也是強調梅之高潔，群芳中超凡絕塵。在她的指意系統里，梅在所有的花草里具有一種主導性的地位，而寫梅也是一種自況，為詩歌增加了“自指性”的一面。她寫梅花：“清香浮動到黃昏，向水邊，疏影梅開盡。溪邊畔，輕蕊，有如淺杏。一枝喜得東君信。”詞中以杏寫梅，言外之意是將杏作為梅不完美的參照物，品次要略輸一籌。

在美國漢學家艾朗諾的譯文中，“淺杏”之“淺”譯作“pale”，既寫杏之色，也寫杏之淺俗。英文中，“pale”也可作動詞，有“相形見絀”意，這個譯法可謂一舉多得。在我們的認知中，梅花稀稀疏疏：“向水邊，疏影梅開盡”；梅的姿態是嬌羞的：“香臉半開嬌旖旎”。與之相比，杏花是繁盛的，詩詞里有“春日游，杏花吹滿頭”，又有“驚禽蹴破杏花煙，陌上東風吹鬢影”，“吹滿頭”與“杏花煙”皆是寫杏花之盛——這是不遮不掩的開放，乃至耐不住寂寞，要“隔岸兩三家，出墻紅杏花”，故而李清照詞里以“肥”寫杏花：“玉瘦檀輕無限恨，南樓羌管休吹。濃香吹盡有誰知。暖風遲日也，別到杏花肥。”

艾朗諾《李清照集》將“杏花肥”的“肥”譯作“plump”。這是一處“色香味”與“聲”俱全的詞句，以“肥”字結尾，應了首行之“玉瘦”。在李清照的審美里，顯然杏之肥腴要遜于梅之玉瘦。“肥”原本是“綠肥紅瘦”之“肥”——這個詞是李清照對漢語不朽的貢獻，讓歷代的論者“擊節稱賞”。李清照尤喜肥瘦對舉，有“綠肥紅瘦”和“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的名句，“肥瘦”在這里被賦予了兩種價值。梅瘦杏肥的意象也頻現于中國詩詞中，如“小梅清瘦杏花肥”“柳絲無力杏花肥”，又如“記得春頭來此嬉，梅花太瘦杏花肥”。因此，艾朗諾將“肥”譯作“plump”，譯得極好。這個詞具有較為積極的意指，寫的是珠圓玉潤之美，夾雜了可愛、豐滿之意。濟慈詩《秋頌》寫道，“使葫蘆脹大，鼓起了榛子殼，/好塞進甜核”，“鼓起了”即是用作動詞的“plump”，亦有豐腴、飽滿之意，描寫秋果之肥碩。杏之肥，本意就是摹寫花開之盛，有繁茂之意。讀到這個字，腦海中便是滿樹粉的、白的杏花，簇簇擁擁，在春風里招搖。雷克斯羅斯、鐘玲譯本中，“綠肥紅瘦”的“肥”譯作“fat”。這個詞在現代英語里，有肥膩的不雅聯想，又附帶了過多的貶損與詰責，可謂一字之差，云泥之別了。

中國詩人常將梅、桃、杏并舉，如白居易詩：“春風先發苑中梅，櫻杏桃梨次第開。”英國漢學家韋利（Arthur Waley）頗有影響力的《漢詩一百七十首》譯本所譯白居易詩《東坡種花》中，“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但購有花者，不限桃杏梅”也是桃杏梅同時登場。這或許影響了西方詩人的態度——但凡寫“中國味兒”的詩，無論梅還是桃李，鋪排上相似的意象便可以了，因此愛爾蘭詩人葉芝詩《青金石》描寫了中國雕像上“梅樹或櫻樹的花枝”，而當代詩人郎利（Michael Longley）的中國想象，則是“畫杏花和梅花”的山巔小屋。兩首詩皆是不分梅、櫻與杏，對其中的區別不加細究。

但是，無論如何，這便是杏的跨文化旅行。相較于梅的清幽，杏是一種不甘寂寞的、愛熱鬧的植物，所以才有“紅杏枝頭春意鬧”的詩句。加拿大學者格爾納（Adam Leith Gollner）的《水果獵人》寫道，許多水果具有“象外之意”，讓人“詩興大發、妙喻連連”。杏正是這樣的水果，它的花和果都被編織在文學之網中。不管是真實的杏，還是文學的杏，它們似乎都忍不住跳脫原有的環境，要么經由絲路漫長的歷程，要么憑靠文字創意的轉換，最終在異域的環境中開枝散葉，生發出不一樣的風景。

（作者：孫紅衛，系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