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說一句：萬縣是跟著資本主義化了。大馬路洋房的加多，旅店的生意興隆，大減價的牌子愈多，相反的貧民窟的范圍增大，乞丐加多，失業者和娼妓的加多，都是很明白的證據。”1935年，葉圣陶先生主編的名刊《中學生》第51期上，發表了整整6頁的長文《地方印象記：萬縣》，作者馬質夫。馬質夫即馬識途，此文是他的處女作，從引文看，透露出與年齡不相符的成熟感（時年20歲）。

2024年3月28日，110歲的馬識途先生仙逝，距首篇文章發表，已90年。

馬識途先生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直到上世紀60年代，他的長篇小說《清江壯歌》發表，始被文壇所知。1966年起，馬識途身陷囹圄6年，獄中開始寫作《夜譚十記》，《讓子彈飛》即源自其中的《盜官記》。

馬識途在小說、雜文、詩歌等領域均有建樹，其詩曰：

頑石生成不補天，自甘淪落大荒間。

恥居上苑香千代，愿共山荊臭萬年。

何畏風波生墨海，敢驅霹靂上毫巔。

是非不懼生前論，功罪蓋棺待后賢。

在當代文學史中，馬識途的地位微妙。先生自稱職業是革命家，作家則屬業余，其作品確與專業路線不盡契合，卻別具風味。

十六歲出峽求學京城

1915年1月，馬識途生在四川省忠縣（今屬重慶市），“雖然號稱書香世家，可是馬家院子里的幾十戶后代，隨著幾代人的分家析產，大半已成為破落戶。家道中落，住在馬家院子里的男子漢，大半是只認得自己的名字，方便在按紅手印時不至于按錯”。

馬識途的父親馬玉之曾在軍閥劉湘手下三任縣長，擅剿匪。

在《百歲拾憶》中，馬識途這樣談到父親：我不知道父親從哪里討來的那么多古圣先哲的格言，一串一串地背給我們聽，教我們如何處世為人。我們聽得最多的就是八個字：“膽大心細，智圓行方。”

但現實中，馬識途還接受了另一種“教育”：大人們把孩子帶到溪水中央，突然撒手，任由小孩在水中撲騰，亂哭亂叫，毫不理睬，直到孩子完全沒入水中，才會去撈起來。稍微休息一下后，又一次把孩子扔進水里，要你自己救命。這樣，小孩很快地就學好游泳的本事了。

1931年，16歲的馬識途遵父親“本家子弟十六歲必須出峽”之命，考入北平大學附屬中學。1932年11月27日，魯迅到北平師范大學演講，馬識途是臺下2000余名觀眾之一，雖然“魯迅講了些什么，他那個腔調我聽不清楚”。

1933年日軍進逼平津，馬識途逃到上海，畢業于浦東中學。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化學工程系。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于上海，馬識途從南京趕到上海，“在魯迅先生靈堂拍了兩張照片，它們跟隨我好幾十年”，后遺失。

早期創作幾乎都丟了

1936年10月，南京陷落前夕，加入黨的外圍組織“南京學生界抗日救國會”（簡稱秘密學聯）的馬識途準備進山打游擊，經勸說到武漢，于1938年3月入黨。后與同事劉惠馨結為夫妻，從事地下工作。

1941年初，劉惠馨帶著剛出生的女兒被捕，劉惠馨被殺害，女兒被隨手扔在草叢中。為了“精干隱蔽，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馬識途被派到昆明，考入西南聯大，在外文系、中文系學習了四年。在此期間，完成了第一部長篇小說《第一年》，長達20萬字，可惜遺失，好在模仿果戈里《欽差大臣》的《破城記》保留下來，即《夜譚十記》的第一篇。

1945年8月起，馬識途先后在云南、四川從事地下工作，1949年1月因叛徒出賣，差點被捕，輾轉由香港至北平，隨“四野”南下，后隨賀龍、李井泉大軍入川，見證了成都和平解放。

1949年馬識途寫了7萬字的《黎明前的戰斗》，是回憶錄式的小說，亦不幸遺失。此后馬識途從事管理工作，無暇創作。

1960年，在公安部幫助下，馬識途在北京找到失散多年的女兒，激起創作欲，他說：“‘五一’狂歡節日，我們父女二人攜手漫步在天安門前慈和莊嚴的毛主席像下，看紅旗在藍天迎風飄蕩……一種負疚感覺猛襲心頭，我是應該寫一點紀念他們的文字了。”“與其說是我寫的長篇，還不如說是烈士們用鮮血寫的。”

馬識途說的“長篇”，就是他的代表作《清江壯歌》。

終于寫完了《夜譚十記》

學者陶彥姝在《馬識途革命歷史小說論》中鉤沉，1961年，《清江壯歌》在報刊上發表的版本，與1966年人民文學版有較大不同，“有些修改使人物形象更豐滿更生動，而有些修改卻有損人物的真實性”。

《清江壯歌》中人物均有原型，有馬識途的亡妻劉惠馨，以及戰友何功偉，但也有一些爭議人物，呈現了人性的復雜。比如叛徒童云，他放棄革命，卻不愿出賣同志，“陷入精神分裂狀態無法自拔……無法擺脫自身的軟弱”，真實感強。小說中的革命者充滿人情人性，馬識途寫了夫妻情、親子情、戰友情，“甚至還有關于眼淚場面的描寫”，被視為“異端”。

對原著最大的改動，是“悲慘犧牲的結尾的調子”，馬識途改了一年，編輯韋君宜仍要求：“最后的被屠殺的悲慘局面，一定要把調子提高一些，亮色一些。”并提醒馬識途“現在不準流淚，你就暫時不流吧”。刪去相關內容后，《清江壯歌》得以出版。然而，1966年后，《清江壯歌》還是給馬識途招來許多麻煩。

在回憶錄《滄桑十年》中，馬識途表示，他一生愛說真話，曾有人提醒他，別讓“傲骨”被人看成是“反骨”。1966年，馬識途與李亞群、沙汀被打成“四川的三家村”。在獄中，馬識途在兩年間竟寫了50多萬字，包括《夜譚十記》中的部分篇章。他以詩自嘲：

親朋無字一身孤，寂寞檐前數滴珠。

半世空磨三尺劍，一生盡誤五車書。

寧淪窮巷師屠罟，恥向朱門乞唾余。

老朽惶惶何為者，馳車竟日在歧途。

1972年，馬識途任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夜譚十記》終于完成。

筆下是一場場文字狂歡

馬識途被稱為“著名作家”，但對他的研究極少，他稱自己的創作是“新評書”“新傳奇”，只是“我擺的一個龍門陣”。

馬識途的小說重故事性，人物臉譜化，虛構能力不足，似不“高級”，卻有獨特的風味，即“民國腔”——不重畫面感，不試圖將讀者帶入，而是擺明“我在講故事”。馬識途時刻提醒讀者，無需移情，應更多關注“講述”的趣味。

這種略顯老套的“話事人”風格，激活了眉飛色舞的馬識途。

以《夜譚十記》為例，語言旖旎多姿，活寫了當時四川社會的真實生態——“爭斗”成為日常和基本生存法則，無處不是戰場，句句都含機鋒。通過“爭斗”，人們找到了生存的樂趣，亦生厭世的情懷。

《夜譚十記》中的語言夸張、犀利而鮮活，比如《盜官記》中：

“陳師爺，你瞧得起我們這些泥巴腳桿，你覺得我們干的是打富濟貧的好事，愿意伙倒我們干，你就留下。”

“這位太爺，口講新章程，其實是個‘鰱巴郎’（方言中指鲇魚）嘴巴叉得很。”

所有角色都有強烈的戲謔精神，專門劫富濟貧的俠盜張麻子，長相白凈，富人為將其污名化，稱他為“麻子”，他冒充縣長，刻意以諧音“張牧之”為名。這種深入骨髓的戲謔，匹配了時代的荒唐。

幺臺、毛焦火辣、秋二、臊皮、光懂懂、擺一擺、扯兮兮、歪得很、棒老二……馬識途在文字狂歡中，打撈著陷入時代困境中的自己。

汪洋恣肆，不避堆砌，而每一字背后，分明是無垠的悲憫。超越種種磨難，內心始終年輕。古來善文者多矣，能至“仁者壽”境界者又有幾人？時光存證，馬識途先生的創作將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