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冶方是我國20世紀卓越的經濟學家。1908 年出生于江蘇無錫玉祁鎮，原名薛萼果。讀小學時喜歡看《水滸》、《三國演義》等小說，愛好音樂、戲劇，演過當時流行的新戲。1923年加入共青團，翌年加入共產黨。1926年由中共中央派往蘇聯留學，1930年9月回國，在上海任江蘇省委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團結文化藝術界人士開展抗日救亡活動。1940年5月按照周恩來的安排輾轉來到蘇北根據地，在劉少奇領導下做事。1949年5月隨三野開進上海，在陳毅、陳云的身邊主管工業復興。1955年調北京任國務院統計局副局長，后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他為探索社會主義經濟道路不懈努力，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學界公認，孫冶方是我國經濟學界對自然經濟論最早進行批判的經濟學家，最早倡導經濟體制改革，并為創建社會主義新經濟體系作出卓越探索。1982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織授予孫冶方模范共產黨員稱號。

在“孤島”文壇領導抗戰

孫冶方的主要功績是他的經濟實踐和經濟理論，但他一直情系文化藝術。留學蘇聯學習馬列主義期間，對蘇俄文學情有獨鐘，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托爾斯泰、果戈里、高爾基等巨匠的著作，或精讀，或瀏覽，或研閱蘇俄文學史。他與俄語老師談起這些文學大師來，總讓老師驚嘆：一個中國學生比蘇聯的學生還精通蘇俄文學。

20來歲的孫冶方在上海已經以經濟專家的身份出現，令人想不到的是他的文藝評論也相當出色。他用“勉之”的筆名在1930年12月《讀書月刊》上發表《高爾基的<我的童年>》，在1931年4月的《讀書月刊》上發表《今日的電影藝術》，文筆清新而老成，沒見過他讀者都以為這是一位年長的作者。

1937年上海爆發“八一三”淞滬抗戰，11月國民黨軍隊退出淞滬，上海落入日寇的魔爪。因上海的租界仍隸屬中立的英、美、法等不同國家管轄，日軍不能進入，故被稱為“孤島”。中國共產黨利用“孤島”的特殊政治環境，于1937年11月在此秘密成立江蘇省委，領導抗日救亡。省委下設文化工作委員會，孫冶方擔任第一任文委書記，副書記為曹荻秋，成員有夏衍、田漢、巴人、梅益、顧準等人。在中共上海地下文委的領導下，文化藝術工作在多個方面展開。公開出版的刊物有《譯報》《譯報周刊》《上海周報》《學習》《求知叢刊》等。話劇、京劇、滬劇、越劇、曲藝不停地演出抗戰的節目。《義勇軍進行曲》《松花江上》《五月的鮮花》《大路歌》等革命歌曲處處可聞。當時的上海成為全國抗戰文化的中心，文化藝術成就在我國現代革命史上留下光輝的篇章。

當時也有人說，敵寇就在眼前，哪有心思唱歌演戲。孫冶方他們認為，敵人最駭怕的就是我們鎮定的態度，必勝的信心，民族的氣節。我們的同胞和戰士需要文學藝術的鼓舞和激勵，我們用詩歌做鼓點，用歌詠、演戲做號角，與我們的同胞、戰士心心相通。日寇、漢奸的惡毒奸險必須揭露，我們用文藝畫出他們的嘴臉。槍炮彈藥是抗戰的武器，文學藝術也是武器，我們用文字、歌聲、表演與敵作戰。

上海地下文委把救亡文藝的重點放在戲劇上，組建了“青鳥劇社”“上海劇藝社”等13個專業的救亡演劇隊，著名演員袁牧之、金山、田方、王瑩，音樂家冼星海，戲劇家洪深、宋之的、阿英等人俱參與編劇排練，先后演出了《賽金花》《夜上海》《離離草》《上海屋檐下》等戲，影響甚大。后來演出隊開往前線和大后方，成為抗日戲劇的主力軍。

專業隊演出的同時，組織業余戲劇演出，許多工廠、學校成立小型劇團，在街頭表演活報劇，觀眾甚多，于是創辦小劇場售票公演。孫冶方后來提供的黨史資料說：當時職業界、學生界、婦女界都開展了業余演出抗日救亡話劇的活動，在新光大戲院璇宮劇場、新世界商場下面的綠寶劇場演出，這在上海戲劇界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還回憶說，以我們當時主觀力量的薄弱來說，當年的成績是不算小的。許多進步人士和青年學生在戲劇、文藝的感召下加入中國共產黨，投入抗日的洪流中。

抗戰戲劇遭遇日寇、汪偽政權的敵視、偵探，明知是共產黨領導的，但抓不到把柄。黨的文委的核心領導依靠廣大民眾的掩護，處處謹慎，一直安全。孫冶方不茍言笑，研究問題好像談家常。批評意見往往嚴峻，但不嚴厲。對年輕人總是很慈祥，一副溫柔敦厚，寧靜致遠的樣子。孫冶方對日偽一直十分警惕，多次對夫人洪克平說：要是我過了午夜12點還沒有回家，就不要等我了，那一定是出事了。你要銷毀文件立刻離開。他隨時準備犧牲自己。

“孤島”中的文化思潮錯綜復雜，孫冶方既要緊密團結好各方抗日進步人士，又要在一些原則性問題上展開討論，辯明是非。那時有人低估魯迅的作品，認為《阿Q正傳》已經成為歷史的陳跡，提出“如果魯迅還在，是不是依舊寫雜文，還是跟著抗日的進展開拓新路？”也有人過分強調魯迅雜文具有普遍的適用性，雙方爭論不休。孫冶方覺得雙方都有偏頗，用孫一洲的筆名寫了《向上海文藝界呼吁》，在1938年12月的《譯報周刊》發表，文中說：“《阿Q正傳》還是今日中國所需要的文藝作品，因為中國出現了無數阿Q式的人物。”“只要社會上還需要有革命家存在，魯迅風的雜文都是革命家手中的一種有力的武器。”“希望文藝作家能以魯迅先生一樣的潑辣尖刻的筆調來畫出侵略者、漢奸、妥協論者的嘴臉。”但是不可以對誰都用雜文筆調。對抗日戰線上的戰友，即使人家有錯誤，也不可以諷刺挖苦，冷嘲熱諷。不理解魯迅的偉大，會削弱文化上的抗戰；濫用雜文筆調也不利于團結抗日。他還發表《守成與發展》《題外的文章》兩文，提倡“魯迅風”，用來為民族解放而戰斗。

孫冶方還用他在蘇聯留學時看過的作品作為佐證，他寫道：“果戈理的文筆不僅是暴露俄國黑暗的農奴社會的有力武器，就是在今天社會主義社會中仍舊是暴露一切內外敵人的最厲害的工具。社會主義社會必然還會有丑惡與黑暗的東西，不去暴露它，怎么會消滅它呢？”

一番番入情入理的分析，說服了爭論的雙方，觀點趨向一致。1938年底，《譯報》編輯部召集了一次文藝座談會，到會的有鐘望陽、柯靈、阿英、唐弢、王元化等37人，其中有些是互相爭論過的對手。大家聯名發表了《我們對“魯迅風”雜文問題的意見》，形成了上海文藝界統一戰線，一個多月后出版了《魯迅風》雜志。回頭再讀孫冶方當年的文章，可看到一位革命者的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相交匯的光芒。

“孤島”文化維系到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全部淪陷，前后四年多。不僅留下了許多光輝的作品，而且造就了一大批優秀的演藝人才和組織管理人才。建國后當過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王元化回憶說：是孫冶方和顧準他們使我們這些拼命吸取知識但不太懂事的小青年受到良好的熏陶。雖然敵人是殘暴的，工作是危險的，但我們生活在歡騰的氣氛中，心里的陽光沒有被任何云翳吞沒。

為《天云山傳奇》打抱不平

孫冶方一輩子愛好音樂。幾度住醫院，最感快慰的是聽古典音樂，總是托人去買西方著名音樂家的唱片。肝癌動了大手術，他的病房里播放著貝多芬的昂揚的生命交響樂，他說聽著能減輕疼痛。

他對文學、電影方面的新聞往往獲知很快。1978年冬到1979年春，正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后，是新時期的早春二月。作家魯彥周寫了一部中篇小說《天云山傳奇》，發表在文學期刊《清明》上，受上海電影制片廠邀約，改編成電影劇本，由謝晉執導，于1980年底拍成影片。號稱“傳奇”，其實是嚴謹的現實主義作品，說的是一個平常而又悲愴的故事：50年代中期任天云山考察隊政委的羅群，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戀人宋薇與他分手，嫁給了與此事有直接關系的領導。而宋薇的好同學馮晴嵐則在羅群落難時與之結為夫妻。這對夫妻在艱難困苦中做了20多年的科學研究，當羅群得到平反，馮晴嵐卻死于貧病。

故事平常，但涉及反右斗爭，在電影創作中還是頭一次，政治上太敏感，送審及放映都不順利。公映之初受到普遍贊揚，很快就流傳一些來自上層的說法。有的說影片把右派說成英雄，把黨員領導干部說成搶走別人的未婚妻的壞人，要下令禁放。有的說雖然不好禁放，但不得出國展映，不得參加世界電影節。有報刊載文批評這是一部傾向上存在嚴重問題的影片，借用三中全會決定的為右派改正錯劃的政策來丑化黨的形象。《文藝報》在1982年第4到8期設立專欄，開展了4個月的討論。這引起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顧問和名譽所長孫冶方的關注，他看了《天云山傳奇》，對一同看電影的同志說，這是一部宣傳落實黨的政策的好電影，怎么能說是沾污黨的形象呢？飽經政治迫害過的這位老革命家看出，爭論雖然是就一部電影出現的分歧，其實涉及深刻的政治內涵，自己不能袖手旁觀。盡管許多經濟研究的事壓在肩上，他還是與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張光年通了電話。40多年前他們在上海一起從事左翼文化和抗戰救亡工作，素來投契。張光年接到老領導的電話十分高興，細聽下去卻又為難——孫老已經確診肝癌，不忍讓他勞神，便委婉相勸：你還是保養好身體，寫你的《社會主義經濟論》吧。孫冶方沒有接受老友的勸告，表示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張光年深知孫兄的脾氣，他認定是正義的事，只管沖上前去，不管代價后果如何。于是說：既然一定要寫，那就寫吧，但不要太過費神，不要著急，慢慢地寫，一天寫它一點兒。

就這樣，孫冶方在病榻上用了8天寫出了8000字的《也評<天云山傳奇>》，很快在《文藝報》1982年第6期刊發。文章說：給《天云山傳奇》戴上“毀壞黨的形象”、“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等大帽子是不公平的。我們要切記反右、反右傾等歷次運動的教訓，亂飛帽子、亂打棍子的做法不能再來了。

這篇文章發表后，社會上廣為傳揚。當年上海文委期間的老搭檔、文藝界前輩夏衍立即致函過來：我認為這是評《天云山傳奇》的最公正、最有力的佳作。主持該片創作、拍攝的上影廠廠長徐桑楚說：孫老的文章在輿論上形成了一個轉折點，贊成影片觀點的人越來越多，反對和批評的聲音越來越小。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開幕的那天，同是十二大代表的孫冶方和魯彥周，經王元化引見會面。魯彥周深情地說：孫老，您不知道您的文章給我減輕了多大的壓力！孫冶方回答：你寫的這部影片對黨的撥亂反正落實政策起到難以估量的作用，我們應當謝謝你。

1983年2月初，病危之際的孫冶方面對從國際電影節上匆匆回國趕來做最后探望的導演謝晉，仍吃力地睜開眼睛，用顫抖的聲音說：歷史不能再重演啊。

（作者黃勝平為孫冶方經濟科學研究院理事長、研究員；姜念濤為無錫國家高新區發展研究院咨詢專家、《群眾》雜志社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