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金性堯（韋泱攝）

今年值巴金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誕辰。此前偶然讀到巴金早年寫給金性堯的一封短信：“性堯先生：近日為友人校對譯稿甚忙，答應給《魯迅風》寫的文章無法交卷，請原諒。今天為自己編的小叢書中某一冊寫了一篇《前記》，抄給您看看，不知能否作為補白在貴刊發表，因我在離滬以前恐怕不能寫出像樣的文章了。祝好！ 巴金九日”。

此信結尾處只有日期，沒有年月。據考查，當寫于一九三九年六月，之后未見收入二十卷本《巴金全集》及任何書信單行本，應是一封未刊信。這年，在王任叔支持下，金性堯在上海主編《魯迅風》雜志。他為了使刊物辦得豐富多彩，有聲有色，特地向不擅長寫魯迅風格雜文、時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簡稱文生社）的總編輯巴金先生約稿。巴金得信后，就回了此信。金性堯收到信后，即在當月二十日第十六期《魯迅風》（半月刊）上，刊出隨信附來的文章，標題為《寫在羅淑遺著的前面》（簡稱《前面》）。而巴金的這封信，卻透露出諸多信息。他一九三九年四月回到上海，一邊常去文生社，校對朋友李健吾譯羅曼·羅蘭《愛與死的搏斗》，列“文化生活叢刊”，于當年九月出版。一邊把從桂林帶回的羅淑小說遺稿《地上的一角》《阿牛》編竣，并寫了《前面》（后經巴金修改，作為書名《地上的一角》的《后記》，編入“文學小叢刊”第一集，于當年九月出版。此文后收入巴金《序跋集》及《巴金全集》第十七卷）。巴金在當年六月九日寄出給金性堯的信及《前面》一文之后，又寄給金性堯一文《關于愛國者》，刊于《魯迅風》第十七期。接著，巴金按信中所說，六月“離滬”去了香港，從蕭乾處取回存在薩空了那里的衣物，又送蕭珊去廣州中山大學外文系上學（蕭后轉入昆明西南聯大）。七月回上海后，巴金寫完四十余萬字的《秋》，又趕緊續寫《火》的第一部，還續譯《赫爾岑回憶錄》。他想在離開上海前，抓緊把手頭這一切做完。因為目睹抗戰烽火燃起，估計這次去大后方昆明、重慶和成都等地，說不準會待多長時間。果然，從一九四〇年七月離滬，到一九四六年五月他才回到上海。

金性堯先生是我國文史大家，但他對作家巴金并不陌生。雖然金性堯自幼讀私塾教的四書五經，但第三位私塾老師較為開明，在教他古文后，還教他英語和算術。同時，課后還向他推薦了新出版的文學書，如魯迅《吶喊》、葉圣陶《倪煥之》、《冰心散文集》和巴金的《滅亡》。那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其時金性堯只有十四、五歲。這是他第一次接觸到新文學作家巴金的作品，可說是巴金的讀者，并開始神交。一九四三年他在《我與書》一文中寫道：“尤其是巴金先生的《滅亡》，讀罷令人起著恐懼之感，跟它深黑底子猩紅字劃的封面，倒成為一種強烈而又和諧的色調”。《滅亡》從內容到封面設計，都給少年的金性堯留下深刻印象。此文分兩次刊于《雜志》，后收入一九四四年出版的金性堯散文集《風土小記》。

這就說到金性堯第一本書《星屋小文》的出版往事。一九四〇年七月，巴金離開上海之前，金性堯遇到巴金，說想在文生社出一本書，除了雜文還有幾篇散文，巴金聽后說聲“好”。金性堯回家后，把在報上發表的文章剪報整理出來，大約有五、六萬字，準備起個書名，想到黃仲則的名句：“一星如月看多時”，就題名為《星屋小文》，第二天書稿送到出版社。不料過了兩天，巴金忽然獨自來到金性堯居住的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葆壬里石庫門，拿出幾頁稿紙對他說：“這兩篇不要收”。金性堯答應著就收回了這退回的稿件。此書列入巴金主編的“文學小叢刊”第二集。第二年六月當書順利出版時，巴金早已繞道越南去了昆明。文生社的上海出版事務，包括與作者金性堯的聯系等，全由陸蠡先生負責。金性堯得知，這套叢書一印出就運到內地，不在上海銷售，他除只送朋友幾本外，當時留在手頭的只有一本，后來也不知所蹤。晚年金性堯在《憶〈星屋小文〉》中感慨地寫道：“巴金先生的道德文章，用不著我來說了，我要說的是這樣一位前輩作家，為了刪去兩篇文章，竟親自來到一個年輕人家里，除了抽去這兩篇外，其他就什么也不改動，所以出書的過程也很快，這個過程一直牢記在我心里”。金性堯比巴金小十二歲，卻視巴金為前輩作家，可見巴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憶起自己第一本書的印成，金性堯說：“每一個從事文學生活的年輕人，都有創作欲與發表欲，也不知怎樣一來，我忽然會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第一個不能忘卻的是阿英先生，有了他，我才能在《大晚報》的副刊上露面。抗戰時不能忘卻的是柯靈，他不但讓我在《世紀風》上寫，就是他兼編的《淺草》上也有我的份。我的‘文載道’的筆名，最初就是發表于《文匯報》上記錄斯諾演講時使用的”。這些文章集攏后，最終由巴金執編成《星屋小文》，且用筆名“文載道”出版了金性堯的第一本書，作者在此書《后記》中寫道：“我企望著這樣的一天，我謳歌著這樣的一天。而且，我還從這里得到了一點勇氣，在感謝于斗士的心血載溉，朋友的盛誼的鼓勵，敢于將這幾堆不成樣的東西，送到高明的讀者之前。正像荒湮的廢墟之上，時或有一二顆未滅的火星，在閃爍與爆裂”，文中表達了對編者巴金的謝忱之情。《星屋小文》一書于二〇〇九年收入九卷本《金性堯全集》第一卷。可能由于印數及發行原因，原版書現在極難找尋，許多書目資料類書如大型《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也失收。

金性堯曾寫長文《新文藝書話》，這也是我國文壇較早使用“書話”一詞的作家之一。文中他多次提及巴金和文生社。他寫道：“商務還有一種小型而收譯文的，有郭源新（筆者注：鄭振鐸筆名）的《桂公塘》，曹葆華的《詩與科學》，巴金的《沒落》等，分一二兩輯，綠面銀字，形式既樸素雅凈，內容卻也結實多采。出叢書原非不容易，主要的還得看其中的內容是否精和純，像文化生活社的幾套叢書，那就因了主持者自身在文壇上很有貢獻的人”。文章最后仍說到巴金主持編務的這家出版社：“它雖是出版界中的后起，但其網羅作者之弘多，從業方針之嚴肅，和選擇作品之謹細，在文壇的地位即非等閑可比。尤其是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更覺樸實而謹嚴，差不多都銷在二版以上。記得戰前《大公報》主辦的‘文學獎金’，得獎的作品，如蘆焚的小說、劉西渭的評論、何其芳的散文、曹禺的戲劇，便都是收在巴金編的叢刊里面，即不難想見其內容之優秀，現在要想配到第一至第七輯全份，恐怕很不容易了”。此文刊在一九四五年《文藝世紀》第二期，二〇一三年收入六卷本《金性堯集外文編》第一卷，這當是金性堯先生書話寫作中的一篇重要文章。

由此可見，作為作者的金性堯，沒有忘記出版他的處女文集《星屋小文》的編輯巴金先生，以及當年這家在出版界可稱后起之秀、由巴金任總編輯的文生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