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復興，著名作家，1982年畢業于中央戲劇學院，先后任《小說選刊》副主編、《人民文學》雜志副主編、北京市寫作學會會長、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等，著作百余部，曾獲“中國好書”獎、冰心散文獎、老舍散文獎等多種獎項。

身為“京味作家”的一員，肖復興的文學創作自是扎根于北京與北京文化之中的。

而他筆下洋洋灑灑的文字，則帶領著他不斷抵達遠方。那個遠方，是在瑣碎日常中構建的文學的詩意、生命的詩意、時間的詩意。

寫有情感、有故事的北京

周末周刊：“從某種程度而言，地理或說地域性，是書寫城市的坐標，是一部作品中另一位不說話卻同樣風情萬種的主角。”北京這座古老城市是如何成為“京味作家”肖復興筆下的主角的？

肖復興：大概20年前，我開始了對北京的書寫。我從小在北京長大，21歲去北大荒，27歲回北京。北京，尤其是北京城南、前門一帶、前門西側老街，以及老街上我曾經住過的老院粵東會館，我對它們非常熟悉。

2003年的一個冬日，我到人民大會堂開會。散會很早，我心想，過了馬路就是以前住的老街老院，就回去了一趟。走進老街，看見墻上的拆遷布告，心里一驚。那天，我從老街走到以前住過的老院，很多看著我長大的街坊都還在，那里的一切都還那么熟悉。

周末周刊：那里的一切都還那么熟悉，那里的一切都將改變。

肖復興：我心想，幸虧自己來了，要是再晚一點兒，恐怕就看不到老街老院了。我為什么不寫寫這里呢？這里有我成長的記憶，這些記憶是活生生的，是和北京這座古老城市的歷史聯系在一起的。從那時起，我開始寫北京，也真正意識到老北京和我的生活、寫作之間的關系。

因此，我有意識地去了解老街老院，并由此蔓延到北京城南的很多地方。沒事我就到那里去。“這小子又來了。”不管認識我還是不認識我，那里的街坊給了我非常大的幫助，讓我知道了許多以前不了解的事情，對那里曾經自以為非常熟悉的一切有了新的體認。

周末周刊：舊景往事撲面而來，又在您時隔多年后的尋訪中形成了新的樣貌？

肖復興：開始時也沒想得那么周全，隨著跟他們聊天的次數增多，我對這地方的感情越來越深，越來越覺得自己在這里生活了20多年，其實有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我應當從頭開始認識這個地方，向那些知道的人虛心請教，這樣才能把東西寫深。大家的經歷豐富了我，大家的智慧幫助了我，我才能把書寫得更豐富。

有一次去楊公祠，大門封了，我走旁門進去，碰到了一個老爺子。我問他，前面應該是大殿，我能不能去看看？他說那里現在是私人住宅，就是他家。我一路走一路問他，能不能找到老街坊問問這里的歷史變遷。他看我對這里有興趣，就邀請我到他家去。他家的門敞著呢，一個老太太正做著肉皮凍，我就進去了。他很詳細地給我介紹了這里整個的變遷歷史。他說后邊原來是花園，現在花園沒了，但原來的樹還在，八角亭、石碑還都在……尋訪路上我碰到很多人，我和他們素不相識，但他們愿意跟我聊，我才有信心寫出來。

周末周刊：于是，有了《藍調城南》《我們的老院》《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這一系列關于老北京的書寫。

肖復興：這是我最早寫的有關老北京的三部書。寫北京的作家很多，各種門類的寫作都有。而我寫北京的側重點是城南，就這一畝三分地，絕不蔓延。我一定要寫我熟悉的；我一定要寫有情感、有故事的北京，一定要寫人物，而不是單純地寫地理。有了人物，就有了命運的跌宕，筆下的城市就是有情感、有故事、有溫度的。同時也要有我自己的經歷，不能拋開“我”來寫。這些人物要跟我有交織，我才能寫出互動，讓讀者讀來覺得親切可信。

肖復興寫生作品

過去的水和今天的水融合在一起

周末周刊：那些老街坊讀過您寫北京城南的作品嗎？

肖復興：他們一看都知道里面寫的是誰，盡管我已經進行虛化處理。對我來說，寫作的內容有真實的存在才有底氣。

周末周刊：那些您曾經或者正在經歷的“真實”，變成文字后與您再度相逢的時候，讓您產生哪些新的感悟？

肖復興：寫作的過程，實際上是對這種生活賦予了一種文學的生命或者別的什么東西。在這個文學的重新塑造過程中，你在不停地回憶，不停地認知自己、認知別人、認知時代。而這個認知的過程，也是不斷反思的過程。

過去的東西還要有作用于今天，才能體現出它獨特的價值。讓讀者感覺“雖然你敘述的是過去的故事，但對我的今天依然有新鮮的意義”，我希望能夠寫出這樣的東西。

周末周刊：確實，您的文學主題常常與記憶相關，但您的書寫并不停留于過去，而是走進當下的時光，面對今天的讀者。

肖復興：寫作，從本質上來講就是寫記憶。記憶不全是陳舊的，是經作家在當下咀嚼與構造之后用文字重新塑造的。這樣的文字是經過作家生命和時間雙重提煉的，所以才能成為文學作品。否則的話，它就是另一種形式的老照片。

我覺得，寫過去，是要寫過去對于今天的意義，寫過去和今天的感情融合在一起，如同過去的水和今天的水能融合在一起。

周末周刊：您寫下北京的城市記憶，想要留下的是對今天的城市更新、城市發展有意義的東西。

肖復興：發展是必須的。今天的北京跟過去的不一樣，就是因為發展。我的寫作中，希望看到城市的發展。我寫過一篇文章《洋橋記事》，寫城市的建設帶來巨大的變化。20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在洋橋住了好幾年，房子四周都是農田。當年鐵道兵修建北京地鐵之后，復員留在北京安家立業，就在洋橋那里的農田里建了一片紅磚平房。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洋橋那片地鐵宿舍陸續拆掉了，那里建起了高樓大廈，變成了應有盡有的新型社區。

但另一個方面，一座古老的城市在發展的過程中，還不可避免地面臨著如何保護的問題。建設中不可能不拆掉一些東西，不可能所有東西都保留下來，如何保護、如何發展，這是城市建設的倫理。

周末周刊：《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中收錄了36幅您手繪的插圖，圖中的不少景象如今已被湮沒在了歷史長河中。

肖復興：新生事物可以持續地蓬勃生長，而舊物不可再生。那些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建筑、街道、物件，是寶貴的活化石，把它們保護起來，城市的文化才能更好地積淀下來，對后人有所啟示。

時代在發展，北京在前進，老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變得越來越老舊。但它們不因蒼老滄桑而變得沒有意義。相反，它們更有意義了，因為它們是北京這座古城歷史文化的載體，承載著人們的記憶。因此，城市的發展不能唯“新”是舉，保護和建設具有同等的價值和意義。特別是，像我所記錄的那些老街老院，它們是和我們的生命、情感和記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走進那些大街小巷，遙遠的記憶一下子被激活，歷史與當下迅速產生連接，讓我們對這座城市產生最真實親切的情感。

保持寫作活力的有效方式

周末周刊：地域文化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系，說到底還是一個寫作者身份認同、精神認同的問題。北京的城市文化為您的京味文學創作提供了怎樣的文化滋養?

肖復興：土耳其詩人希克梅特說過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人一生中有兩樣東西是永遠不能忘卻的，這就是母親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認同這座城市和認同母親同樣重要而不可分割，這應該就是你們所說的寫作者身份與精神的認同。你走在這座城市里，無論看到變化的，還是想到以往的，那情感就和在別處不一樣。

有一次，我讀到李健吾先生寫老北京的文章，其中寫道：“繁華平廣的前門大街就從正陽門開始，筆直向南，好像通到中國的心臟。”讓我很震撼。我曾經無數次走過前門大街，沒有一次有過這樣通向中國心臟的感覺。我問自己，為什么？這里就有你對北京歷史與文化的了解、認知和感情到底有多少的問題。只有真正深入地去了解——當然不是只從典籍里，還要從具體的生活中去了解體認，才會發現北京這座古都的博大精深。它能夠給予我們的文化滋養是極其豐富的，而我寫的只是淺淺的一洼水而已。

周末周刊：文學中的地域性，以其鮮明的歷史和地理特色而獨具風格與價值。在全球化的時代，這樣的文學創作會走向何方？

肖復興：我始終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學的地域性應該加強，如此才會讓本土的文學創作更具自己的特色。文學創作不能一味懷舊，也不能一味趨新。就像寫芝加哥的索爾·貝婁，寫伊斯坦布爾的帕慕克，他們的寫作都不曾淡化自己的地域性特點。

假如缺失了地域文化，城市會千人一面，與之相關的文學書寫空間會越來越拘謹。例如，沒有了地域性，京味文學便沒有了書寫的背景和空間，其文化歷史的血液便無法在作品中流淌，人物便容易成為空心人。我相信地域性文學創作的發展前景應該是廣闊的。

周末周刊：因此，您對北京的書寫總是落腳在人的生活上。比如，您寫《天壇六十記》，記錄的是“如水如云一般來來往往于天壇的尋常百姓庸常的生活點滴，普通人生平凡的際遇投影”。

肖復興：是的，《天壇六十記》并不是一本介紹天壇歷史或天壇風景之書，而是記錄我在天壇所見所聞所畫所遇所思的點滴，是一個個生動的人物。

周末周刊：這里的天壇成為一個載體，承載著您與他者、與城市的相遇和交流。

肖復興：我家原來離天壇很近，坐幾站公交車就到了。我那時候喜歡畫畫，每次我坐在那兒寫生，旁邊都會圍著好幾個人看，慢慢地，我就跟他們聊起來了，他們講的好多事我不知道。我覺得如果把他們寫出來應該挺有意思的，那是我不熟悉的生活，是老百姓最真實的生活。

周末周刊：就像您在《畫為媒》一文中所寫的：“到天壇寫生，不僅為了畫畫，還可以接觸好多人，隨手記下各色人等的人生百態與百味。”這種“萍水相逢”，為您的文學創作帶來了豐富性與活力。

肖復興：我覺得畫活物和人的速寫最有意思，就像農民到地頭收割農作物，頗有成就感，還可以捎帶認識很多人，知道很多事，擴展自己的寫作視野。這也是我讓自己保持寫作活力的一種有效方式吧。

萍水相逢，所以豐富多彩。有一次，我看見一個老太太坐在那兒打盹，我就畫她，畫完，給她看。她看了，說了句，我也會畫。我趕快拿出筆，說您給我畫一幅。她給我畫了一朵牡丹花、幾片葉子，我真沒想到，她畫得那么好。

前天，我也上了天壇，遇見一個老爺子，他跟我講了個故事。他會中醫按摩、針灸。他老岳母80歲的時候，得了病，身上疼，他就每天給老岳母按摩兩個小時，整整堅持了9個月，把老岳母的病治好了。我心里挺佩服這樣的故事，佩服他的堅持。

在天壇，我觀察各式各樣的人，他們跟我碰撞、跟我交流，給我很多信任和溫暖，而他們的生活是我所不熟悉的。如果我沒有到生活的現場，就不會遇見這樣的人、這樣的故事，就不會一再地感受到普通人生活中的不平凡。

得跟烙餅似的翻幾翻

周末周刊：在生活的現場，捕捉萍水相逢者的故事。一個作家如何練就觀察生活、將尋常生活寫出詩意的能力？

肖復興：孫犁先生說過：“最好多寫人不經心的小事，避去人所共知的大事。”對此，我很贊同。我的散文，就是希望寫一些小事，而且這些小事是我們每個人都能經歷的。

我一直喜歡散文。讀中學時，我喜歡冰心、蕭紅、韓少華和何為的散文。年老之后，我喜歡孫犁、沈從文和汪曾祺的。這些作家的散文有共同的特點，都是書寫普通生活，并從日常中寫出一點溫暖的詩意，讓我的心微微一動。

生活里總有這樣那樣的不如意，甚至坎坷與痛苦，但生活里也有詩意的閃爍。特別是苦難中的詩意，使得我們面對生活時多了一份勇氣、信心和韌性。這是我們中國人樸素可貴的性格，也是散文最值得珍視的品格。

周末周刊：對小事的書寫，亦可抵達文本“最值得珍視的品格”。

肖復興：普通人不會經歷許多的大波大瀾，經歷的多是小事、小漣漪，許多的點滴恰恰構成了我們人生的幾乎全部。我們珍惜這些小事，就等于珍惜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重視的就是這些小事，如何把這些小事寫好，讓讀者動情動意，這是作家的本事。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特別擅長在瑣碎的日常中構建電影，在尋常時光中流淌出真實的生活質感。生活中哪有許多驚心動魄的大事？都是婆婆媽媽的小事。他的電影《如父如子》《步履不停》等，哪個不是這樣的事？他有一本書，書名就叫“還是得活在日常里啊”。

我寫作，就是要“死磕”這些瑣碎的小事、別人不經心的小事，把它挖掘出來。因為，失去了瑣碎的小事、失去了日常，寫作往往會大而無當，沒有血肉，無法打動讀者。所以我努力把有味道的日常小事挖掘出來，以求贏得更多的共鳴。

周末周刊：作家與讀者都是生活在日常里的，作家用自己的“有心”捕捉的那些“失去”的日常，恰恰可以令讀者“心有戚戚焉”。

肖復興：但是，捕捉到了這些瑣碎的日常，你千萬不要輕易地去寫它。你還要在心里頭掂量掂量，得跟烙餅似的翻幾翻，你才能把它烙熟。今天遇到一個事，得想一陣子，在腦子里弄清它的脈絡，再去考慮怎么寫。現在，有些散文寫作太隨意。

周末周刊：一旦對瑣碎的日常留意起來，便會發現各種各樣的小事太多了，就要面對取舍的問題，您取舍的標準是什么？

肖復興：選擇的主要標準就是，它哪一點打動我。我覺得和陌生人的這種交往最能打動我，萍水相逢的人最容易敞開心扉。在《童老師》這篇文章中，我寫了我在天壇遇到的“北漂”童老師。他是退休后跟隨子女來到北京的。他和我說，在老家當老師的時候，很多人認識他，而到北京后，不得不接受沒什么朋友的心理落差。那天，他和我告別轉身而去的時候，我喚了他一聲“童老師”，這讓他回頭一愣。這一愣，就是打動我的點。

蘇聯作家巴烏斯托夫斯基說：“對我們周圍一切的詩意理解，是童年時代給予我們的最偉大的饋贈。如果一個人在悠長而嚴肅的歲月中，沒有失去這種饋贈，那他就有可能是位詩人或作家。”我始終謹記這話。

好的文字應該是一種夢

周末周刊：2024年，您的兒童文學作品《風啊吹向我們》出版，這部作品聚焦了少年友情對于成長的意義這一命題，書中人物的原型同樣來自您自己的生活。

肖復興：這本書是寫我初一那年的生活。那時，我在學校里并不顯眼，很容易被淹沒。在茫然無措的時候，我遇到了第一個朋友，他對我的鼓勵很重要。書中的小秋是兩個人物的結合，其中一個就是他。他喜歡看書，借給我一本《千家詩》，線裝的，我印象特別深。他讓我開闊了眼界，原來世界上還有好多我不知道的書。

另一個人物原型是我初三時認識的我們學校高三的一名學生，我在學校“百花園地”上讀到他的專欄，寫的是童年的故事，特別吸引我。他還在《北京文學》發表過一篇散文，是我們學校唯一在刊物上發表文學作品的，那是了不起的。這兩個人給予我的友情非常純真、非常美好。我想到他們，就想寫這本書。

周末周刊：這本書中的人物都與您密切相關，正如您說的，“重疊著我自己生活中的濃重影子”。

肖復興：我把童年和少年時代最美好的回憶、最富有詩意的想象、最充滿憧憬的寄托，都寫進這本《風啊吹向我們》里了。時隔多年，書寫這段恰同學少年的經歷，需要的不僅是昔日人物情景的重現，更是細節的豐盈、想象的彌合、對遠逝時光的喚醒、詩意的理解，以及可以與今天的現實生活產生關聯的新鮮認知。更需要一提的是，如果我沒有碰到這兩位同學，那我的成長就是另外一條道路，就不可能走上文學道路。

周末周刊：走上文學道路，您一走幾十年。

肖復興：我從小喜歡文學，這跟半路喜歡文學這個感情還是不一樣的吧？一輩子相伴，所以它就離不開你，你也離不開它，它成為你生命的一部分。

我有時會想，如果有一天寫作一分錢稿費都沒有，我還寫不寫作？我還是會寫。我就想起我最初寫作的時候，在北大荒，一個冬天寫了10篇散文，給誰看？沒有人。那為什么還愿意寫？因為文學讓我的精神有了一種寄托，感情有了一個存放或者抒發的地方，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它所起到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東西都取代不了的。親情、愛情、友情很重要，但它們也取代不了文學，而這三種感情，我通過文學都可以表現它們，這是文學最獨特的地方。

周末周刊：那是1971年北大荒的冬天吧？2023年，您的《燕都百記》獲花地文學榜“年度散文”時，您的獲獎感言是：那個溫暖的冬天支持我走到現在。

肖復興：是的，那年我在北大荒的生產隊里喂豬，大雪封門，我就陸續寫了10篇散文，身邊沒有人看，也不知要往何處寄。思前想后，我挑選出一篇寄給了葉圣陶先生的長子葉至善。他幫我修改了文章，并在信里說，如果還有別的文章也可以寄給他。于是，我又把另外的9篇文章都寄給了他，他又陸續修改后寄還給我。他都是逐字逐句地進行修改，其中有一篇，因為改動多，他還重新抄寫了一遍。大約在1972年春天，我將其中的一篇《照相》寄了出去，發表在新復刊的《北方文學》上，我最初的文學創作就是這么開始的。對于當時的我來說，那是非常珍貴的幫助與鼓勵，所以那個冬天特別溫暖。

周末周刊：您如何理解文學對于生命的意義？

肖復興：在我的生命歷程中，我對萬事萬物的美感、善感和敏感，都是文學藝術給予的。我覺得，美感、善感和敏感就是文學對于人的作用。它讓人的情感更豐富更細膩，對美好事物的感知更敏銳更深刻。人不可能一輩子都順利，總會遇到挫折，而文學可以為我們提供另一種生命通道，就像逃生通道那樣為我們排解些許情感或情緒上的問題。

周末周刊：在互聯網時代，一方面寫作可以無所不在，另一方面文學卻日漸寂寞，身處其間，真正的作家該如何選擇與堅守？

肖復興：商業浪潮洶涌，文學確實受到了沖擊。同時，網絡又使得寫作尤其是散文寫作失去了門檻，十分泛濫。我曾經打比方說，這讓散文這種本來溫潤的文體，粗糙如同搓腳石，隨便可以搓出一腳泥來。寫作過于輕松，就難免像口香糖一般被隨意咀嚼和吐掉。而好的文字應該是一種夢。它是心靈的外化，是精神的一種追求，它比我們自己走的路長、抵達的地方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