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韜奮致胡適信札 1927年11月10日

《民本主義與教育》，鄒韜奮譯本，商務(wù)印書館“大學叢書”本，1933年7月版

《生活》第三卷第五期，頭版刊發(fā)胡適專訪報道

鄒韜奮（1895—1944，原名鄒恩潤）這個名字，知名度是很高的。后世讀者無論是否熟悉其人其事，至少也是聽聞過的。曾矗立于北京東城區(qū)美術(shù)館東街22號的三聯(lián)韜奮書店，一度曾是北京乃至整個中國的文化地標之一，這里是讀書人與愛書人的“朝圣”之地。

至于胡適的名號，稍稍了解“新文學”與“新文化”運動的讀者，也大多知曉。然而，鄒韜奮與胡適之間的交往，究竟是否密切，又究竟有何事跡可圈可點，卻似乎并沒有多少研究者關(guān)注過。

究其原因，無非是胡適早年“暴得大名”，而鄒韜奮則成名較晚，二人年齡上雖只相差四歲，可在生活境遇與事業(yè)路徑上卻差異頗大，看似沒有太多的交集，也確實沒有留下什么可資探研的史料文獻。

不過，作為知名記者的鄒韜奮，與作為著名學者的胡適，曾經(jīng)有過一次面對面的專訪，且此次專訪內(nèi)容還被大張旗鼓地發(fā)表在了鄒氏主持的上海《生活》周刊之上。僅據(jù)筆者所見，這應(yīng)當是目前所知的，二人交往中唯一一次有公共文獻記載的事跡。

試想，在1920—1940年代，那個以結(jié)識、談?wù)摵m其人其思其動向為時尚的公共文化圈子里，作為媒體工作者的鄒韜奮，在終于獲見并專訪其人之后，也應(yīng)當是可以不無自得地向業(yè)界同仁侃一侃“我的朋友胡適之”之類的話語了罷。雖然，這不過是“韜奮”與“適之”的一面之緣而已。

1927年11月10日鄒韜奮致信胡適約定專訪

1926年10月，鄒韜奮開始主持上海《生活》周刊編輯工作，終于得以從事自己夢寐以求的新聞出版工作。他決定根據(jù)社會和讀者需要，從內(nèi)容到形式，對《生活》周刊進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并確定該刊的宗旨為“暗示人生修養(yǎng)，喚起服務(wù)精神，力謀社會改造”。而此時的胡適，正在環(huán)游英美各國，忙著講學與考察，直至1927年5月歸國，迅即又在上海與徐志摩等人創(chuàng)辦了新月書店。

1927年11月10日，鄒韜奮向當時暫寓上海的胡適寫了一封信，一方面表達敬重之意，另一方面也表示希望對其進行一次專訪。信文如下：

適之先生：

久切心儀，無緣識荊，至以為悵。為著《生活》周刊的事情，我很想和先生作幾分鐘的談話。因知先生事忙，未敢冒昧。倘蒙見許，請告我一個時間。

《生活》周刊的讀者好幾次引起精神物質(zhì)之爭，我們要想把大著《我們對于西洋與近代文明的態(tài)度》一文在《生活》里轉(zhuǎn)載一下，以餉讀者，未知能蒙許否。祝你康健。

鄒恩潤上

十六·十一·十

一通短札，既要約談，還要約稿，鄒韜奮對胡適的推重，溢于言表。字里行間，都不難看到，無論是出于個人思想立場上的契合，還是出于《生活》周刊辦刊宗旨上的契合，主持刊物編輯未久的鄒韜奮，對于專訪胡適一事，都是既感興奮激動，復(fù)又鄭重其事的。

事實上，早在鄒氏致信胡適四個多月之前，《生活》周刊已經(jīng)刊發(fā)過《胡適之先生最近回國后的言論》（1927年6月26日），只不過，這是轉(zhuǎn)發(fā)原載于《大陸報》的報道，還不是《生活》周刊的獨家報道。即便如此，轉(zhuǎn)載刊發(fā)之后，讀者反響熱烈，也一度引發(fā)熱議。因此，鄒氏致信胡適請求專訪一事，若能實施，則將是《生活》周刊的首篇“獨家”報道，此舉對刊物本身的發(fā)展，自然是有著很好的推動力的。

1927年11月16日鄒韜奮專訪胡適撰發(fā)長文

1927年12月4日，《生活》周刊第三卷第五期印發(fā)。這一期刊物頭版，醒目地刊載著“訪問胡適之先生記”的標題。往后翻看，竟有足足三個整版的專訪內(nèi)容，且圖文并茂，很是生動可觀。受篇幅所限，僅摘錄部分內(nèi)容如下：

訪問胡適之先生記

預(yù)約

我先幾天寫一封信云約定晤談時間，承他回信說：“我下午在家時多，極盼來談，最好先打電話（西，六九一二）一問。”我在十六日下午便打一個電話給他，承他勤勤懇懇的指示怎樣乘二路電車，到了靜安寺路頭，走幾分鐘走到“四十九號A”就到了，不過不是沿馬路的，是要轉(zhuǎn)灣到一個弄子里面去的。

……

怕新聞記者！

我談話的時候，從衣袋里拿出一本小簿子，抽出一支自來水筆，胡先生看了笑著說道：“你不要做新聞記者的樣子！我看見這種新聞記者的樣子，心里有點害怕！”我也大笑答道：“你不要害怕，我今天是專為《生活》來看你先生的，所以把要問的話，略為備了一點‘大綱’；一則可以有些系統(tǒng)，二則可以節(jié)省時間。”

對于本刊的意見我先把本刊的宗旨告訴他，并說你先生曾經(jīng)說過，少談主義，多研究問題，本刊是要少發(fā)空論，多敘述有趣味有價值的事實，要請你加以切實的批評與指導(dǎo)。胡先生說：“《生活》周刊，我每期都看的。選材很精，辦得非常之好。”說到這里，更鄭重的申明：“我向來對于出版物是不肯輕易恭維的，這是實在的話……我并聽得許多人都稱賞《生活》周刊。”

……

現(xiàn)在的日常生活

我問先生現(xiàn)在每日做什么事？他說每星期在光華大學教授三小時，在東吳法科大學教授三小時，這兩個地方每星期里就費了他四個上午。此外都在家里著書。我問每天大概著多少字？他說，“不一定，像前幾天的四天里面，連做三篇序，都很長，每日約三千字至六千字。昨天便玩了一天。”我覺得這種生活倒也舒服，著作得起勁的時候，就做；做得吃力高興歇歇，就玩?zhèn)€一天。但是這也看各人所處的情境，不能一概論的。

對于中國的觀察

后問先生對于中國前途的觀察，有何意見發(fā)表。他笑著說道：“我不談?wù)巍！蔽艺f撇開政治而談社會，我覺得近年來我國社會在思想方面確有進步，你以為如何？他說：“近年來我國社會確有進步。只要有五年的和平，中國便大有可為。”

本分人物

我說各國在思想界總有一二中心人物，我希望胡先生在我國也做一位中心人物。他說：“我不要做大人物。”我進一步問他：“那末要做什么人物？”他說：“要做本分人物，極力發(fā)展自己的長處，避免自己的短處……各行其是，各盡所能，是真正的救國。”

努力

我這次費了胡先生三刻鐘，承他臨時替《生活》周刊寫了一張古的新詩（即本期所刊墨跡），最后我問他討了一張本身相片和一張家庭相片，興辭而別。握別的時候，胡先生還說他很佩服《生活》周刊的努力精神。

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晚十一時記。

這篇專訪報道，有著近三千字的篇幅，但無十分明確的采訪主題，更像是鄒、胡二人初晤時的閑聊。整個專訪過程，輕松適意，友好親切。

值得一提的是，報道中所附胡適肖像照片，應(yīng)當是胡適本人比較喜愛的一張“標準照”。這張照片，拍攝于1925年12月17日，即胡適35歲生日當天所攝。當時，胡適贈送友朋的個人照片，多取用這一張。后來胡適出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時，在學校內(nèi)刊紀念冊上刊印的校長肖像照片，也選用了這張照片。直至十年之后，1935年林語堂主編的《人間世》雜志，編印《二十今人志》時，選取的胡適肖像照片，仍然還是這一張。

至于那一幅胡適手書的“古的新詩”，乃是初唐王梵志的詩；因其為禪僧，喜用白話作詩，正合胡適所推崇的“白話文學”旨趣。所以，胡適手書一幅贈刊，以示表彰“白話文學”之意。

需要說明的是，這一首古詩，胡適生前非常喜愛，曾題寫過多次，用于贈送友人。后來，胡適于1934年開始，發(fā)愿從中國古詩中選注“每天一首詩”，期望從中甄選出文詞簡明又品格高超的好詩。這項工作歷時十八年之久，中間經(jīng)過多次增刪，至1952年時選定了一百零五首（1960年在臺灣修訂完稿），而王梵志此詩，就列于首位。

專訪之前：鄒韜奮投稿無果 連連致信胡適催問

記得幾年前，在某次拍賣會上，有一通鄒氏致胡適信函上拍。若此函確為真品，那么，鄒氏致胡適的通信，將從目前已知的兩通，增加為三通。僅就拍賣圖錄所見，信件原文如下：

適之先生：上年十二月底寄由先生轉(zhuǎn)交世界叢書社拙譯杜著稿件一束，至今兩個多月了，未得一點消息。現(xiàn)寄上郵票十分，如該社不收此稿，請先生即為寄還。如先生并未收到，亦請寫幾個字告訴我。當時此稿是用掛號付寄，得信后可往郵局查詢查的。如該社以為可用，也望示及，我便把全書寄上。總之，請先生明白見示，免我如陷五里霧中。

祝你健適。

鄒恩潤上 三月十日

據(jù)信文內(nèi)容，約略可知鄒氏曾委托胡適，向世界叢書社轉(zhuǎn)交一部譯稿，謀求出版。然而，兩個多月之后，卻沒有收到出版社方面的任何消息。因此，鄒氏致信胡適，希望能為之探知明確消息。鄒氏在信中表示，若出版社不用其稿，請即寄還，還在信文之末粘貼了用于回郵的郵票兩枚。

事實上，在此信發(fā)出約兩周之前，鄒氏早已致信胡適，同是為此譯稿出版的事，催問過一次了。這一通寫于2月28日的信札，已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8冊，即為目前已知的鄒氏致胡適兩通信札之一。為便于考述，轉(zhuǎn)錄信文如下：

適之先生：上年十二月下旬由郵掛號寄上拙譯《民治與教育》第一章，備世界叢書社採擇。兩月之久，未得該社覆示。未知收到否，甚以為念，特此來詢，尚乞示及為感。此請

著安。

鄒恩潤上 二月廿八日

兩通信文合在一起解讀，當年鄒氏投稿未果，連連致信胡適催問的情形，已經(jīng)躍然紙上。那么，這兩通信札究竟寫于何時呢？

鄒韜奮譯述《民本主義與教育》之出版歷程

首先，鄒氏寫于2月28日的信中，曾提及譯稿名為《民治與教育》，3月10日的信中又提及“拙譯杜著”云云，可知此“杜著”，即美國著名學者，胡適的大學導(dǎo)師杜威（John Dewy，1859—1952）所著《Democracy and Education》。

此書乃杜威名著，1916年3月初版于美國紐約，早已被中國學界所關(guān)注。1919年杜威訪華前后，此書更是被廣為宣傳，蔡元培、胡適、陶行知、蔣夢麟等紛紛撰文介紹或提及。不過，此時此書尚無中文全譯本問世，對此書的中文譯名也各不相同，譯者也都各執(zhí)己見。

譬如，1919年3月，陶行知率先在上海《時報·教育周刊》上撰發(fā)《介紹杜威先生的教育學說》，將此書書名譯為“平民主義的教育”。同年4月，胡適在北京《新教育》雜志上撰發(fā)論文《杜威的教育哲學》，文中又將此書書名譯為“平民主義與教育”。

“Democracy”（民主主義）一詞，自陶行知與胡適譯為“平民主義”之后，得到國內(nèi)學界所普遍認可。1922年9月，此書中文全譯本問世，由商務(wù)印書館正式出版，定名即為《平民主義與教育》，一經(jīng)出版，迅即為社會各界所關(guān)注，儼然已為杜著中譯之“定本”。

幾乎與陶行知、胡適等人同時接觸到杜威學說的鄒韜奮，在那個時代的學術(shù)潮流之中，卻有著自己獨特的評判眼光與嚴格的譯介標準。早至1919年，已對《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書有所了解的鄒韜奮，即將原著的中文譯名定為“德謨克拉西與教育”，發(fā)意要全部譯出此書。在這里，鄒氏將“Democracy”一詞，直接音譯為“德謨克拉西”（即五四運動期間的所謂“德先生”），而不采取“平民主義”的意譯之法。

同年4月，《教育潮》雜志創(chuàng)刊號上刊發(fā)的《記杜威博士》一文中，亦將杜著中譯名稱定為“德謨克拉西與教育”，與鄒氏譯名不謀而合。這一年，尚在上海圣約翰大學就讀的鄒韜奮，已譯出此書前四章。1920年1月，鄒韜奮將已譯出的前四章，分別投至《新中國》雜志，并于該雜志同年1、4、7、8月各期發(fā)表。這一年，鄒氏還致信陶行知，請其校閱譯本。

1921年，全書初稿譯畢，鄒氏又將各章內(nèi)容摘要，集為一篇論文，題為《民治與教育》，于同年12月15日，發(fā)表于上海《時事新報·學燈》之上。七年之后，1928年3月，商務(wù)印書館終于出版了鄒恩潤譯述、陶行知校訂的杜著中文全譯本，定名為《民本主義與教育》。據(jù)考，鄒譯本更加系統(tǒng)全面，出版之后影響日漸擴大，逐漸替代了所有早期譯介版本。

1929年10月，鄒譯本被列入王云五主編的“萬有文庫”再度印行，1933年7月又被列入“大學叢書”三度印行；1947年5月還被列入“新中學文庫”新版印行，至1949年已三版重印。從1920年代末初版以來，鄒譯本以其嚴格精準的譯筆，獲得了各界讀者的一致認可，其影響力延續(xù)至1930、1940年代，終成新一代權(quán)威譯本。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據(jù)上述鄒氏中譯杜著之歷程簡況，可知鄒氏兩度致信胡適的時間，可能為1922年二三月間。2月28日的那一通信中所稱“上年十二月下旬由郵掛號寄上拙譯《民治與教育》第一章”，正是鄒氏在上海《時事新報·學燈》發(fā)表其摘譯匯編的《民治與教育》一文之際。

遙思一個世紀之前，鄒氏兩度致信胡適，希望由其轉(zhuǎn)致世界叢書社，出版其譯本，可胡適是否復(fù)信，此事究竟如何處理，遍查《胡適日記》及今存書信中，均無記載。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由世界叢書社出版鄒氏譯本的企望，最終落空，否則不會再待到六年之后，才交付商務(wù)印書館初版。

遺憾總是有的，但因一度出版未果而使鄒譯本“后出轉(zhuǎn)精”，并隨之成為上個世紀30年代的公認通行譯本，這對于鄒氏個人來說，也未嘗不是一樁“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人生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