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毅中兄，是1953年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上大二的時候。那年我們52級和以人才薈萃著稱的51級（分別來自北大、清華、燕京）同住統艙式的六號樓。我從熟悉51級情況的同學處得知，毅中兄是其中的翹楚。無獨有偶，我在拜謁中文系教授吳組緗先生時，他也讓我就近向毅中兄學習。因此，毅中兄的中國文學史（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課堂筆記就成為我預習這段文學史的首選（下一年林庚先生講授這一段）。他的筆記，并不全錄講課內容，但精要切當，看得出是用了心思的。我與毅中兄見面交談并不多，卻明顯感到了他為人、求學的厚實。

再見毅中兄，已是1956年的9月，他已被浦江清先生免試錄取為首屆副博士研究生（四年），與我對門而居。這次給我的突出印象，是他竟帶來了一部《四部叢刊》，密密麻麻擠滿了一大書架。這在同屆研究生中，是獨一無二的。我開始意識到他肯定出身于積學有素的書香門第，否則很難得浦、吳二師的青睞。但入學不到一年，就開始了一系列的運動，根本無法靜下心來讀書治學。毅中兄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并未停止他要交的頭一份作業——《宋元話本》。1958年，我和他一起到十三陵水庫工地勞動，四個人擠在一小間只鋪了稻麥稈的地上，連翻身也困難。同年七月，我們又一起被派往平谷勞動，擠在一條土炕上挨枕而眠。當地習慣，不吃早飯即下地勞動，這對過慣了一日三餐的南方人可是極大的考驗。熬了一兩天后，我們便學乖，頭天晚上弄兩個菜團子，第二天勞動時放在地頭衣服中。餓得熬不住時，便彼此相約：“到地頭去化一化（補充點能量）。”我至今記憶猶新。

1958年11月，我奉命至門頭溝勞動。行前見毅中兄正捆扎書籍，收拾行李，我很奇怪。他告我已調中華書局，不繼續在北大讀研了。這些年來，我已約略得知他的處境，深感他此舉的正確（當時中華書局的總經理金燦然是極重人才的領導，搜羅了一大批青年才俊）。果不其然，到中華兩年，他就交出了一部十來萬字的《宋元話本》的“作業”。其內容扎實厚重的程度，令我們這些只發過四五篇小文章的師弟汗顏。此書出版時，他還請我們在他家撮了一頓，并提出讓我寫一部《盛唐邊塞詩派》，可惜我雖作過一點前期準備，卻因調安徽與妻兒團聚而中斷。再說，以我當時的學力，也寫不出厚實如《宋元話本》的著作。

《宋元話本》出版后，至退休前，毅中兄還陸續有論述發表，但他最為人稱道的是，在崗期間一心撲在工作上，絕大部分著作都是退休以后撰寫的。2010年他八十大壽時，我應邀參加，會上發言者無不稱贊他這種愛崗敬業精神和退休后超人的勤奮。我拜讀過他退休后寫的論文，每篇均有新意，又都有實實在在的依據，絕無蹈空之弊。至于他提出的“古體小說”和“近體小說”的分類，已為小說學界越來越多的學者所贊同。

毅中兄在崗期間，除了主抓一系列超大型項目外，對“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的擘畫也起了重要作用。我和恕誠（編者注，指安徽師范大學教授余恕誠）合撰的《李商隱詩歌集解》初版，就是他任文學編輯室主任時補充收入古籍整理規劃的。此書從交稿到出版，只用了五年半，這在20世紀80年代，已經是高速度了。此后《李商隱詩歌集解》由我獨力增訂，《李商隱文編年校注》《李商隱資料匯編》的出版，也都和毅中兄、璇琮兄（編者注，指中華書局原總編輯傅璇琮）的努力分不開。“李氏三書”若能傳之更久，程兄之功實不可沒。

我年邁力衰，近事每忘，但2010年毅中兄八十壽辰上的情事卻歷歷在目。數月前張忱石兄來信，提及毅中兄每日繞蓮花池公園數周，又見他在《文學遺產》2023年第5期上的論文，心想其身板健實，一如往昔。只是我記錯了毅中兄的生日，把三月誤記成二月，打電話祝賀，結果接電話的竟是其兒子，謂毅中兄住院已久。我耳背聽不清，也不便細問。孰知不久噩耗傳來，如雷轟頂。20世紀50年代入學北大的一代巨星，就此沉沒。這對我是警示，更是督促。

（作者：劉學鍇，系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