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6世紀開始，歐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中國熱”，引發了歐美本土文人對中國的濃厚興趣。在這一背景下，包括《論語》在內的中國傳統典籍逐步成為西方了解中國社會、文化、思想的一個重要來源，并促進了此后400多年“中學西傳”和“西學東漸”的進程。由于《論語》在歐美的早期傳播涉及多個國家、多種語言，這里主要梳理俄羅斯、英國、美國、法國的史料。

《論語》的文本傳播概況

《論語》共20篇492章，簡樸精練的句式，多樣化的記述方式，口語化的虛詞和疊詞、疊句的使用，反映了當時的中文和中國哲學、文學等風貌。李宇明指出，《論語》涉及到不少語言應用的規范和對語言行為的態度，它把語言看作思想的外在表現，是仁、義、禮等的外顯形式之一，體現著人的品位類屬。自東漢起《論語》就被列入儒家經典，南宋時理學家朱熹將這本著作與《大學》《中庸》《孟子》合為“四書”，此后“四書”不僅成為歷朝文人的必讀典籍，而且逐步成為中國科舉考試的重要參考。

對《論語》加以注釋的歷朝文人眾多，當前流傳有序且影響較大的注釋性著作有：漢朝鄭玄的《論語注》，三國曹魏何晏的《論語集解》，南梁皇侃的《論語義疏》，宋朝朱熹的《論語集注》，清朝劉寶楠的《論語正義》，民國程樹德的《論語集釋》。其中的前四部也隨《論語》一起傳播至海外。朱熹注本被認為是關于《論語》著述的集大成之作，從而成為海內外學習和研究《論語》的必讀文獻。

大約在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3世紀，越南、朝鮮半島、日本等先后引入、學習《論語》等中國典籍。至今，在漢字文化圈地區，從上層社會到普通民眾都會自覺推崇儒家文化等中國傳統觀念，儒學的影響力也涵蓋了政治、思想、教育、科舉、習俗等多個領域。

在歐美地區傳播時，《論語》的受眾則略有不同，呈現出精英化的特征，影響力是從宗教領域逐漸擴散到哲學、文化、教育等領域，擴散時間集中于17—19世紀。其傳播歷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初步學習、翻譯《論語》等典籍，譯文種類相當豐碩；第二階段是編寫各種含《論語》內容的通用型或專用型中文教科書，幫助學習者增強書面語能力；第三階段是在傳教士漢學帶動下專業漢學發端，《論語》等典籍被作為漢學或中文專業開展研究、實施教學的重要內容。

李宇明、王春輝指出，一個語言的文本被譯出的數量，常常可以作為衡量這一語言影響力的重要指標。因此，《論語》的翻譯語種數、版本數，也是其國際影響力的一個重要標志。據楊育芬2022年的不完全統計，《論語》已被翻譯成30多種外國語言文字，而1980年代至2019年中國主動翻譯的英語版就有49部。實際上，從16世紀末之后，歐美就陸續出現了包括《論語》在內的“四書五經”等中國典籍的拉丁語、俄語、法語、德語等多種語言的譯本。例如，劉麗芬統計出從1729年至2014年《論語》的俄語譯本有17個；張一帆指出，早期西班牙語《論語》譯本皆轉譯自以英、法語為主的歐洲語言，20世紀50年代以來出版的西班牙語譯本超過了15種。

《論語》在歐美的傳播背景

《論語》等中國典籍在歐洲的流傳可追溯至16世紀末，18世紀才擴散到北美洲。法國漢學家梅謙立等指出，天主教耶穌會意大利籍傳教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結束在中國的傳教回國后，于1590年完成的西班牙語“四書”手稿，實為儒家經典西傳的第一個譯本。張西平也認為，羅明堅是儒家經典西傳的真正開創者。

1601年另外兩位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的利瑪竇（Matteo Ricci）和西班牙的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身著儒服來到北京，受到明朝萬歷帝的召見和優待。他們獲準居住于北京，從而開創了此后多年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方式：一方面，努力適應中國環境、勤奮學習中文、中國典籍和文化、著書立說、向西方介紹中國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用中文向中國民眾傳播基督教和西方的自然科學等知識。在這樣的背景下，從16世紀末開始，《論語》等中國經學典籍逐步傳播到歐洲。

入華初期的傳教士不懂漢語，看不懂中國典籍，也缺乏最基本的中文教科書，于是他們找來中國老師，從學說中國話、創制漢語拼音、編寫漢外字典詞典開始，逐步進入到學習、翻譯中國傳統典籍。基于此，他們編寫了大量的漢語教材，并有聲有色地開展起中文的教學和中國各類典籍的研究工作。這些舉措幫助傳教士們架起了與中國的達官顯貴、文人雅士密切交往的橋梁，并為后來的傳教士掃清了學習中文及中國文化的障礙。

17世紀初大量歐洲移民來到北美大陸，“四書五經”等中國典籍也隨之擴散到北美地區。張濤指出，在美國建國之前即1735年，《紐約周報》就刊登了關于孔子及其《論語》的介紹。此后，有關“四書五經”譯文的轉載、摘錄等文章也時不時地出現在北美報紙上，但主要是引述歐洲人的看法。19世紀早期的美國已經意識到，向民眾講解孔子有助于拓寬美國人的認知視野。

《論語》在歐美的傳播方式

羅瑩指出，從利瑪竇開始，來華耶穌會士在文人的協助下，系統地制定了西書漢譯和漢書西譯計劃。因此，17—19世紀出現了大量用各種歐洲語言翻譯的“四書五經”等典籍的譯本。

徐萬民也提及，1729年駐北京的東正教傳教團培養的首位漢學家羅索欣（И. К. Россохин），指導其學生沃爾科夫（Якoв Boлкoв）翻譯了包括《論語》在內的“四書”，因此沃爾科夫成為“四書”的第一位俄譯者。曾在北京擔任東正教傳教團團長的俄羅斯中國學、東方學創始人比丘林（Н. Я. Бичурин），于1820年至1821年譯出了完整的“四書”及朱熹的相關注釋，雖然未出版，但他被稱作“西方漢學家中第一位正面評價中國注疏對了解中國歷史與文化意義的人”。《論語》原著和譯本被帶回俄羅斯以后，當地漢學界對《論語》的解讀也不斷深入，圣彼得堡科學院院士、東方學系創始教授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出版的《漢語文選》（Китайская хрестоматия，1868年）就收錄了其《論語》譯本。這個譯本逐字逐句翻譯，譯釋結合，使原文模糊含蓄之處明晰化，降低了譯文讀者的閱讀負擔。劉麗芬指出，這個譯本是當時唯一一本在俄國得以傳播的譯本，其意義重大。

英國傳教士馬士曼（Joshua Marshman）也是一個非常傳奇的例子，他未曾到過中國，只是在印度傳教多年，卻于1809年在印度翻譯出版了第一本英譯版《論語》（The Works of Confucius）。馬敏指出，這本譯著是繼明末清初天主教傳教士之后，首次用英文比較翔實地將半部《論語》介紹給了西方。

16世紀到20世紀初，《論語》也被歐美人用作學習中文尤其是書面語的基礎教科書、翻譯教科書、文化（含文學）教科書。馬士曼還通過自己的另一本著作《中國言法》（1814年），總結了自己對漢語書面語的認識、分析。該著被認為是西方第一部漢語文言語法專著，兼有漢語教材的特點，所選的近500個中文例句中有100多個引自《論語》。同時代的英國傳教士、漢學家艾約瑟（Edkins, Joseph）指出，《中國言法》“是一本非常有用的和富有建設性的書”。何群雄認為，馬士曼的中譯本《圣經》中所采用的“馬士曼—拉沙譯法”盡量接近“文言色彩”，結果反而比“馬禮遜譯法”更容易理解。不難看出，馬士曼通過對《論語》等中文典籍的學習打下了深厚的文言文、中國文化功底，英譯本《論語》、文言語法著作《中國言法》和中譯本《圣經》等就是他的重要學習成果。

法國耶穌會士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所著的《漢語札記》（Notitia Lingae Sinicae，1831年），口語語料主要來自中國戲曲和小說，而書面語語料則主要來自“四書”。當時很多西方人的觀念是：無論是語言學習還是文學思想研究，以《論語》為代表的儒學經典都是“古代中國典籍的開山之作”，學習中文就要像中國孩童一樣從“四書五經”開始學起。

1832年美國第一位來華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創辦了《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6年之后陸續有許多西方人在該報上介紹學習中文的心得體會。據傳教士費羅（Philo）在該報刊登的《漢語學習評述》介紹，他可能花了一半的時間在漢語書面語的學習上，其所列書目也包括“四書五經”等典籍。

羅索欣（Россохин. И.К）于1741年回到俄羅斯后，在彼得堡皇家科學院擔任滿漢語翻譯與教學工作，他要求學生們在初學階段熟記《千字文》《三字經》和“四書”。喀山大學在1837年首次設立漢語系，擔任首位系主任的西維洛夫（Д. П. Сивиллов）也翻譯過“四書”，但未出版。作為俄國第一位中國文學史專家，瓦西里耶夫從中國回到俄羅斯以后，還將《論語》作為漢學四年級學生的必修課。

從19世紀開始，隨著中西接觸的進一步增多，政治、文化、商貿交流的深入，許多西方國家急需培養大批了解中文和儒家典籍的漢學人才，當地的漢學研究開始向專業化、學院化階段發展。法國、俄羅斯、英國、美國等國的多所大學先后設立漢學或中文教席，開設相關課程，甚至建立漢學或中文專業。當時歐美文人對《論語》進行翻譯、注解的成果已經很豐富了，于是一些漢學家開始用專著或在其著作里用專門章節來分析、闡釋《論語》等儒家思想。而這些成果也成為奠定漢學向專業化發展的重要基石。

1814年，雷慕莎（Abel-Rémusat）被任命為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這是歐美漢學向專業化、學院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雷慕莎用法文翻譯了《論語》等典籍，還在其著作《四書札記》中闡述了儒家學說。郝運豐、梁京濤認為，與之前耶穌會士的譯文相比，雷慕莎的闡述更為清晰、準確。

1837年倫敦大學學院設立了首個中國語言文學教席，首任教授是新教傳教士塞繆爾·基德（Rev. Samuel Kidd）。他曾在著作中多次提及孔子的思想，以及自己學習“四書五經”的經驗。曾在中國生活40多年的英國外交官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也曾在1869年出版過英譯本《〈論語〉：孔子的言說》，1888年他成為劍橋大學首任漢學教授。

美國新教傳教士、漢學先驅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76年在耶魯大學開設了中文課程，該校還建立了全美第一個中文教研室和東方學圖書館。衛三畏的《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1848年第一版，1883年修訂版），是美國人完成的第一部關于中國的綜合性學術論著，書中的第11章《中國經典文學》就包含“《論語》”“孔子生平”“儒家倫理體系的特點”等內容。張源認為，該著作是真正意義上美國漢學的開端。

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波波夫（П. С. Попов）在1910年出版的譯本《論語·孔子及其弟子的格言》，標志著俄國儒學史研究正式開始。在翻譯時波波夫力求簡潔、準確，將自己和其他譯者的譯文進行比較，在注釋中不僅發表自己的見解還附上中國古代文人的注疏。

隨著翻譯、研究成果的不斷豐富，《論語》的影響又從宗教領域延伸到一些哲學、思想和文化領域，傳播對象也從傳教士擴散到漢學家和一些社會、文化精英。

比利時傳教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等所著《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包括《大學》《論語》《中庸》的拉丁文譯本，并收錄了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根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家語》等編寫的《中國哲學之父孔子傳》，還極為罕見地附上了孔子像。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時期許多哲學家、思想家從這本書中重新發現和認識中國，比如伏爾泰（Voltaire）等人就希望借助孔子思想來探求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基礎。

馬祖毅、任榮珍指出，美國超驗主義代表人物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也十分推崇儒家思想。愛默生還將《論語》的句子，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化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人是一條不明源流的溪水。人生的存在總是從人們一無所知的地方降落在人生之中……每當我觀看那條我看不見源流的河水時，……我發現我只是這條天水的驚詫的旁觀者。”

以《論語》為代表的“四書五經”等典籍蘊含著中國的文化精髓、政治智慧、教育理念、哲學思想等內容，是彌足珍貴的人類共同精神財富，而歐美傳教士、漢學家亦是“中國故事”的重要傳播者、解釋者。若能多角度、多層面地深入挖掘這些典籍早期在海外傳播的史料，培養一大批能正確理解和精準把握中國發展脈絡的當代漢學家，必將提升海外學習者對中文的文化價值、學術價值的認可度。

（作者：鄭夢娟，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