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拜妮：悅然老師好，很高興有機會在雜志上用這種形式向您提問。早期的作品我基本上都讀過，除了《櫻桃之遠》，算是比較資深的讀者了。在出版長篇小說《繭》之前，您曾有過一段較長時間的停滯，沒有被潮流和高版稅誘惑和裹挾，而是選擇慢下來，在某次采訪中您給出的理由是心中有一個屬于自己的文學標準，不希望背離標準。這個文學標準究竟是什么？如今有發生改變嗎？

張悅然：我的標準就是希望寫出我心目中的好小說。至于這種好小說是什么樣的，一直在隨著時間產生變化，不過這個變化也并不是特別大。我仍像開始寫作時一樣，相信好的小說一定是動人的，但我對形式、技巧的關注遠不如從前。我更在意的是一個小說所呈現的思想世界，以及作家靈魂的獨特性。不過，我認為是因為要把小說轉化成商品，進而出版和出售它，我們才會用到“停滯”這個詞。我們用寫完一個作品的方式，來計量思考的進展，很多時候并不準確。我經常停，但很少滯。

顧拜妮：您一直都比較關注女性寫作，之前在“看理想”App上還錄制過一個叫《女作家》的節目。我想知道，給您寫作帶來影響最深的是哪位女作家，這種影響如何體現在您自己的作品里？

張悅然：那個音頻節目里分享了多麗絲·萊辛、安吉拉·卡特、托尼·莫里森、奧爾加·托卡爾丘克、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還有大家更熟悉的奧康納、伍爾夫和阿特伍德，一共八位，這些女作家都在不同的時間里影響過我。在錄制《女作家》音頻節目的那段時間里，我非常密集地閱讀且重讀她們的作品。在這期間，對我影響最大的可能是阿特伍德。她的小說《別名格雷絲》是我最想寫出來的那種作品，兇猛但又優雅。而且阿特伍德對公共事務所秉持的良心和責任，也讓我欽佩。

顧拜妮：《大喬小喬》的主人公是一對姐妹，小說里有一個情節戳中我，姐姐和妹妹同時看到一個放風箏的小孩溺水，兩人都選擇沉默，妹妹甚至不肯離開，直到人群散去，妹妹用竹竿把風箏挑下來帶回家。男友以為她是想紀念溺水的孩子，姐姐笑了笑直接戳破：她就是想要那個風箏。妹妹不記得這事，但姐姐卻記憶猶新，甚至對死者母親的悲傷歷歷在目。這個情節非常精彩，姐姐更具有同情心，妹妹更自私自我一些，姐姐看向死亡，而妹妹望向活著。為什么想到這樣一個情節，我覺得對人物的命運有很強的暗示，您怎樣看待妹妹這個人物？

張悅然：寫《大喬小喬》的時候，最先出現在我頭腦中的，是那個站在陰影里的妹妹。生存對她來說，從來都不容易，所以她必須更小心、更有計劃、更有謀略。在她和姐姐一起度過的童年里，我希望能通過某種游戲來展示小喬的內心世界。在放風箏的這個情節里，我想，最重要的是她表現出的疏離和冷漠。別的孩子會因為死去的孩子或是孩子的母親而感到難過或者驚恐，但小喬的眼里只有那只風箏。她在意的是，在外界的變故中，她能得到一點兒什么。我覺得這是一個資源匱乏者最本能的訴求。

顧拜妮：《繭》《大喬小喬》都處理了一種比較巨大的傷痛，來自家族恩怨，來自歷史問題，我好像沒辦法在小說中處理這么大的痛苦，更多是一種個體的創傷。您是怎么處理超越個體和自身經驗的痛苦的？

張悅然：我不覺得這是一種“超越”個體和自身經驗的痛苦。那只是由個體折射出的一些更廣泛、更普遍的痛苦。當你專注于人物個人痛苦的時候，這些潛藏在底下的東西就會很自然地浮現出來。如果沒有，也無須專門去尋找，因為痛苦沒有重要和次要之分。對一個作者來說，他只能寫出他所感受到的人物的痛苦。

顧拜妮：小說中有很多重要的意象，沼澤、繭、櫻桃、鳥、煙火……這些意象在構思小說之前就有了，還是寫作過程中出現的？有完全因為一個意象而寫的小說嗎？

張悅然：小說中的意象多數是一開始就有的。在寫作的過程中，它們可能會變得更重要，也可能像一團云那樣散開。有時候，一個意象也會發生轉變。在《繭》里，繭的意象衍生出了一個新的意象，是俄羅斯套娃。但是沒有哪個小說，是單純為了一個意象而寫的。意象只是一個抓手，特別是在短篇小說里，它給作者提供一種握住意義的幻覺，這樣他就可以騰出精力，更專心地敘事。但事實上，這只是一種幻覺，最后可能會發現，它并沒有多大用處，那么也可以拿掉。

    張悅然，作家，著有長篇小說《繭》《誓鳥》等，短篇小說集《我循著火光而來》《十愛》等，文學評論集《頓悟的時刻》。作品被翻譯成英、法、西、意、荷、俄等十多種文字，入圍“奧康納短篇小說獎”、俄羅斯“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文學獎等國際文學獎項。

    顧拜妮，生于一九九四年，中國人民大學文學寫作方向碩士在讀。十四歲開始發表作品，二十歲小說在《收獲》雜志刊發，作品見于《中國作家》《花城》《小說月報》《海外文摘》《中篇小說選刊》等刊，作品入選第五屆城市文學排行榜，獲中國現代文學館第一屆（2022年度）《青春之歌》獎學金。著有小說集《我一生的風景》。曾從事寫作教師、圖書策劃等工作，二十三歲起在《山西文學》策劃并主持新銳欄目“步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