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作家、書法家馬識途于3月28日19時25分去世，享年110歲。生長于重慶忠縣的馬識途，16歲負笈出峽尋求立身救國之道，1941年考入西南聯大，在此期間，他創作了大量散文、詩詞、小說，但因為隱蔽工作需要，其中大多數作品都未公開發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他重新執筆寫作，陸續推出長篇小說、長篇紀實文學、散文集、雜文集、回憶錄等，創作文學作品近800萬字。他是繼郭沫若、巴金、何其芳之后四川最具影響力的作家，與巴金、沙汀、艾蕪、張秀熟一起被尊稱為文壇“蜀中五老”。

就像懂得流水將遠逝，春花會凋謝一樣。雖然知道這一天遲早會來，但是當它真正到來時，那一刻，我依然無法忍住內心的疼痛與悲傷。3月28日19時25分，為中國革命事業和文學事業奔走一生的馬識途，滿載著流水、春花和人們無盡的思念，輕輕地走上了回家的路。

我第一次知道馬老的名字，是在讀中專的時候。開學第一天，同學自我介紹說：“我來自忠縣，大家可能不曉得忠縣，但一定曉得有個叫馬識途的大作家，他是我們忠縣石寶寨的人……”我當時剛愛上文學，一聽“馬識途”這個名字就知道是個有故事的人，于是到處去查找馬老 的資 料：他20歲 參加“一二·九”運動，從事中共地下黨革命活動。23歲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黨的組織工作。26歲就讀于西南聯大，此后一生中擔任了多項職務。他是中國百年滄桑巨變的見證者和參與者。

第一次見到馬老，已是九年后。馬老非常重視文學新苗的發現和培養，從2001年開始，時已87歲的他和四川省作協的同志著手開展這一工作，并將之命名為“文學新苗工程”，一年后的2002年8月28日到30日，四川省作協在全省范圍內選拔了70多名青年作家在成都召開了“全省首屆文學新苗座談會”。當時，我還是四川都江機械廠五車間的一名銑床工人，卻意外接到參會通知。這對我來說，無異于巨大的驚喜。而更大的驚喜，則在后面：座談會上，我見到了馬老。

時值盛夏，當88歲高齡的馬老手扶樓梯，氣喘吁吁地爬上四川省作協8樓時，滿身大汗，但臉上始終洋溢著笑容，那種平易近人的風度一下子拉近了大家的距離，參會的青年作家們全都自發地站起來，鼓掌向他致敬。

就在那次會上，馬老講了他的革命經歷和創作經歷，打動了在場的所有年輕人。他淳淳教導我們：“文學創作什么時候都不遲，重要的是一心一意，貴在堅持。”“我過去的手稿，有些丟了，有些毀了，但現在我又把它們撿起來了，繼續寫。”“寫作很難，但是你們這么年輕，怕什么？”他還有點小得意地說：“你們看，電腦是個新生事物吧，我七十歲時才開始學習電腦寫作，現在比很多年輕人都用得熟練，多的時候一天要寫幾千字，你們不會連我這個老頭子都不如吧？”

最后，馬老久久地望著會議室里幾十株認真聽課的“新苗”，動情地說：“四川文學要雄起，希望在10年20年后，能從你們這一批新苗里長出幾棵文學的大樹，我就開心了。”

走筆至此，當時馬老眼里閃爍的那縷希冀的光又浮現在眼前。

我自1996年畢業分配至都江堰工作后，再也沒有離開。由于興趣使然，我一直關注都江堰地方文化的挖掘和梳理。有一天，當我輕輕打開一段塵封的歷史時，居然意外地發現，馬老與都江堰水利工程有著一段極為特殊的淵源。

都江堰建于戰國晚期，它之所以能長盛不衰，永續利用，除了科學選址、科學建設、科學管理和科學拓展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堅持了嚴格的歲修制度。然而到了1949年，年年都要進行的歲修，卻一直沒有動靜。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在進軍西南的途中。由賀龍領導的62軍正由甘肅、陜西，準備揮師南下，解放四川。地下黨川康特委急派馬識途和王宇光星夜趕往西安，向賀龍司令員匯報四川的情況。談到解放四川后的緊急工作時，馬識途說：都江堰歲修已是迫在眉睫，由于缺乏經費，時至冬至仍沒有動手，國民政府腐敗，潰不成軍，不堪一擊，但取蜀容易治蜀難，秦漢以來都是以治蜀先治水為良策。建議解放軍入川后，首在安定民心，而民心所望，莫過于及時歲修都江堰。

賀龍司令員接受馬老的建議。1950年1月16日，新中國成立后的首次歲修拉開帷幕，解放軍戰士和灌區人民一邊與潰逃中的殘兵敗將作戰，一邊爭分奪秒地搶修都江堰。3月底，都江堰歲修工作按計劃順利完成。4月2日上午，按照傳統習俗，都江堰舉行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放水節，馬老應邀參加了典禮。他后來跟我回憶說，“當時心情相當激動，覺得自己曾經為人民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沒想到由此結下了緣分，后來這幾十年，我再也沒有離開成都，我一直喝的是都江堰的水……”1994年1月，在都江堰即將迎來建堰2250年之際，曾經參與搶修都江堰的馬老為了紀念這段極不平凡、可歌可泣的往事，隸書題寫了《解放軍搶修都江堰記》。后來，我和茍子平在創作圖書《都江堰：兩個世紀的影像記錄》時，鄭重地將這段往事收入書中，以資為歷史存檔。

馬老的百歲生日聚會，我印象很深。

2013年，時逢馬老99歲。馬老的老朋友張仲炎發起為他慶祝百歲生日，馬老聽聞后，很高興，他說，“過生日是小事，關鍵是可以和許多老朋友聚一聚。”然后，他又正色道：“不過我有三個建議：第一，不收禮；第二，AA制，前來參加者每人出100元錢，就當大家借我生日之際，一起‘打平伙’（四川方言：湊份子吃飯）；第三，一定要把我的老朋友們約到一起。”

時間定在12月24日，地點選在成都書院。這次由馬老發起的“打平伙”活動，堪稱雅事，巴蜀文壇“三老”馬老、王火老、李致老悉數到場，這樣的機會以后不會再有了。我當時37歲，作為最小的參加者亦深感榮幸。

我記得馬老在答謝詞中說：“今天大家和我一起共度生日，我很高興。雖然我馬上滿100歲了，但我不怕老，更不服老，我還要寫東西，把埋藏在我心里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都寫出來。請大家監督我這個文學上的老兵。”后來，馬老果然實現了他的承諾，百歲之后還筆耕不輟，陸續出版《夜譚續記》《馬識途西南聯大甲骨 文筆記》《那樣的時代，那樣的人》等新作。

最后是一次看望馬老，是2018年10月22日。

下午三點，我趕到馬老家里。他剛剛結束午休，正坐在書桌前，捧著一大碗糊糊喝得暢快。看著馬老如此好的精神，我的心里由衷地高興。我向馬老贈送了都江堰市文物局編輯的《都江堰市館藏楹聯書法集》和我自己的隨筆集《靈巖山傳》。馬老一邊翻著書，一邊道：“靈巖山好啊，我去過很多次，還寫過一篇碑記，抗戰時期那里住了很多高人。還有一批加拿大的學者也在山上待過，前幾年，他們的后人還專程來成都看過我。”說起幾十年前的都江堰和靈巖山，馬老面帶微笑，雙目放光，如數家珍，完全不像一位104歲的老人。臨走前，應蔣藍之托，我為馬老拍了幾張照片。如今，這些照片已成為我記憶唱片里最珍視的影像資料。

此時此刻，馬老遠去。春花如有意，流水如有情，文字如有魂，亦當識得歸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