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雪豹》劇照

站在敘事學的角度來看，“講述”（呈現）一個故事，意味著架構一個可供觀看或閱讀的文本。而要構筑一個文本，首先遇到的問題是：誰來講述故事？“敘事人”是每個敘事文本所不可或缺的。就影片而言，鏡頭“話語”的組織、文本時間畸變的處理、時間信息范圍的框定、人物形象的刻畫等無不受影片“敘事人”的“聲音”的制約與導引。不同的視點構造出不同的敘述層次，形成多種多樣的敘事敘述焦點。敘事人的人稱與敘事視點的設置與變化都會影響影片故事的講述。

《雪豹》一片在敘事人稱與視點上是較為復雜的，影片采用了多人稱和多視點的敘述方式。既有敘事完全由電影的“呈現”系統“鏡頭——影像”來實施第三人稱敘述，這是一種全知全能的敘述角度，代表著攝影機和觀眾的純客觀視點，也顯現出萬瑪才旦“主位視角”的敘事姿態；同時又有州電視臺記者采訪以“他者”身份進入敘事主線而產生的貌似客觀實則帶著強烈主觀色彩的“客位視角”。此外，影片兩次閃回的黑白時空里，又有雪豹和雪豹喇嘛二者的正反打主觀視點，而這樣多人稱多視點敘事，恰好構成了對藏族傳統文化理解和表達的“主位視角”與“客位視角”，體現出萬瑪才旦對藏族傳統文化在當代語境中的復雜處境的反思。

厚重深刻、多義寬廣的主題意蘊。萬瑪才旦一直努力堅守其藏族影像創作者的本位，以“主位視角”尋找藏文化通過電影語言展演與傳播的闡釋路徑，展現本民族的核心文化內容與價值觀念，抵御被外界視為“他者”的獵奇想象，自內而外地思考民族的生存發展之道。萬瑪才旦拍攝了大量“主位”電影。如《靜靜的嘛呢石》通過描述小喇嘛的日常行為，溝通宗教與世俗生活的邊界；《尋找智美更登》以藏戲演員的尋覓之旅，揭示民族文化根源與人類共通情感；《老狗》借助一條藏獒的命運，反思藏族傳統價值觀的堅守困境；《塔洛》借由一位牧羊人塔洛在縣城的“滑稽”遭遇，折射現代工業文明對藏族傳統文化的沖擊；《氣球》以氣球這一意象為線索，串聯了基礎教育、計劃生育、輪回觀、女性主義等議題，對藏族社會變遷進行全景式隱喻表達。

同樣，《雪豹》在真實展現藏地人文和自然風貌的同時，又運用極具詩意的鏡頭重新審視了人性與動物靈性、信仰和法律、生存與規則、執念與放下、私利與大愛等等對立關系，影片主題厚重深刻、多義寬廣。萬瑪才旦在該片中堅持從民族主體性出發，以本民族的“主位視角”來取代外族人的“客位視角”，顛覆了以往藏族題材電影魅影化的景觀想象，實現了藏地景觀、故事以及民俗文化的“祛魅”。

同時，州電視臺前來采訪的四人，作為新聞記者，客觀真實全面詳盡地報道新聞事件是記者天經地義的職責。但攝影師王旭的漢族身份，加之藏族記者扎登面對這一新聞事件諸多急功近利的表現，都讓他們的記錄呈現出一種“客位視角”的屬性，展現了外來人對其他民族文化以及地區文化的理解面貌，并加以“賦魅”。

在影片中，當喇嘛進入羊圈與雪豹“對峙”，眾人驚慌失措“營救”喇嘛時，這一幕記者并沒有及時拍攝下來，顯然他沒有能力捕捉和感受藏民對于雪豹那種動人心魄的熱愛；夜晚的生日宴他們四人嬉笑打鬧，與旁邊因為損失了九只羯羊而憤懣不已的金巴也顯得格格不入，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顯然記者沒有真正關心和紀錄個體因遭受委屈所做出的反抗，更沒有感同身受這樣一件事對于藏族群眾的傷害。扎登將雪豹喇嘛用紅外相機拍攝的雪豹舐犢情深的片段發給女友，也更多帶有取悅和獵奇的色彩。雪豹咬死九只羯羊被藏族群眾圍困這件事不過是制造話題的新聞、是一個稀罕少見的新聞點，是他們的工作任務和流量密碼而已。片中，他們以“客位視角”出現在影片中，從語言的隔閡到漢族群眾角色設置，導演都在讓記者以“他者”的身份介入敘事，以“他者”的眼光窺探、凝視藏區的人和事。

這種“客位視角”的設定，是外界對于藏文化態度的一個縮影，是外界對藏文化的獵奇與“賦魅”心態的折射。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藏族群眾金巴顯然也很了解攝像機/電視臺所具備的“賦魅”功能，他在攝像機前夸張地“表演”與控訴，也是想借助媒介形塑自己的“弱者”形象，制造輿情達到賠償目的，這體現出萬瑪才旦對現代社會媒介景觀的反思。

“萬物平等”的生態思想。這種“主位”與“客位”，不獨體現在導演與記者“他者”視角的差異上，也貫穿在藏族群眾與雪豹的互為“主位”“客位”視角的辯證關系中，體現出萬瑪才旦“萬物平等”的生態思想。

影片多張官方海報都以“誰闖入了誰的世界”為主題詞，這是電影的“文眼”，更是導演對人與自然、傳統與現代、自然與文明之間深層次交鋒的省思，是對整個電影主題的深刻提問。

影片有兩處表現喇嘛與雪豹建立生死相依關聯的段落。第一次是喇嘛跳進羊圈與雪豹的“對峙”，在這一場景中，導演運用正反打敘事視點，將鏡頭在喇嘛和雪豹之間來回切換，并通過雪豹眼睛大特寫，完成主客位視角的轉換融合。正反打鏡頭下，喇嘛注視著雪豹，神色悲憫，雪豹看著喇嘛，面露愧色。而通過雪豹眼睛大特寫，鏡頭閃回進入到一個黑白超現實時空里，回溯了多年前喇嘛放生了因獵殺羯羊而被藏族群眾鞭打懲罰的雪豹這一過往，爾后鏡頭閃回到現實彩色時空時，以喇嘛的面部特寫做結。第二處的鏡頭剪輯如出一轍，不過是敘事上變為雪豹拯救了因迷路而奄奄一息險些凍斃在暴風雪中的喇嘛。兩個故事，雪豹與喇嘛似是一場輪回，各自實現對對方生命的救贖。兩個段落，借助鏡頭視點在喇嘛/雪豹、主位/客位視角的自然轉換，表現了導演對人類與自然關系的思考。在牧民眼中，雪豹闖入了他們的羊圈咬死羯羊是對他們命運的威脅、財產的侵害，但人類生活領域的擴張對動物生存環境也產生巨大影響，所以于雪豹而言未嘗不是牧民闖入了它們棲息和生存的世界。立場決定了“入侵”和“被入侵”的界限與身份，而喇嘛與雪豹互為救贖的關系又在暗示著多物種之間和諧共生、天人合一的可能。

萬瑪才旦借助這種主位和客位視角的融合轉換表達了他對人類與自然、規則與生存關系的思考，體現出他的“萬物平等”的生態思想，重塑了人與自然萬物互相尊重、平等互動的生態自我。生態倫理學家余謀昌先生說：“所謂自然界權力平等，是地球上各種生物共同分享地球生態資源。”在萬瑪才旦鏡頭之下，人與自然呈現為一種主體交互與共在的關系，“在所有存在物之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

藏地因民俗文化獨特鮮明，在物質民俗、社會民俗、信仰民俗、游藝民俗上都有著獨有的藏民族特色，因此，有關藏地的影像自然就成為人們想象藏地景觀和文化的媒介。而萬瑪才旦的9部作品，均運用主位視角，突破了外界對藏文化的獵奇幻象，深入到生活本體與思想表達的層次，對當下藏區現實生活做客觀紀實性表述，又不斷反思藏族傳統文化在現代化語境中的復雜境遇，同時傳遞著基于藏族乃至中華文化而被全人類共享的價值觀，呈現出獨樹一幟的藝術魅力。

（作者系山東藝術學院傳媒學院影視編導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