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馬與天涯》是典型的社會派懸疑小說，通過對人物細節(jié)與社會問題的真實描摹，探索時代環(huán)境如何誘發(fā)人性之惡、陳腐迂謬的觀念如何對人造成心理扭曲。父母與孩子的關系成為案件的主要聚焦點，尤其是父母以愛與奉獻為旗卻種下惡果，不僅使愛成為孩子避不開逃不掉的枷鎖，而且放任號稱“管束”、“教育”孩子的場所成為罪惡蔓生的源頭。而這些悲劇最終也由孩子親自終結，形成閉環(huán)。

桑文鶴《白馬與天涯》

在市場經營小本生意的豬肉販杜瑞通苦苦追尋著二十年前發(fā)小徐歌被殺害的真相，卻毫無進展；其發(fā)小的前女友歷經婚姻風霜，疲憊不堪；以前曾在警局共事、現已是刑警隊組長的同事則終日奔走于市內的其他命案。每個人都游走于庸碌的日常當中，卻都始終無法忘懷二十年前的懸案，在二十年后的現在因緣際會地發(fā)現，平日不經意的人際往來、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不起眼又瑣碎的零星小事，竟在一個節(jié)點上有了交集，指向一段早已被掩蓋的過去。

徐歌被殺害的地點是一間豬肉鋪，臨死之前他緊握著一個奇異的圖案標志，他出事的時候恰好又碰上杜瑞通離開本地、去南方參加媽媽的葬禮，諸如此類細節(jié)一點一滴通過杜瑞通的回憶與現實生活穿插浮現，他礙于人情幫忙打聽的線索無意成了尋找徐歌案真相的一點苗頭，又仿佛牽扯出了更錯綜復雜的罪案關系網。

小說的懸疑主要落在環(huán)境而非推理上。作者在這本書中不側重推理手法的細密編織，而是藉由杜瑞通的視角緩緩展開一張網，案情的關鍵線索散落在各處，而不同人物思想情感的缺陷、心理狀態(tài)的幽微變化嵌在這些刻意留出的情節(jié)網眼中間，對社會的觀察和反映，首先流露于這些人性側寫。其次是對社會時代背景和人物行為邏輯銜接處的著力刻畫，人性幽微的背后映照出社會巨輪的滾滾向前，人物看似在無意中做出選擇，實際上涵蓋了當下社會環(huán)境形塑的必然結果，成為冥冥之中的一種注定。這等草蛇灰線，作者有意寫，敏感的讀者也有意讀。小說的巧妙之處就在于，在書中形色來往的諸多人物之中，更為重要的幾個角色每人都代表一條關鍵的線索，卻沒有誰是背后的“大反派”。沒有誰是一開始就是大奸大惡、反社會人格的殺人犯，卻造成了最始料未及的后果。該怪罪誰呢？結果像是被推倒的多米諾骨牌般一個接一個倒下，生活的惡意如此輕而易舉地成為人們心中罪與惡的種子，令人明知故事的大體走向，仍不自覺地被卷入案件內。

有些遺憾的地方是，這部小說雖然篇幅不算太長，出場人物卻稍顯雜多繚亂，作為主視點的主角與配角群像間的平衡有時被打破，失去重心；一些繁復鋪墊的細節(jié)，也使部分章節(jié)的敘事節(jié)奏一度有些緩慢。但小說的寫作絕不能算“水”，因為讓讀者“置身其內”的契機恰恰也在細節(jié)處，這是見觀察力的。作者在懸疑主線之余寫為生活奔波的市井小民的百般樣態(tài)：惦念著逝去的大女兒、卻不曾理解小女兒的父母，想尋求更好的發(fā)展而進城、卻因私自接活而發(fā)生意外的農民，因繼母而與父親生出隔閡的男孩，對父母心灰意冷經歷悲慘遭遇的女兒，想利用打工攢下的錢去過更好的生活、卻因錢財被人偷走的意外最終步入人生歧途的青年人……不約而同的是，甲之蜜糖成為乙之砒霜，父母的愛最終卻導致孩子成為受害者，而他們似乎無法明白自己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加害的“源頭”。而這所號稱能將“叛逆的孩子”調教成“乖孩子”的白馬書齋，是父母塑造和控制孩子的稱心如意的抓手，也是孩子純真靈魂的墓地。

作為小說的關鍵詞，“白馬”取自曹植詩篇中的“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似乎意氣飛揚、冀望廣大，實際上卻代表著深黯的“黑”與丑陋的惡，以相反的張力，串接起父母與孩子之間的巨大斷痕。“我的白馬兒你慢些跑啊/這一次沒有我?guī)慊丶摇保遵R讓人聯(lián)想到這句歌詞，馬兒應當悠然自得地漫步和奔跑，在小說中卻受困。奔跑的天性轉換為逃跑的渴望，但小說并未把視點放在逃跑，而是將其前移，試圖寫出困囿白馬的場所和其復雜的成因。從這個意義上說，《白馬與天涯》不僅是一篇“較為好看”的小說，也是一篇“值得一看”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