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是錢鍾書先生名作，一經發表，如花引蝶，招來種種評述。那么誰是評論《圍城》第一人呢？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思廣撰有《〈圍城〉出版初期的臧否之聲》：

6月，僅看了前三章的鄒琪就在《小說世界》1946年第3期《佳作推薦》里對《圍城》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長篇小說往往不容半途讀起，但《文藝復興》里面的《圍城》，至少是一個例外。作者錢鍾書散文寫得字字珠璣，這些東西搬在小說里還是一樣燦爛可愛。這并不是說他喜歡掉書袋……拿中國小說來比，第六期的那一部分很像儒林外史。即使前面的沒有看，你還是愛看這一部分。看了這一部分，你就想看前面，等著后面。故事并不緊張，它是寫出來讓你慢慢看的。”這是第一篇評介《圍城》的文字。

言下之意，鄒琪是評論《圍城》第一人。2012年，《〈圍城〉出版初期的臧否之聲》刊于《中華讀書報》《文學教育》《讀書文摘》《語文教學與研究》，流傳甚廣。《圍城》分作10期，連載于《文藝復興》第1卷第2期（1946年2月）至第2卷第6期（1947年1月）。我存有多冊《文藝復興》。鄒琪所述“第6期”，當指第1卷第6期《文藝復興》（1946年7月1日），所載《圍城》已是第4章。1946年第3期《小說世界》發行時間也是7月1日。準確地說，鄒琪是匆匆讀完第4章《圍城》，趕寫《佳作推薦》，刊于《小說世界》。匆匆的緣由，不僅僅是第6期《文藝復興》的面世時間。彼時，文藝繁榮，諸多期刊紛紛刊載小說。小說世界雜志社為了幫助讀者選擇佳作閱覽，臨時決定于此期雜志開辟新欄目《佳作推薦》，每期推介多部小說，像錢鍾書《圍城》、沈從文《虹橋》等。故而鄒琪有關《圍城》的文字，僅約200字，只占首期《佳作推薦》一小部分。

鄒琪的確出手很快，《圍城》連載還未過半，其文已見刊。不過，在此之前的6月13日，《辛報》就已發文《柬錢鍾書先生：戀愛的把戲》，作者署名“枚屋”。這才是評論《圍城》的第一文。此作有趣，茲已難見，摘錄如下：

……人生是戲劇，那么這類“言情小說”只是魔術師的把戲而已，吞火吐火，變雞變羊，只要作者的魔術棒隨心一指。

葉圣陶先生雖說：戀愛是屬于公子哥兒的，我想即使公子哥兒式“小資產階級的女性”（巴金語），于這些死魚眼珠的戀愛也有一天會厭倦的。

讀了五期《文藝復興》，盡可能揀錢鍾書先生的小說《圍城》先看，我對文才并茂《寫在人生邊緣》的作者有一層偏愛。直到如今，批評界對《圍城》還沒有說過一句話，我也不是一個載道派，一定要到他人作品中去找教訓。但讀了幾期《圍城》，有點茫然若失。失了些什么？

一時也說不上來，就像到戲院里看魔術表演那樣，變這個，變那個，而我左看右看只看見了魔術師一個人的聰明。這不是忌妒作者的博學聰明，他總是高高在上，打這個一下，刺這個一下，笑他一陣，揶揄他一陣……

我再合上了書本，打了個寒噤，人類有點寒冷。看《圍城》像赴闊人家的盛宴，去時高燒紅燭，珠光寶氣，花錦一團；曲終人散，獨自回家，回想到方才的熱鬧是套了面具的笑容，而我也是賠笑的一分子。這時的人生對你是多寒冷。

我不曉得是錢鍾書先生的錯，還是我們這個人生的錯？我也不曉得錢鍾書先生是不是在寫戀愛，如果戀愛是《圍城》那樣的把戲，它一定是一條顧影自憐的細流，流過去了，沒有回頭看一下大樹、田野、人家、遠山……

無論發表日期，還是文字體量，枚屋當是《圍城》最早的評論者。還有枚屋對于《圍城》的認知，也不像鄒琪一味揄揚，而是充分肯定錢先生語言才華的同時，也批評了《圍城》的內容過于單一（戀愛言情），主題過于透徹（人生無奈）。《圍城》“只是魔術師的把戲”，有此縷析，作者的文學素養，可見一斑。那么他是誰呢？

此文刊于《辛報》，可知作者枚屋就是畢業于圣約翰大學的小說家東方蝃蝀，即李君維(1922—2015)。他暮年撰文見諸《文匯報》，溯其筆名來歷。爾時，好友董鼎山任《辛報》副刊編輯，向李君維約稿。他翻閱字典，看到“梅楣玫枚等”同音字，唯有枚字不含脂粉氣，遂名“枚屋”。

李君維終究是偏愛錢先生小說的。前五期《文藝復興》，除去四期《圍城》，還有創刊號的《貓》，他都一一搶讀。寫畢《柬錢鍾書先生：戀愛的把戲》，他繼續瀏覽了一期《文藝復興》，又寫下讀后感《圍城》，署名“白香樹”，刊于1946年7月31日《七日談》。此文筆調急轉，開篇坦言：錢鍾書的《貓》，叫我對小說發生了興趣；隨后肯定兩篇小說俏皮諷刺的機智語言，及蘇小姐的人物個性。文末更是為《圍城》開脫不足：談《圍城》要忘卻了世俗對小說的概念，不必想到故事呼應，人物安插，一如金圣嘆的罵人，罵得不亦快哉？這篇短評論，與《柬錢鍾書先生：戀愛的把戲》，作者判若兩人。究其緣由，錢氏語言令他折服，正如他文中有言：那些“引經據典，迂緩曲折，險些蒙過讀者”的罵人話太過精彩了。直到1949年，李君維還想起《圍城》，他于影評中贊賞新片《俏丫頭》很像《圍城》，“帶給了觀眾一點人的喜歡”。

說回李君維因《貓》愛小說，也易“蒙過讀者”。他愛上小說，不僅緣自《貓》《圍城》，更因他是張愛玲的“頭號粉絲”。他以“東方蝃蝀”名世。此名就取自張愛玲的散文《必也正名乎》。他的小說也師法張愛玲的作品，幾近亂真。為此有人寫過《東方蝃蝀確有其人》，為張愛玲辟謠。他卻贏得“男張愛玲”的美譽。李君維還寫過《跟在張愛玲后面》諸文，記錄下兩人交游瑣事。那么，他是否認識錢鍾書呢？我向李君維的生前好友嚴曉星老師請益，獲悉李君維認識楊絳，也說起過錢鍾書，興許是馮亦代介紹的。又閱李老文集《人書俱老》才知，他是徐燕謀光華附中的學生，唐大郎的好友。徐唐兩位文人都是錢鍾書的詩友。錢鍾書友人馮亦代又是李老舊雨，因此李君維一直關注錢鍾書、楊絳伉儷的著作。暮年李君維，還寫下多篇閱讀楊絳書文的佳作，順筆否定錢先生“吃雞蛋不用認識母雞”的妙論。我深有體悟。不是有些學者堅持“認識母雞”，挖出李君維其人其事，我也無法斷定：“男張愛玲”——東方蝃蝀，竟是評論《圍城》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