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春，應亞非作家日本委員會和北海道新聞社的邀請，我與韶華、何為到日本北海道體驗生活，采訪旅行。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早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1956年，中日作家的對話就已開始，改革開放之后，兩國的文化交流更是日益頻繁。但中國作家訪日，通常時間較短，接觸的也多為作家、社會名流和達官顯貴，有如乘坐“新干線”，浮光掠影，一帶而過。這樣的交流方式，在起始階段是非常必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但伴隨交流程度的不斷加深，相互了解的欲望越發強烈，僅此一種方式不盡如人意，要“雙管齊下”——既有短期的，也有長期的；既有走馬觀花的，也有下馬看花的；既有匆匆一瞥的，也有信步漫游的。基于實際需求，我提出了“洋插隊”的計劃：選擇身體好、筆頭快、創作精力旺盛的作家，確定一個主題，為期兩到三個月，盡量不住飯店、賓館，深入當地的工廠、農村、學校、家庭，與各行各業的人同吃同住，有條件的地方還可以同勞動，從而廣交朋友，深入體察國情民情，增進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鞏固友好的根基。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認為這個計劃有開拓性、有創意，予以批準并積極促成。

北海道是日本的第二大島，被日本海、太平洋、鄂霍次克海環繞。我們這第一批“洋插隊”的期限為兩個月，計劃沿海岸線繞北海道一圈，日語叫“取材旅行”，我們稱“觀察體驗生活”。實際上，此行是對全新交流方式的一種試驗、探索和感知。

我對這次“洋插隊”充滿期待，在飛往日本的途中，請同行的作家題詞留念。韶華寫道：“我們一定能成為非常要好的朋友。81.5.20于飛機上。”何為寫道：“三人行必有我師，預祝我們訪日成功。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日赴東京飛機上。”

我們一行三人，韶華是團長，當時他正擔任遼寧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何為是團員，當時他正擔任福建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那會兒我還不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沒資格當團員，是隨團秘書兼翻譯。

韶華本名周玉銘，1926年生于河南滑縣的一個農民家庭。他少時讀過幾年私塾，十四歲參加八路軍，十七歲入黨，十八歲發表處女作《石磙》。韶華當過宣傳隊員、文化教員和隨軍記者，曾參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戰爭、水利工程建設和油田開發，歷任《東北文藝》副主編、遼寧省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遼寧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等職。他的創作始終與時代同頻，用小說、散文、寓言、雜文等多種文學形式記錄時代發展的進程，代表作有《燃燒的土地》《沸騰的山谷》《浪濤滾滾》《滄海橫流》《榮譽》《戰斗中的友誼》《巨人的故事》等。

何為生于1922年，十五歲時，他在葉圣陶主編的刊物《中學生》上發表了第一篇作品《路》，1940年出版了第一本作品集《青弋江》，1943年肄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后從事新聞和電影文學劇本的編輯工作。1958年，因支援福建電影制片廠的建設，他從上海電影制片廠調到福建。1956年12月，《人民日報》副刊發表了何為的散文《第二次考試》，引發強烈的社會反響，這篇散文不僅被收入初中的語文課本，改編成廣播劇、廣播小說和電影，還譯成多種外文，在海內外廣泛傳播。他文質彬彬，矜持內向，平日里話不多，但一講起上海灘的趣聞逸事和新中國成立前的文壇風云，便津津樂道，如數家珍。他的散文以寫人為主，敘事風格清新雋永、簡潔明快，謀篇布局精雕細琢、獨具匠心，代表作有《織錦集》《臨窗集》《小樹與大地》《閩居紀程》等。

在北海道新聞社的熱情接待和精心安排下，以札幌為中心，從最南端的函館到最北端的稚內、從最西邊的小樽到最東邊的根室、從腹地城市旭川到太平洋之濱的釧路，我們的足跡遍布北海道的城市和農村。一路上，我們與醫生、職員、牧民、農民、漁民、日本唯一的少數民族阿伊努族人同吃同住，促膝長談，結識了許多新朋友；多次應邀出席友好組織、文學團體、大學生群體組織的活動和市民座談會，詳細介紹中國的情況，認真回答他們關心的問題。不管多忙、多累，對電視臺、電臺、報刊的采訪，我們幾乎是有求必應，而且把沿途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整理成文，每人三篇，譯成日文后在《北海道新聞》上分九次刊出。就這樣，我們成了北海道的“名人”，在列車上、游船里、飯店中，常常被當地人認出來，有人甚至能叫出我們每個人的姓名，請求簽名或合影留念。北海道新聞社的社長渡邊喜久雄說，在北海道的歷史上，你們是第一批到訪的外國作家，不僅帶來了中國人民的友情，也創造了一種新穎的交流方式，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近六十天的旅行，愉快而充實。回國后，我們先在媒體上發表文章，再將其匯編成書，一共出版了三本散文集：《北海道紀行》（韶華著，春風文藝出版社，1982年8月），《北海道之旅》（何為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1月），《異國家書》（陳喜儒著，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

這是改革開放初期出版的“中國作家看世界”叢書的一部分，是中國作家深入“山川異域，風月同天”之鄰邦的親見親聞親歷，是日本社會不同階層、不同職業的人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的真實寫照。韶華在《北海道紀行》的后記中說：“一般的參觀游覽好像在公園里劃船，我們算是下水游泳了。游泳可以體驗一下水溫，身上也許沾幾片浮萍，但畢竟不是潛水，仍然看不見水下魚兒們的關系。這篇《紀行》能使讀者增加一點對日本人民生活的了解，增加兩國人民的友好的情誼，那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了。”何為在《北海道之旅》的代跋中說：“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日至七月十八日的日本之行，是我走過的人生道路上的一個路標。此行的主要目的地是北海道，在那里度過的五十余個白晝和夜晚，異域風土的畫面和音響，色調紛繁多彩，貫穿其中的主旋律，則是兩國人民的友好情誼。”

在朝夕相處、形影不離的“洋插隊”的日子里，我與韶華、何為共同學習，互為“我師”，而且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即使在回國后也一直保持聯系。上世紀九十年代，何為從福建回到魂牽夢繞的上海，定居在老弄堂的一幢祖宅中。晚年因患黃斑病變，他很少寫文章，每個月僅為《新民晚報》“夜光杯”的名人專欄撰寫一篇隨筆，文字更顯蒼勁深沉，后結集為《紙上煙云》，由文匯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2011年，何為病故，享年八十九歲。

韶華曾調到北京擔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數年，后返回遼寧，任遼寧省作家協會顧問。前幾年我們打電話聊天時，他對我說：“陳老弟說夢話的水平之高、聲音之大、語句之完整，獨一無二。”我說當年你在書中就寫過這件事，鬧得全國人民都知道我有這個臭毛病，每次出差、開會，大家像躲瘟疫一樣離我遠遠的，你可把我害苦了！他哈哈大笑道：“我是實話實說，沒有放大、夸張。”

翻閱韶華的《北海道紀行》，可見如下文字：“昨晚，兩次被陳喜儒同志吵醒。一聽，他是在講夢話，而且用的是日語，可見他已經達到‘用日語思維’的水平了。昨天，此地人傳說，來了兩個中國人、兩個日本人，連同小笠原先生，我們一行四人，他們把陳喜儒同志也算做日本人了。有幾次和日本朋友們交談，不了解他的身份的人都問：‘您是東京人吧？’在翻譯的時候，凡是我們講些幽默的話，都能引起對方發笑。遇到一些難譯的詞匯，陳喜儒同志總是再三斟酌、詢問，決不含糊。他又有相當的文學素養，思想也比較敏捷——這樣的翻譯是叫人放心的。”

這段文字不乏溢美之詞，令人汗顏，但其中的“叫人放心”四個字，得來不易。其實剛到日本那會兒，韶華對我的日語不太“放心”，但他表面上不動聲色，暗地里“設卡挖坑”，比如講話時故意拐彎抹角，抑或含蓄隱晦，中間還夾雜一些政治笑話、寓言童話以及中外文學名著中的人物和情節。他的目的不是彰顯其學識的淵博，而是察言觀色，判斷翻譯效果；好在這些內容并沒有超越我的閱讀范圍，也就沒有卡殼兒、打喯兒。他是從基層摸爬滾打走上來的干部，和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販夫走卒都打過交道，社會經驗豐富，但對翻譯這個工種，他心里沒底，所以要進行“檢測”。記得一次在日本朋友家包餃子，他要搟面杖、面板，和面時講面要“筋道”（日語是“面要有腰”），拌餡兒時要“澥”些水進去（“澥”既非“摻”也非“兌”，而是在攪動的同時滴滴答答地往里加水），這些專業性很強的術語，我一邊比畫一邊說，總算沒有被“考糊”。他放心了，高興了，拍著我的肩膀說：“陳老弟，行。”

至于夢話，他說的是實情，我從小就有說夢話的毛病，但平時不說，只有勞累時才說，而且越勞累夢話越多。但在看到他這篇文章之前，我還真不知道自己說夢話的聲音如此大，竟然兩次把他吵醒，而且說日語。查閱采訪筆記，那天是1981年6月20日，我們到別室海峽地區的西村別町采訪，晚上，何為與北海道新聞社的記者住飯店，我與韶華住在牧民角川義捷的家中。跑了一天路，說了一天話，我很累、很困，吃完晚飯倒頭便睡，結果鼾聲大作，夢話連篇，鬧得韶華一夜沒睡踏實。第二天早晨他對我說：“你不宜做保密工作，不用別人刺探引誘，自己就全招了，容易泄密！”

但這毛病與生俱來，且無藥可醫，當視為不可預測的“天災人禍”，本人無法控制，無能為力。回想起來，受我夢話、鼾聲傷害者還有不少。與俄文翻譯劉憲平訪俄時，某天晚上因房間緊張，我們倆臨時同居一室。半夜醒來，我見對面的床上無人，以為劉憲平找到了空房間，但進盥洗室時，差點被絆倒——他受不了我“夢話加鼾聲”的雙重折磨，干脆“自謀生路”——鋪了條毛毯，睡在地上。

記得有一次閑聊，韶華得知我愛人生在蘇州，不會烙餅，而我是東北人，喜歡吃面食，就說：“這好辦，我的烙餅技術高超，我來教她，叫你天天有烙餅吃。”我本以為他是開玩笑，沒想到過后他真打來電話：“我現在就去你家，教你愛人烙餅。”我嚇了一跳，堂堂著名作家，怎會來我家教我愛人烙餅？那時我住在西郊花園村，他到我家一邊操作一邊講解，怎樣和面、揉面，醒多長時間，怎樣搟……真是有理論、有實踐、有示范，而且做到了“三不粘”：不粘手，不粘盆、不粘面板。他烙的餅松、軟、香、脆，果然身手不凡。

韶華心靈手巧，多才多藝，不僅筆頭快，而且擅長書法，會彈鋼琴。至于洗衣做飯、縫縫補補、木工瓦工、脫坯打墻，也都難不倒他。他曾跟我吹噓，說他在干校蓋的房子冬暖夏涼，固若金湯，地震時毫發無損，堪稱農家土屋的典范。他還教我“快速洗衣法”，穿西服時，若天天洗襯衫，太麻煩，不妨只洗領口和袖口，用吹風機吹干，就能再湊合一天……

從北海道回來，他做了個很漂亮的手提箱，把錄音機、照相機、錄音帶、膠卷、稿紙、筆等都放在箱子里，說外出采訪時拎起就走，很方便，叫我也做一個。我很疑惑：“你這本事是怎么練成的？”他說從小參加革命，一切靠自己，什么都得會才行。人家經受過戰火的洗禮，生存能力極強，而我，一介書生，笨手笨腳，什么都不會，只得望洋興嘆。

實踐證明，“洋插隊”是成功的。我與韶華、何為回國后，又相繼推出了以日本農村、中小企業、文化教育、企業文化等為主題的“洋插隊”，并有系列專著出版，對中國讀者了解日本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