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部女性題材電影，根據作家張秀珍的半自傳體小說《夢》改編的電影《孔秀》，講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到改革開放初期，青年女工孔秀在婚姻、家庭與工作的層層重壓下，卻不甘于生活困境的圍追堵截，最終實現文學夢的人生歷程。主人公的命運起伏跌宕，卻并非意料之外。這不免讓我們好奇，這一距今近半個世紀的“中規中矩”的女性故事，為何能拿下第70屆圣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最佳編劇獎，《孔秀》中到底藏著怎樣的密碼？

該片是導演王超首次執導由文學作品改編的電影。在作品路演和多次訪談中他都表示，原著不僅讓他“第一次認真回顧自己與父母的過往”，也因小說半自傳體的真實講述引發了他的情感共鳴。在痛苦的婚姻枷鎖中不斷浮沉的主人公不但沒有向生活投降，甚至還逆風而行，在生活和文學中找到了現實與精神的雙重自由，“非虛構”在這里以一種顯性、具體而又充滿生命張力的方式，成為作品創作環節中最打動人也最關鍵的要素所在。導演在真實的女性經歷中，不僅帶領觀眾致敬女性的自立自強，同時還跳出性別視角，完成了一次關于精神成長的注視。

影片中的孔秀是一個具有強烈主體性的女性形象。這種主體性不僅是對上世紀80年代社會進步和思想解放這個宏闊背景的生動詮釋，同時也是新文化運動以來，女性議題浮出歷史地表的寶貴產物。電影中的孔秀既柔且韌，始終是一個清醒并持續輸出力量的女性形象。表面上，20歲的孔秀被母親催婚，嫁給了當農業技術員的“媽寶男”劉漢章。孔秀早起做全家人的早飯時，劉漢章在睡懶覺，而下班帶娃做完家務已疲憊不堪的孔秀，還要滿足丈夫理直氣壯的生理需求。再婚后，無論是第二任丈夫對繼女小雪的嫌惡，還是他容不下孩子，棄之如敝履，孔秀也在無言中用力忍耐。不過，電影對這種付出與忍耐的表達極其克制，影片中的鏡頭幾乎從不在悲慘和壓抑處過多停留。或者說，影片對于上世紀80年代女性的刻畫，絕不是將她們塑造為尚未啟蒙的女性，或是蒙昧的“被侮辱者”與“被損害者”。孔秀雖然聽從了母親的建議走入婚姻殿堂，但同時也是因為劉漢章有文化而且還給弟妹讀書的緣故，她認為農技員之于土地，就像希望之于傳統而平淡的生活，這才下定了結婚的決心。但失衡的家庭分工與沉重的身心負擔，卻不會因忍讓而自行消失，一次意外懷孕給了孔秀徹底解決問題的勇氣。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個年代能毅然決然離婚，而不是為了孩子、為了面子、為了日子混混沌沌過下去，孔秀的果斷和勇敢是現代女性所特有的。甚至在她與第二任丈夫楊津峽準備離婚的當口，為了這個因工傷癱在床上的“家暴男”，家境拮據的孔秀還專門去學了針灸，在她不辭辛苦的護理下，楊津峽慢慢恢復了健康。而等他站起來后面對的第一件事，就是孔秀要義無反顧地與之離婚。

對于是非，孔秀始終堅定立場；對于人生的意義，她從不懷疑，這是新女性的基本底色。處于困境中的孔秀沒有“一哭二鬧三上吊”，也沒有顧影自憐、以淚洗面，而是包容、能干、沉靜、堅忍地面對生活的考驗，讓這個帶有濃郁文學色彩的形象在女性書寫中顯得格外珍貴。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女性在“出走”中尋覓自身主體性的存在，到新中國成立后，女性獲得平等的社會權利等，女性題材的書寫是有其價值基準的。

電影《孔秀》有一種很強烈的表達欲，就是要推動這一人物形象的“自塑”。因此作品放棄了大眾語境下的女性題材書寫——沒有新聞事件和熱點話題，也沒有強情節帶來的爽感，即便孔秀如此命途多舛、波折不斷，影片也沒有把故事性作為第一追求，也即電影從一開始就放棄了大眾化的煽情，而是以沉靜克制的節奏代替了激烈的戲劇沖突，呈現了人物生命皺褶中的力量和光彩。

當然，在這個虛構的孔秀背面，還存在著非虛構的女性。原著中，作者的真實經歷給讀者帶來了一種情感沖擊。孔秀的不幸經歷是歷史地殼斷層中的真實切片，讓我們看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社會秩序建構中的現代女性——“被壓抑”與“現代性”的共存，形成張力，也構建了真實。它可以是孔秀的婆婆命令她做飯時的頤指氣使，可以是孔秀流產后在嘈雜車間里來來回回推動棉紗車的吃力背影，又或是深夜尋找離家出走的女兒的絕望……總之，孔秀承擔的不僅僅是一個女性工人所負擔的職業壓力，兩任丈夫的趾高氣揚、單位同事的議論以及大兒子的疏遠，共同織就了來自社會、倫理、性別和代際矛盾的壓力之網。

影片的非虛構特征還體現在歷史與現實的互文對話中。一方面，孔秀的獨立和堅定是歷史行進中女性不斷成長完善的成果繼承，也是時代賦予女性階層越遷和“破圈”可能的真實印記，這個“她”也成為我們今天談論“她精神”“她文化”的重要坐標。另一方面，50年前孔秀的困境，在今天甚至在50年后的更遠的將來，必然還會以某種形式再現。正如今天，社會生活的快節奏正在給職場女性帶來新的挑戰和考驗。影片結尾，孔秀拒絕了向她表白的武北辰，雖然這個男人有文化、愛文學、溫文爾雅，幾乎沒有她前兩任丈夫的所有缺點，但孔秀仍然拒絕了，而是選擇延續著她作為一個女性的主體性。這并不是對生命、婚姻的絕望，而是女性精神不斷成長、走向未來的真實寫照。

當然，女性存在的真實性還體現在影片中對女性精神的多元化呈現上。孔秀之妹孔俊的知性、孔秀女兒小雪的奔放等，既是鏡像又是補充，共同形成了關于女性理想存在的互文式愿景。也即，影片不僅講述了一個“女性曾經如何存在”的故事，同時又把這段歷史存在作為隱喻代入當下，以期讓觀眾在新時代女性的各種困境中進行類比和反思，得到“女性應該如何存在”的溫和久遠的精神力量。

片中，文學作為自由的代言，無論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致橡樹》，還是孔秀創作發表的小說，在寓意主人公精神世界成長的同時，也呼應了1980年代文學青年尋找自我、改變命運的時代浪潮。電影結尾，第三次響起的汽笛聲正如不停息的火車，始終向前方、向遠方，努力穿破人生困境，為該片延展了女性題材的表達，也拓展了一個充滿情感、力量和余味的審美空間。

（作者系石家莊市評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