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人間》是《春江水暖》導演顧曉剛“山水圖”系列的第二部。在《春江水暖》盛名之下，《草木人間》受到眾多觀眾的期待。從影片本身來看，兩作在視覺呈現上有相當強的連續性，而在劇情和敘事手法上則相去甚遠。

時隔近四年，再提起《春江水暖》，縱然是看過多次的觀眾也難以用三言兩語復述劇情。散點敘事下家族三代十余口人的悲喜在富春山景中徐徐展開。相比之下，《草木人間》的故事看上去則簡單得多，可以被概括成現代版的“目連救母”，主角僅有母子二人。角色多寡之余，兩部影片描寫的矛盾沖突也全然不同：《春江水暖》涉及到婆媳矛盾、兒女婚嫁和未來發展等細碎復雜的問題，而《草木人間》將推動劇情發展的動力提煉為母親誤入傳銷的具體行動。相較于前作，《草木人間》角色更精簡，矛盾更明確，結構也更合理。甚至，得益于強力資本的進入，《草木人間》使用一線明星擔綱主角，完全擺脫了前作幾乎純“素人”的小成本制作方式。然而問題在于，一幅江南風情的“山水圖”，如何承擔創作者的諸多愿景？

回到前作《春江水暖》，將其成功歸因于山水畫般的電影景象和移步換景的長鏡頭美學顯然過于膚淺。雖然影片在日本公映與在法國參展時的海報主體均為山林掩映下的古寺廟，以此凸顯影片中的東方審美與江南風光。但法國知名電影雜志《正片》（Positif）在封面刊登《春江水暖》宣傳照時，卻選擇了影片中老三參與地下賭莊賺夠錢后“衣錦還鄉”的鏡頭。作為一部反映我國杭州市富陽區現代化進程的現實題材影片，《春江水暖》用我們最習慣的方式講述了一個典型的中國故事。所有的非線性敘事恰如父母飯后閑談的家長里短，與電視機中播放的本地新聞融為一體，訴說著有關家國同構的想象。

然而，《草木人間》并非一個典型的中國故事。“目連救母”出自《佛說盂蘭盆經》，講述佛陀的大弟子目連為救亡母逃離地獄，供養僧眾超度母親轉世的傳說。在我國傳統文化中，以“救母”體現孝道的傳說演繹頗多，如“目連救母”“沉香劈山救母”“王祥臥冰求鯉”等等。與沉香或王祥不同，目連救母的方式大抵是哀求佛陀和功德度化，無法提煉出一個明確的“救”的行動。這直接導致了該典故難以影像化的特性。遺憾的是，《草木人間》在故事核心的轉化過程中“繼承”了這一難點。縱觀何目連的行動，一次次嘶吼“媽，你遭人騙了”和臥底搜集證據給警方雖然對于“拯救”母親有一定幫助，但傳銷組織被打破的決定性事件——組織成員跳樓引發新聞與何目連本人并無直接關系。在這里，“拯救”和“得救”在戲劇行動上是割裂的，不但沖淡了影片高潮時的緊張感，也讓進入故事結局的觀眾無所適從。

對于宗教故事的直接化用導致影片在細節處理上始終缺乏煙火氣。傳銷組織被打破后，吳苔花精神失常，何目連將其帶回老家療養。期間背起母親一步步走進深山，恰如目連背著母親一步步走出火海地獄。在大山深處，吳苔花沐浴泉水，宛若蓮花出淤泥而不染，重獲新生。眾多佛教意象并沒有降低普通觀眾理解影片的難度。航拍鏡頭中“草木”繁茂，仿佛佛陀俯瞰眾生；只是林深樹密，未見“人間”。

作為“山水圖”系列的第二部，《草木人間》繼續保持著對杭州自然景觀的捕捉與發掘，滿眼綠色的海報和其上映前夕發布的草木畫卷劇照足以證明這一點。然而，僅憑西湖美景抓住票房是不夠的。于是乎，“傳銷”成為影片的又一賣點。“一人入傳銷，全家皆遭殃”的宣傳口號背后，是對于復制《孤注一擲》“多一人觀影，少一人受騙”營銷策略的渴求。誠然，《草木人間》對于傳銷組織“洗腦話術”的描摹還算精到，但整個“傳銷地獄”的段落與前后山水畫般美景的縫合顯然出了問題。燈紅酒綠并非不能和自然風光并置于同一部影片，但過于風格化的鏡頭語言更加凸顯了“傳銷”的格格不入。更遑論偶爾摻雜的笑點或諷刺橋段，都讓整部影片在表現方式上更加雜糅，從而再次增加了影片的理解難度。

表現方法雜糅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影片中的意象開始變得模糊不清。一般來說，在一部影片中出現的意象應當表意連貫，不同意象之間的闡釋也應有一定關聯。例如《草木人間》開頭處吳苔花與錢大師幽會后肩膀爬上的茶蟲，是平凡生活中喜悅與美好的見證。在進入傳銷后，吳苔花化妝燙發、穿上時髦的衣服，讓兒子“都有點認不出了”。但當吳苔花終于再次看見了肩膀上的茶蟲，則是好友董金蘭跳樓自盡、傳銷夢醒之時，印證著吳苔花回歸了真正的生活。與此類似的還有旁白中何目連講述的有關老家和樹的故事：每個人都有一顆自己的樹，當目連放棄了對父親的執念，心中關于父親的樹被一刀刀砍倒。然而，這個起始于西湖邊茶山上采茶娘的故事，卻將茶的意象飄忽在傳統與當下、神話與反諷的裂隙中。雖然吳苔花在傳銷組織中自豪地說“我以前是采茶的，我現在是喝茶的”仿佛一種對應的關照，但影片最為細致的一次茶藝展示則是在傳銷組織包下的西湖游船上，由身穿漢服的表演者奉上帶有山峰形狀撒粉的茶飲。在傳銷的謊言踐踏了茶的純粹之后，整部影片再也沒有對于茶的特寫。“茶”的迷失引發的不僅是一次傳統文化表現的失語，更重要的是，它使影片中大量茶山美景和對采茶時喊山風俗的細致描寫都變得毫無意義。

在繼承了前作的一半英文名之后（《春江水暖》英文名為Dwelling In The Fuchun Mountains），這部名為Dwelling By The West Lake的影片從西湖邊開始，卻在西南的溶洞中作結，仿佛所有青綠色的山水景觀都是相似而可以被混用的。近年來，大量國產影片更加聚焦現實題材，從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事件出發，講述中國當下的社會百態。從這個角度講，《草木人間》有著較強的現實意義，對于目前針對老年人的保健品騙局和拉親人入伙的“殺熟”傳銷都有較為深刻的揭露。可惜的是，“真事兒”也可能被講得假了。如果影片希望聚焦“傳銷”這一社會問題，則其背后的親人行騙、朋友圈立人設乃至打腫臉充胖子等諸多行為及其動因考察都應成為影片講述的重點；反之，如果影片更想將“目連救母”神話中呈現出的孝道和親情加以現代化改寫，則家庭關系以及消失的“父親”或許可以更多著墨。在影片兩個小時的時長內，既想覆蓋社會熱點話題，又想表達細膩情感，還要復制前作既定的景觀描寫，顯然是《草木人間》創作者難以做到的。由此引發的思考是，中國電影對于現實題材的汲取是否僅僅依靠社會熱點？將“熱搜”濃縮提煉出一部電影固然可喜，但中國電影市場同樣呼喚如《春江水暖》一般，用中國方式講述中國故事的雋永畫卷。

（作者系北京電影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