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與被讀：世界文學名著十一講》 劉文飛 著 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在劉文飛看來，“讀與被讀”是一件與生俱來的事情，是一樁相伴終生的事業。他的新著《讀與被讀》打破語言牢籠，在汲取與表達中尋找完美的平衡，在對話與交流中覓得生活的美好，在限制與突破中實現心靈的富有。

眾所周知，作者完成一部書并不意味著創作過程的結束，而只有當該作品被讀者閱讀之后，其方才完成一個完整的生命歷程。如此一來，“讀與被讀”也可以被視作一次作者與讀者共同參與的旅行。《讀與被讀》一書就以《荷馬史詩》為起點，以《洛麗塔》為終點，全程訪問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歌德、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喬伊斯、川端康成、納博科夫等11位世界文學大師，期間或鉆研人物形象，或探討文學屬性，或談論思想、生存等嚴肅話題，或從建筑、顏色等細節解構經典，最終奉上一場世界經典文學的思想盛宴。

“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一位莎士比亞的讀者都可以成為部分的莎士比亞，同時又可以超越莎士比亞。劉文飛是一位頗具洞察力的閱讀者，他依靠對文本一遍遍的細讀，發現了許多細節之趣。例如安娜發現了卡列寧的大耳朵，托爾斯泰發現了安娜的發現，納博科夫又發現了托爾斯泰的發現。于是，讀者跟著劉文飛發現并記住了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中的這個著名的細節。這種套娃式的閱讀發現，不僅是字里行間的魅力，也是精讀文字的獎賞。而這樣的字斟句酌似乎也在提醒普通的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可以通過雙眼，也可以手持放大鏡，甚至還可以架起高倍顯微鏡。

除了精讀，劉文飛也指明了又一條閱讀的明路：寫作者的高度，是由他的閱讀量來決定的；同理可得，閱讀者的深度，也是需要依靠他的閱讀量來支撐。譬如在《尤利西斯》面世前后，歐美文學中也不約而同地出現了許多意識流文學作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記》中對于主人公“地下室人”的潛意識的傳導，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對于安娜臥軌之前心理活動的描寫，又如別雷的《彼得堡》、伍爾夫的《墻上的斑點》、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和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等。作者與讀者的交替努力，共同匯成一道波瀾壯闊的意識流文學潮流。再如為了讀懂《雪國》的死亡主題，讀者需要了解川端康成其他小說《禽獸》《千只鶴》《名人》《睡美人》《山音》等作品中描述的死亡，需要了解川端康成在未成年時先后送別了父親、母親、奶奶、姐姐、爺爺以及他的幾位老師、遠親和朋友這樣的個人經歷，需要了解川端康成的自殺，需要了解日本文化和文學中的“物哀”傳統，甚至要了解女主人公駒子的名字與中國古代的蠶馬神話之間的聯系。

作為俄羅斯文學研究專家，劉文飛也時刻警醒自己——要提防那只讀一本書的人。于是，他開始以俄羅斯文學名著為支點，去撬動世界文學名著的杠桿。譬如文學中所謂“雙重人”的說法，最早源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發表于1846年的中篇小說《雙重人》；而在《哈姆雷特》這出戲中，哈姆雷特這個形象身上最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就是他性格的雙重性。再如，荷馬在他的兩部史詩中對戰爭和戰爭中的英雄所持的情感立場，構成了悲憫傳統的源頭，同時這種“悲憫”深遠地影響著俄羅斯文學，普希金的《大尉的女兒》中主人公格里尼奧夫是一名忠于沙皇的官軍軍官，可他卻因幫助過起義軍首領普加喬夫而得到后者的寬恕；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描繪俄國軍民戰勝拿破侖的輝煌勝利，可他卻要借助普拉東·卡拉塔耶夫的形象來表達他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博愛思想；在《靜靜的頓河》中，肖洛霍夫對軍官格里高利及其命運的同情也構成了這部史詩巨著的情感基礎。

讀是一種吸收，被讀是一種釋放。可是有的時候，讀也是一種釋放，因為讀什么、如何讀，已然構成一種生活方式，可以減緩甚至消弭生活的重擔，可以獲得前進的動力，可以實現人生的價值。有的時候，被讀也是一種吸收，因為對用心的作者而言，他們十分在意讀者的閱讀感受，他們樂意傾聽讀者的閱讀意見，他們迫切希望讓自己的下一部作品再上一層樓。聰明的他們深知他們吸收的是彌足珍貴的閱讀財富。